| 泉南著述 (概说) “八闽名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宋·乾道四年(1168年)知泉州事王十朋撰写此联悬挂在州衙门口，概括了历史上泉州人文著述之盛。（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十朋》） 唐代以来，泉州人文荟萃。自唐·贞元八年 (792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千一百多年，登科举、载志书的人物达到6000多人，其中进士2473人。贤才竞秀，学术、文章、勋业、气节 ，后先继踵，著述一类犹称为极盛。 计唐·泉州人士著作（包括寓贤），有志足征者有二十多集。五代·王氏闽国时期五十年间，著作也超过二十集。 缦胡之缨，化为青衿 在欧阳詹一批学子未走出省城，参与全国性选士考试之前，泉州一带人家，虽有山水禽鱼之乐，但文化教育不被重视，甚至被人讥笑。如唐·大历七年(772年)，李琦由华州刺史授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移建府学于城南兴贤坊，礼部员外郎独孤及为写碑记，竟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意思是说结麻绳戴斗笠的野人，开始穿上读书人的儒服。 这件事相当刺激当时一批胸怀大志的青年。正好常衮罢相迁任福建观察使，留意奖掖后进，倡导读书习文，大开闽地闭塞风气。泉州刺史薛播，带欧阳詹等上福州见常衮，常衮对欧阳詹特别赏识，比之为芝英。 在常衮的奖励下，当时泉州一群青年奋志力学，有时到莆田，有时在泉州，互相切磋、砥砺。他们在泉山石室读书时，林蕴写了一篇《泉山铭》，说明他们的志向和取得的成绩。 文章华国 由于他们的努力，加上常衮的推拔，欧阳詹声腾江淮，达于京师，建中、贞元间文词大振，瓯闽之间惟知有詹。贞元八年（792年），欧阳詹首登龙虎榜，“温陵甲第破天荒”，开八闽文教先河。 泉州从文风初开就不同凡响，欧阳詹赢得“文章华国”的盛誉。他和韩愈、柳宗元、李观、崔群等共同倡导古文运动，振起一代雄风；欧阳詹的文风被推崇“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可惜他过早去世，影响不如韩、柳等人。 继欧阳詹之后，登第者继踵不绝，有林藻、蔡沼、陈诩、邵楚苌、许稷；举明经的有林蕴、林著、林荐、林应，还有荐举而上者。继之又有盛均等人。 这一大批文人，大都有著作传世。因处山区海隅 ，传统因袭较少，发而为文章，如当地山川灵气，清新澄彻，尤以欧阳詹《欧阳四门集》最具代表性。 欧阳詹在文艺理论方面，有《自明诚论》，冲破时代局限，提倡一个“真”字，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李贻孙为《欧阳四门集》写序云：“君之文新无所袭，才未尝困。精于理 ，故言多周详；切于情，故叙事重复，宜司当代文柄，以变风雅。” 文人名士相率入泉 唐末、五代，中原纷争，泉州偏安一隅，中原官宦、高士相率南来，寓居泉州，并世居为泉州人者亦不少， 在泉期间亦有著述传世。其著名者如秦系、姜公辅、韩偓等。其著作不归于隐逸平淡 ，则抒发忧世伤时的感情。 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父子，更建招贤院延致之，一时名士济济，文风袭袭。进出招贤院的名贤，如黄滔、徐夤、崔道融、杨赞图、杨承休等，还有清溪场长詹敦仁，归德场长颜仁郁，各有诗文集传世。 易学 唐建中、贞元间，泉州易学的先驱秦系隐居九日山达25年之久，潜心研究《周易》，著《道德经注》，以《易》注疏《道德经》。这种研究方法与魏时王弼以《老》、 《庄》解《易》相反而同途。 诗词 前代因泉人著述之丰富和经世致用的伟绩，误以为泉州短于诗。实际上欧阳詹的诗、许谡的词，都在全唐诗占有一席之地。韩偓《香奁集》、《玉樵山人集》最具代表性。 收入《全唐诗》的当时泉州籍诗人的诗词有：欧阳詹349首，许稷2首，徐夤780首，詹敦仁7首，詹琲3首 ，刘乙1首，颜仁郁2首，王延彬2首；还有寓居泉州的秦系，有诗38首；入泉定居的韩偓，有诗300 多首。 《全唐诗》未收录，而工诗词的还不少。《泉州府志·文苑》载：许稷，工诗歌，尝为《江南春》3首，词甚绚丽，人传诵之。陈嘏，以词赋擅时名，宣宗很喜欢他所作《霓裳羽衣曲》，认为琬琰美才。还有王肱，有无题诗130首，辞多凄婉；以及康仁杰等。 许稷、陈嘏、欧阳秬 、谢翛、王虬、陈黯、黄曄、王毅、黄讷裕等皆有诗文集，分别载于《唐书·艺文志》、《闽大记》、《福建通志》。 宗教著作 唐、五代·佛教著作，有唐·南安梅山人义存大师著《语录》，保存在敦煌宝库中的唐招庆院释省僜撰《泉州千佛新著诸祖颂》，五代释静、筠著作的《祖堂集》 ，道家谭峭所著的《化书》6卷，都为世所推重。 小说 至于小说，五代王肱的《济状》已开始萌芽。 实用科学著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实用科学著作也随之出现，山区德化颜仁郁之侄化綵，著有《陶业法》，为瓷都创造第一部文献。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欧阳詹、蔡沼、许稷、盛均、秦系、姜公辅、韩偓、王审邽、王延彬、黄滔、徐夤、詹敦仁、颜仁郁、詹琲、王延彬、欧阳秬、陈黯、义存、省僜、静、筠、谭峭、颜化綵》、《泉南著述·泉山铭、香奁集、玉樵山人集、泉州千佛新著诸祖颂、祖堂集、化书、》） 宋代是泉州人文进入全盛的时期，建炎间南外宗正司又移于泉州，泉州地位上升为南宋的陪都。继唐·欧阳詹之后，有10人登亚魁虎榜，2人状元及第，10相辅治龙池；有进士860人，可谓济济多士。其中名宦乡贤、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政治家峥嵘拔萃，掀动时代波澜。 （一） 位居宰辅者，最重要的要有经邦济世之才，其为国为民辅政之措施，当然要见诸其著述。曾公亮，嘉祐间宰相，精于法令，又是军事科学家，主编《武经总要》、《英宗实录》；苏颂，元祐七年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制造水运仪象台，著《新仪象法要》、《图经本草》；吕惠卿，神宗朝参知政事，王安石罢相后代为执政，著《新史吏部式》、《县法》、《弓试》等；蔡确，元丰间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著《元丰司农敕令式》、《礼文》等；蔡襄，嘉祐间知泉州，写《荔枝谱》、《茶录》；梁克家，孝宗朝参知政事，拜右丞相，晋左丞相，封魏国公，著《诗文奏议外制》；曾怀，乾道间参知政事，代梁克家为右丞相，封鲁国公，有《文集》、《奏议》；曾从龙，宁宗朝知枢密院，有《奏议》、《诗文集》等等。 身非宰辅，而著述系军国大事、载之典籍的也不少。择其要者有，陈从易《中书制稿》、《西清奏议》，曾公爽《军政备览》，吕夏卿《唐文献信考》，石亘《汉唐名臣奏议》，刘敏求《律令新书》，李文会《中兴十要》，陈一新《奏剳论议》，庄夏《典故备志》，洪天锡《经筵讲义》等。这些著作都关系国家治乱，或直陈其事，或记史资治，表现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 （二） 宋代，汉族的思想文化出现一次大变动。在理学创始人的倡导下，出现一个讲求接近平民的普遍性的世界观，在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一套关涉人生、权力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学说，造成很大影响。 南宋时期，讲学之风更盛，从在私人寺庙讲学，逐步建立独立的书院，并在政府官员协力下，进入州学和太学。在理学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与这个学说相配合的社会改革制度，如适应于官民关系改造的义仓、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参考陈国仕编《丰州集稿》P810—812） 当时，理学绝非一个被朝廷立为唯一正统的思想体系，只是部分地得到政府肯定。它的传播主要是在民间展开。 这阶段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清后期泉州人陈步蟾《闽学源流考》云：“昔者明道程子送杨文靖而叹曰：吾道南矣，是濂、洛之学又衍于闽，其源正也。夫文靖再学于伊川益恭，一传而为潜思力行之罗豫章，再传达室而为充养真粹之李延平，又传而为朱子。朱始学于藉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登第后为同安主簿，徙步谒愿中于延平。精思实体，所造益深，而闽学于是大著。此所以绍勋华之命脉，接孔、孟之薪传，实为敌派，后之人为小孔子，不诚然哉！”（转引自陈国仕编《丰州集稿·卷12》） 南宋·朱熹出生于尤溪，但青少年时代却在泉州度过。其父朱松，南宋·绍兴初任石井镇监，朱熹曾随父至任所。朱熹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年登进士第，二十一年（1151年）任同安县主簿，广交父辈好友如傅自得、陈知柔等，并与当时一些青年辈如傅伯成、傅伯寿、许升、王力行、吕大圭或交游论文，或延招讲学。泉州各县都有朱熹讲学处，一时文风大盛，世称朱子过化之地。他在哲学思想上，从二程学说出发，批判地继承各家之长，形成完整的理学体系，集理学之大成，风靡全国。 泉州闽学派研究易学的著作有：陈知柔《易本旨》、许升《易解》、吕大圭《易经集解》、邱葵《易解疑》等。 研究经典的著作有陈知柔《春秋义例》、《论语后传》、吕大圭《春秋或问》、杨寅翁《书经解》。 泉州任职的高层官员也有不少接受了朱熹及其他理学家的思想，13世纪初任任泉州知府的真德秀即为其典范。清后期泉州人陈步蟾《闽学源流考》云：“真西山（真德秀）大儒，仁于泉州，未竟其因，而所著之书，皆有关于心性治术。”（转引自陈国仕编《丰州集稿·卷12》） 虽然，理学在它形成时，已经充分地表现出以心性修养来压制“利”、“欲”，忽视地方性开放经济环境营造的倾向，但是，基于实际需要，当时的理学家还能对“理”和“利”进行综合。如真德秀，虽然曾专门著文阐述反对“利”、“欲”的观点，并在许多场合提出用“劝农”、“谕俗”来改造泉州商业主义盛行的社会，但在当时情况下，泉州商业并不被政府排斥，因为它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至如真德秀，在一些正式场合，也需鼓励商业发展，这从他历次对市舶祈风的直接参与可得到明证。更有甚者，真德秀竟曾因“番舶畏苛征”而“首宽之”（《宋史》本传）。 还有受二程、朱熹影响的一大批理学家，也各有著述。 （三） 宋·泉州著名的史学家和著作有曾公亮《英宗实录》30卷、《武经总要》，吕夏卿《唐书直笔》，梁克家《中兴会要》200 卷，傅伯寿《高宗实录》500 卷、《孝宗实录》500 卷、《光宗实录》100 卷，傅度《文编史说》，庄夏《国史大事记》1O帙、《典故备忘》，杨景隆《春秋汉唐通鑑史志解》，吕中《皇朝大事记》、《宋朝治迹要略》14卷，李沈《续通鑑长编分类》18卷，赵王缶《纲鑑便览》、《宋史集要》，李沂《帝王纪年通录》，吕夏卿《唐兵志》；有关省、府、县志，有梁克家《三山志》，苏忠慕《曲江志》，黄岩孙《仙溪志》，李清馥《清源述志》；其他各分类志，有吕惠卿《建安茶用记》。 著作家曾慥著《类说》，为丛书之祖。 （四） 属于文艺评论之类，有陈知柔《诗话》、赵彦慧《春台诗话》、李祯《梅苑谈艺》、林之濬《续评瀛奎律髓》等。 宋代著有诗集的有刘涛《灵泉山人诗集》，钱熙《拟古乐府》，黄薮《诗文集》(其中《皇朝受命赋》万余言很著名)，胡靖《诗文集》(其中《弩牙》等十赋很著名)，郭咸《拙庵杂咏》，谢伯景 (初)《诗文集》 ( 为欧阳修称赞，其妹谢希也有诗名 )，陈知柔《诗骚古赋杂著》，谢文龙《诗文集》，谢履《双峰诗集》，苏随《诗集》，许当《诗集》，林棐《诗文集》，黄冠《诗集》，傅倘《诗文集》，王凯《虚凝居士诗集》，赵不慢《和古今梅词千首》，吴罔《诗集》六卷，赵公逮《乐府诗集》，江致尧《诗文集》，黄万顷《诗文集》，林外《孏窠类稿》，黄宙《诗文杂著》，陈世德《殖轩诗集》，杨寅翁《诗文集》，陈宗道《诗集》，孟少翁《诗文集》，吕椿《诗文集》，李缜《梅花百咏》，徐玑《泉山诗稿》，翁定《瓜圃诗》。其他陈景温、陈机、卢瞻、庐应时、崔唐臣、邱崇、尤台、杨少阳、陈权、黄止、陈必敬、陈沚、陈沼、梁公护、林德秀、庄惠龙、杨偶等50 余家都有《诗文集》。选入《千家诗》的蔡确11首、林外1首、林洪3首，数量不多，但影响很大。诗人选辑的诗集，宋有曾慥《百家诗选》。 还有和唐宋八大家互相比美的一大批文学家，都各有著述。 （五） 有关航海和治海的著述，宋代有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著《诸蕃志》。 （六） 宋·佛教著作，有释子琦、本观《语录》。道教著作如吕惠卿的《道德真经注》4卷、《庄子解》10卷、《中太乙宫碑铭》，曾慥的《道枢》42卷、《至游子》2卷、《集仙传》，留元刚《云峰入药镜序》，刘骥《老子通论》2卷，陈权《道德经注》，黄址《南华真经解》等，都闻名于世，影响深远。 （七） 中原汉人自秦汉就开始来到泉州，至西晋末年八姓入闽，带来了四世纪的中原河洛官音。当中原板荡之际，社会变化急剧，语言失去了它的稳定性，中原地区原来的官音已经变化，这种变化了的语言反成了汉语的代表。而处于闽南海滨的泉州相对稳定，代代相传，把四世纪的河洛古汉语基本保存下来，泉州方言反而变得难懂，当官者常因语言不易懂而阻碍升迁要职，读书人影响其科举考试，农工商贾因语言难通而影响交流。为了解决泉州方言与中原语音沟通的困难，研究泉州古音韵的学者相继出现。宋代初年距唐代是很近的，而宋初南安人刘昌言 ，已经由于语言难懂而受到一些大臣的排挤。所以对泉州方言和中原声韵的研究，宋代后期就已开始，有文献足征的，如吕科《唐史音义》，陈知柔《诗声谱》，邱葵《声音既济图》。 （八） 这一时期的著作丰富多采，不完全统计就有四百一十二集、三千二百多集卷。很多达到最高水平，如按《新仪象法要》创造的“浑天仪”和“水运仪”，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入门两侧，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的文明。《武经总要》、《诸蕃志》都陈列在博物馆内，显示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蒙古人的铁骑踩入福建，元世祖忽必烈进而统一了汉族在南方的南宋政权控制地区。元代建立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特殊形态，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结合出现。在泉州一带，三家养一个元兵，合用一把菜刀。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愿做元朝的官，有的转入经商，学术风气大衰。 九十年间，廖廖不多的著述也只是经义的注解， 如邱葵《周礼补亡》、傅定保《四书讲稿》。但也仍然有引起世人重视的汪大渊有关航海的著述《岛夷志略》。分类志有释大奎《紫云开士传》。 元代，文风不振，出仕者少，而留世也有可观。如卢琦《圭峰集》；元朝灭亡以后不肯降明而殉节的王翰，著有《友石山人稿》；释大圭，和尚，能诗，而高于当代，著有《梦观集》；还有孙彦方、赵希直、蒲仲昭、陈信惠、杨相孙、庄震、杨立等皆有《诗文集》；此外还有蒲寿晟，号心泉，阿拉伯人，居泉州，学习汉文化而有成，著有《心泉学诗稿》。 明王朝建立后，解除民族歧视，恢复生产，休养生息，读书之风大盛，应科举入仕途者超过前朝。登进士者600余人；三世进士3家，父子进士33家，祖孙进士22家，兄弟进士24家；入阁尚书7人；牌坊林立。 统计明代泉州人著作，约1100余部，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泉州人的著述成为明代思想学术文艺运动的轴心。 易学 明代，在宋、元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的理学骤然发生很大改变。明朝是在驱逐蒙古族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为把民众的思想统一到一个正统的意识形态中来，明统治者把孔、孟之道及其继承形态的理学推崇为正统的治国纲领，承袭唐朝的科举制度，又把朱熹的四书五经之学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在明初的半个世纪，除重印四书五经外，朝廷直接组织了大量理学著作的编辑、出版，推崇程、朱理学，使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明代后期，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程、朱理学僵化，意识形态上假道学充斥，所谓“谈道无真”。为寻求突破，嘉靖年间（1522—1565年）明代思想文化一时出现了一个王阳明心学的支配时期。在政府压迫人民的情景中，王阳明主张个性解放，企图在理学一统天下的纲常伦理中解放出来，重新启蒙民智。 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在全国范围内程、朱理学似乎陷入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时代，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本来十分强调个性解放和人文多元的泉州地区，却已经深受明初理学文化的禁锢，反而出现理学研究高潮，尤以《易》学影响深远。有明一代270多年，易学家七八十人，著作流传120余部。 其主要代表，是蔡清及其徒陈琛。清后期泉州人陈步蟾《闽学源流考》云：“有明一代，若亚江之蔡文庄（蔡清），发明心学，与其徒陈紫峰（陈琛），精深理奥，皆能阐明圣道。”（转引自陈国仕编《丰州集稿·卷12》） 以蔡清为代表的正统易学，突破前人藩篱，著有《易经蒙引》；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有28人在开元寺结社研究易学，誉称二十八宿。当其时，“天下言易，皆推晋江”(蔡清系晋江人)；成(化)宏(治)间士大夫谈理学，惟清（蔡清）尤精诣。后学如林希元著《易经存疑》，陈琛著《易经浅说》，苏浚（苏濬）著《易经达说》，著名的还有王宣、易时中、赵逯、张岳、傅夏器、李廷机、郭宗磐、林欲楫、林孕昌、许獬等人，至崇祯间，犹有蔡鼎著《易蔡》发其余微。 蔡清《易经蒙引》、林希元《易经存疑》、陈琛《易经浅说》、苏浚《易经达说》 是当时泉州诠注《易经》的四部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简称“蒙、存、浅、达”。清· 同治十三年（1874年），黄贻楫中探花后为北京泉州会馆题词，写下对联“清、紫、葵、罗锺间气，蒙、存、浅、达有遗书”，悬挂于会馆大厅，将“蒙、存、浅、达”与泉州四大名山清源山、紫帽山、葵山、罗裳山并列。 陈琛《河桥清饯图诗序》曾用上古的元气学说解释泉州一带的社会历史：“余尝阅古今英伟奇杰之生，知天地有至清之气，周流运转，无处无之，第其积而发之人也，先后迟速异耳……吾闽与蜀及岭南百粤，则又夷之极远而不数者也。迨汉而唐而宋以迄于今，则兹数邦人物之盛何如哉！岂非天地至清之气磅礴郁积至久而始大发欤！”用的虽是一种元气学说，但表现出对上古礼教在闽、粤迟迟“不发”的关注。陈琛的本土文化中心主义，在当时并非少数人的论调，而是广泛反映了明朝汉人学者“克己复礼”的理学社会史观。 通过官方推行，理学所倡导的社会实践，如明代惠安知县叶春及《惠安政书》中全面提倡的适应于官民关系改造的义仓、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社会事业，在泉州民间被普及为正统行为和社会规范的理想模式。 另一支即李贽的《九正易因》、《老子解》，更接近实践， 在道德规范方面，提倡平等、自由，尊重个性，把假道学撕得体无完肤。在明代泉州的易学研究中，从“蒙、存、浅、达”至《易蔡》作者，都是尊崇程、朱之学，唯一受王阳明学派影响而独树一帜的是李贽。 有明一代，最为卓立高标的首推李贽（李卓吾）。他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进步思想家，著作数百卷，有《焚书》、《藏书》、《史纲评要》等。他批判假道学，树立《童心论》，继承唐·欧阳詹《自明诚论》，提倡“真”字，震聋启聩，使一切假人、假事、假文黯然失色，而被指斥为“异端”；又评点《水浒》、《西厢》、《拜月》等杂剧、小说，开文艺批评之境域，强调杂剧、小说的社会功能，促进文艺之发展，掀起明代中叶的思想革命和文艺革命。天下争相刻印，非卓吾之书不快! 面对着时代需要，泉州的易学研究向文武双向发展，阐述义理，演著兵法，改变文风，各放异彩。文的有王宣的学生王慎中。武有赵本学、俞大猷，演易入兵法，用之卫国干城。俞大猷有《续武经总要》、《洗海近事》、《兵车操法》等著述。《洗海近事》是巩固海防、组织海军的雏型，值得重视。有关航海和治海的著述有张岳《安南图经》 。 研究经典最有代表性的，是蔡清《四书蒙引》、陈琛《四书浅注》、林希元《四书存疑》、王振熙《四书达解》四部诠注《四书》的著作，也简称“蒙、存、浅、达”。这四部研究 《四书》的专著，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起，当年都是天下学子研读先贤典籍、蟾宫拆桂的必备之书。 此外，尚有苏浚《四书达说》、史于光《三礼经传》、黄光升《读诗蠡测》、李贽《四书评眼》、李廷机《四书垂世宗意》、郭伟《四书集说发明》、郑维岳《大学存古》、李光绪《四书千百年眼》、林孕昌《春秋易义》等。 清·大学士李光地《重修泉州府学记》说到：“泉在前代，文章科名为天下蔚。学者谈说，至今艳之。……夫泉僻处滨海，为九州风气裔末，然虚斋（蔡清）以经解，锦泉（傅夏器）、晋江（李廷机）以制学业，李贽（李卓吾）以横议，天下皆靡然宗之。则岂非世道学术之高下，占诸吾泉而可知欤？”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朱熹、蔡清、陈琛、陈步蟾、陈国仕、林希元、苏浚、张岳、傅夏器、李廷机、郭宗磐、林欲楫、林孕昌、许獬、蔡鼎、叶春及、李贽、欧阳詹、王慎中、赵本学、俞大猷、》、《泉南著述·易经蒙引、易经存疑、易经浅说、易经达说、易蔡、九正易因、焚书、藏书、史纲评要、续武经总要、洗海近事、四书蒙引、》、《泉南著述·郡邑志乘·惠安政书》） 古文辞 自宋元至于明，泉州理学迭兴，而善作古文辞的也不下百家。以明代而论，有傅夏器、李廷机的制艺。 夏器号锦泉，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会试第一名。考试文章一出天下争传，自有考试之文没有这般盛况。何乔远为《锦泉 傅先生文集》作序，称其文“沉理吐丽，苍然郁然。尤陶铸于六经，而型范于群儒”。吴下名贤如吴伟业、周茂源等都为其作序。周茂源《序》赞扬夏器“名德重乎五岳，文章炳乎三辰……窃以为有曾子固之风。然子固有不作诗之憾，而先生之诗学，又复温而且栗，足为后世津梁，岂不视曩贤为较胜也。” 然最突出者首推王慎中，其功业甚伟。因为诗文到了明代，“台阁体”盛行，文坛充斥点缀升平和歌功颂德的辞章；接着复古派取代了“台阁体”一派，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盲目摹拟古人，造成文坛更大的危机。王慎中力挽危澜，提倡文崇唐宋，打开复古派统治的缺口，成为“二百年来中兴之文”。 诗词 明代理学大盛，诗词性灵不免受些影响，致使有闽人不能诗的偏见。但历代以来，名篇佳作响声腾起，声闻全国者有之。如清·乾隆《泉州府志·艺文》云：“至闽人有不能诗之诮，谓其于韵学未工。而溯唐以来，泉之以诗名者指不胜屈，吴楚诸名士或未能过之。笋水濯波，朋山绚彩，不亦秀气所钟欤 !” 明代，学术研究与诗文著作往往兼而有之。比较著名于诗词创作的有：朱梧《琬琰清音》，朱汶《碧谭诗集》，陈鸥《忘机诗集》，江一鲤《草堂诗集》，黄大木《紫云诗集》，林应琦《河洛遗音》，黄克晦《吾野诗集》，史继偕《怡云草》，丁启濬《哲初诗集》，蒋德璟《使淮诗》、《使益诗》，傅启光《纪行诗集》等，其他有诗文集的不下百家 ，有的组织诗社，来往唱酬。女诗人郭解卿、苏姒卿、潘燕卿均有诗集。 诗人选辑的诗集，明有李廷机《李杜诗选》、《评选草堂诗余》， 苏希栻《杜诗全集注》、《骚赋类草》，李光绪《杜诗注解》，黄景昇《读诸家诗评》。 明清易代之际，泉州由于是郑成功抗清和复台的基地，出现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有的直抒胸臆，发而为诗，激扬慷慨；有的为歌颂这些人物的英雄壮烈，发而为诗，沉郁悲怆。这种豪情沉郁的诗篇，在清初其他地区是少见的。郑成功的诗，就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从另一方面反映这一背景的还有释如幻的《瘦松集》。 戏剧、小说 戏剧和小说的创作，历宋元明时代，泉州商业如此繁荣，适应市民需要的戏剧、小说创作，竟未结出硕果，为数不多。 梨园、高甲的表演，大多使用传统剧本，或移植外地创作，奇花独秀者，唯《荔镜传》一种。 言情小说唯明初无名氏著《丽史》一篇，历史和艳情交融，描绘和诗文穿插。 更何况，李贽为小说、杂剧如此疾呼鼓动，而不在家乡引起共鸣，这还是值得探讨的。 史学 明·泉州著名的史学家和著作有张岳《宋名辅事业》、《历代兵鑑》，梁怀仁《明朝功臣年表》，黄光升《昭代典则》12卷，俞大猷《洗海近事》2卷、《征剿古田事略》1卷，李贽《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许天琦《读宋史断》，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4卷、《嘉靖大政编年纪》2 卷 ，杨道会《史纲节要》，李廷机《汉书要删文粹》6卷、《通鑑节要》12卷、《汉唐宗名臣录》5卷、《宋贤事汇》2卷，王有麟《百将传补遗》，张潜夫《十七史撮要》，蒋德王景《中兴一统镜》1卷 ，黄景异《馆阁旧事》2 卷、《国史难疑》10 卷，韦际明《东西汉书》2 卷，林希元《大理寺志》，张汪《地图经传》，朱一龙《一统舆图广略》。 文献集成有何炯《清源文献》。 有关省、府、县志，有何乔远《闽书》，陈让《邵武府志》，黄凤翔《泉州府志》，黄文炳《平乐府志》，黄云蒸《陇州志》 ，林乔南《梧州志》，林于训《崖州志》，李熙《江右通志》，林希元《钦州志》、《永春县志》，傅凯《南安县志》，张岳《惠安县志》，陈家策《绩溪县志》，曾畋《永阳郡县图志》，林时中《夏津县志》。 其他各分类志，有何乔远《狱志》、《膳志》，傅浚《铁冶志》，黄居中《文庙礼乐志》，黄汝良《乐律志》，李伯元《青阳志》，洪朝选《江洪信地记》，郑大郁《边塞考》，苏茂相《临氏宝镜》，黄景昇《馆僚十志》，林孕昌《泉山小志》，李光缙《景壁集》，骆廷炜《天柱山志》，黄文熠《九日山志》、《南台志》，吴载鳌《记荔支》，丁衍夏《三十六洞志》，林元源《八闽名山志》。 海外志、外国志 ，有张岳《安南图经大略》，苏濬《安南志》，邓钟《日本高丽图记》，黄煜《环海内外篇》。 道教著作 明代泉州人的道教名著有：汪旦《道德经注》、《黄庭经注》，赵建郁《参同契释》，李贽《老子解》2卷、《庄子内篇解》2卷、《易因》2卷，陈用宾《悟真篇注疏》、《还真大旨》、《大道指南》、《道德经契心录》，郭宗盘《老子解》4卷、《庄子解》4卷，周茂中《黄庭经注释》、《参同契注释》、《悟真篇注释》、《感应篇注释》，苏希栻《庄子注抄》4卷，李光缙《南华肤解》，郑字明《阴符经注》1卷、《道德经注》2卷，黄乔栋《老子解》，韦际明《南华经注》1卷、《儒道释考》3卷，吴载螯《阴符经运灼》，戴亮策《老氏骊珠》、《南华知知解》，林欲揖《道德经注》2卷，陈洪壁《参同契解》，洪天馨《参同契解》、《悟真篇解》，陈荣选《道德经解》、《南华经解》等。 清兵入关，明社覆没，南明烟消。郑成功雄踞金、厦，抵抗清兵，船队直入长江，薄金陵城下。清廷震惊，加强对东南的镇压，当郑成功挥师东渡收复台湾后，清廷即厉行迁界。泉州一带是郑成功的势力范围，对郑成功支援最力，故所受镇压也最残酷。在这种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耻于事清，故清初出仕者少。 虽然洪承畴在顺治年间，对清代统治的典章制度，制定了许多 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政策，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满州贵族对汉族的统治和压迫。康熙时代，特别是在台湾统一之后，东南实行复界，百姓复归，生产迅速发展。加上当时一些大臣，如宰相李光地、靖海侯施琅、内阁学士富鸿基等都是泉州人，诱掖鼓励，登科举者渐多。计有清一代登进士者250名。 （一） 李光地的学术研究,更重要的还是在开一代朴学之风。李光地著作宏富，有专著30多种，包括四书、五经、天文、历算、兵法、韵律等方面。 朴学的意思是质朴的治学方法。最初见于《汉书·儒林传》，因为这是汉儒的治学方法，故又称汉学；后世因称汉学中的古文经学派为“朴学” 。这一学派的治学，注重对经典著作中的名物训诂考据。 对汉人而言，清朝入关立国，与元朝一样，是外族统治的又一轮周期性复归，汉、满民族关系处于紧张矛盾状态之中。为维持其统治，清朝除残酷镇压汉人的反抗外，还从精神上打击汉人的反抗意志，文化上不得已采取高压和利诱并重的策略。 一方面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著书、讲学、收藏进行钳制，实行告密与屠杀，甚至严禁订盟结社，投刺往来，接着便发生了一连串的文字狱大案；即使在广泛收集散佚书籍，汇编《四库全书》的时候，清廷也没有忘记下令烧毁不利其统治的书。据《清朝全书》记载，仅兵部报告就烧了24次，538 种，共13862 部。 另一方面，在满清政权建立后，采用怀柔拉拢策略，对一些明室遗民，诏举山林隐逸、博学鸿词，开明史馆，以示宽容；吸取元朝蒙古族统治的经验，重视汉族的政治思想，尽其所能地吸取、提倡汉人文化，把程、朱理学推崇为治国大纲，与八股取士相结合，禁锢人们的思想 ，打击“经世致用”之学，使宋、明理学出现一个复兴时代。 最高统治者也意识到要以少数满人来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是不可能的，除采取以汉治汉外，统治集团也须掌握汉文化。顺治帝不但力学汉文化，而且精通。康熙自言，他“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小休。老髦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康熙专崇理学，因为理学是为封建纲常服务的。朱熹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 ，父传子继，道之经也。”而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忠君。康熙十二年（1673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1712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 ； 在选用大臣时也多选用理学名家。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既要回避文字狱的浩劫，又要继承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于是便导引出古文经学的训诂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这就是所谓“朴学 ”(即汉学)。从校订经典，扩大到史籍、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和典章制度。 这种朴学的出现，实际上是康熙皇帝的圣意，通过李光地导引，而李光地又躬身力行之。推波助澜到乾隆、嘉庆年间，已学风大盛，形成“乾嘉学派”，分为以惠楝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 李光地的理学研究和忠君的思想表现，为康熙所赏识而入阁。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谕光地校理《御篆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理性精义》等书。李光地深知康熙的用心，而他对理学的理解 ，正和康熙一致，所以有些“御纂诸书”多出于李光地等人之手。李光地奉命纂修的《周易折中》，其大旨虽与程、朱二家有出入，而所阐明义理可以与程、朱互相印证，有异同而没有背逆的道理，并用之于治国安邦。康熙帝因赐额“诵诗闻国政，演易见天心”。 李光地除在全国范围内致力于朱熹之学的复兴、广泛散布理学原理外，在泉州也帮助修复学府，兴建书院，在家乡安溪县湖头确立乡约，为李氏家族制定家族规范。李光地一生的追求，是要把圣人之道延伸于一般民众之间。以故云：“圣人非无过，有过而改，方是可为千百世法。若圣人必定要无过，天下后世人，皆要学圣人无过，则圣人果难学，儿童文过者更多矣”（《榕村续语录·卷8》）。在《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中，李光地的论说大多集中在上古之礼、孝、道、治、家等概念上。他的生平要旨就是：志、敬、知、行。这就是要自下而上、从下层到上层、从个人到社会，营造一个知行合一的秩序。 清·泉州研究《易》的，最重要的是李光地著《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象》十二卷。李光地在他为官的几十年中，著述有几十种，除上述之外，关于经学训诂的还有《周易观象大旨》、《尚书七篇》、《诗所》、《春秋稿》、《孝经说》、《洪范说三种》、《古乐经传》、《四书解义》、《解义三种》、《大学古本》、《中庸余论》、《榕村韵书》、《榕村讲授》、《讲授劄记》、《二程遗书》、《朱子礼纂》、《语类四纂》、《礼记改定篇目》，等等。 李光地《榕村全集》还收集大量科学技术著作，如《握奇经注》，介绍中国兵法之祖《握奇经》体现的黄帝时运用的兵法内容；演述天象地理的《历象本要》、《星历考原》；天文数学《历算合要》、《知数识义》、《记浑仪》、《记四分术》等；还有与清初数学家梅文鼎合著的《三角法举要》、《弧三角举要》、《笔算》、《堑堵测量》、《环中黍尺》、《历学骈技》、《交食蒙食订补》，7种28卷，内容包括整数、小数、分数、四则运算、开平方、开立方、平面三角几何、立体三角几何、天文历算等基础知识和综合应用数学。 除李光地外，泉人见于《四库全书》的，还有李光坡《诗经测义》、《周礼述注》、《仪礼述注》、《礼记述注》，吴映《周易会辑》，李钟伦《周礼训纂》，张星徽《孝经集解》，庄履丰《古音骈字》、《续编》。见于《泉州府志》的还有：王命岳《杂卦牅中天》，王梦弼《四书名物类纂》、《春秋类纂》，陈宝钥《春秋遵惧篇》，李登卿《尚书述答》、《禹贡典》、《广孝经》，富鸿基《日讲四书》，陈允锡《十三经解》，蔡濬孕《汇篡四书征》，李鼎征《四书集说》、《易经集说》、《中庸待绎集录》，王之珂《占毕音学》，陈迁鹤《论易》、《尚书私记》、《毛诗国风绎》、《春秋纪疑》、《小学疏义》，蔡方升《易解参考》、《春秋四传折衷同异》，李钟侨《诗经测义》、《尚书典谟》、《周礼天官》，李钟旺《周官剳记》，李天宠《六经疏注》，李光北《春秋大义考订》，世拱显《四书管窥》、《诗经辑要》，李清植《仪礼纂辑录》，黄中球《六经法言》、《駢校汇典》，邓启元《周礼考注》、《礼记注》，翁必旭《四书会考》、《五经要解》，黄国仪 《四书集说》、《易经集说》，张际盛《春秋传注》、《礼记约解》，陈可远 《大易参订》、《周礼训解》、《礼记定本》，黄永《五经发明》、《五经指南》、《春秋窥豹》等数十种。以上著作不一定都是朴学研究的方法，有的仍是宋代理学研究的遗风，姑且列目， 以观研究者之盛。 李光地秉授康熙旨意，推行汉学研究，虽束缚了思想领域的发展，使多少学子白首穷经，但在避免因文字构成的祸端的确起过作用，尤其是在福建因反对满族入侵斗争最烈，虽被镇压了，清政府仍严加防范的情况下。但泉州人的著述，除李光地彪炳史册外，未能形成一种学派，与“吴派”、“皖派”并立，说明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略差一筹。 （二） 文辞首推清初林嗣环。林嗣环号铁崖，顺治间历任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分巡琼州道兼理学政。他博学能文，一时海内名贤都折节订交。宣城施闰章为他的《湖肪集》作序云：“铁崖奇人也，为文章光怪百出，宁骇俗毋尤人，其垒坷郁积不平之气，直欲排山裂石霹雳声。”嗣环也自称，除非乡先辈李贽，此外无人可以类比。 （三） 清代统一中国后，社会逐渐稳定，生产逐步发展，一些明代遗民也逐渐消失，即使出生明代末年的人 ，也不存在民族气节的问题了。一些反映生活、崇尚自然的诗篇相应出现。这段历史时期成就较大的首数丁炜 ( 其女儿丁报珠也能诗)，有《问山诗集》、《涉江集》、《紫云词》，其诗选入《清诗钞》。其他较著名的有粘本盛《 滇试诗集》，黄目祚《迩园集》、《豫游吟》、《北游吟》，王梦弼《梧吟集》 ，林 嗣环《湖舫存稿》、《回雁草》、《铁虱诗》，陈宝钥《吴越游、楚游、秣陵游、蜀游等纪诗钞》，陈孙惠《宫词百首》， 陈允锡《三征草》、《天心草》，施世纶《 浔江诗草》、《倚红词》、《南堂诗钞》，施世騋《东园诗集》，陈俞侯《慎蜀草》、《栾社诗草》，陈万策《近道斋诗集》，洪科捷《诗文集》，杨凤翔《饶阳词令》、《匡叟游吟》，蔡起《 道情篇》，傅为霖《旸谷诗集》，郑缵祖《雪泥编诗集》，倪鸿、范五县《名胜诗》各一卷 ，施宪章《紫帽山人诗》，王天庆《春江集诗》等百余家。诗人选辑的诗集，有陈允锡《宋元金诗删》、《古诗删》、《唐诗删》、《明诗删》。 （四） 清·泉州著名的史学家和著作有陈允锡《史纬》330卷，万正色《师中纪绩》，苏缵廷页《历史世系编年》4卷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文献集成有柯辂《续清源文献》，陈国仕《丰州集稿》；有关省、府、县志，有清张元路《台湾志》，贯道恭《广东通志》，林嗣环《岭南纪略》，黄广《肇庆府志》，储擢《雷州志》，陈允锡《江南通志》、《凤翔府志》，林逢泰《三水县志》，李正曜《南靖县志》，林云程《闽中摭闻》，王钟鸣《庄浪县志》，黄廷昌《大田县志》；其他各分类志，有许元恒《三十六洞考》，王士让《学校》，释海印《雪峰志》，李叔元《南宫备志》(婚封礼仪)、《鼎湖识》 (大丧服制)，陈綮仁《闽中金石录》。 （五） 有关航海和治海的著述，有黄伟《海眼存集》、朱一龙《游海梦谈》、邓锺《筹海重编》、黄煜《环海内外编》、郑缵祖《海外文章》、潘鼎珪《安南纪游》、陈伦炯《海国见闻录》、林君陛《舟师绳墨》等。 （六） 因上层道教衰微，地方世俗化的民间道教盛行，泉州人研究道教的著作就不多了。可言者有：陈年《阴符经解》2卷，王命岳《感应篇引经征事》2卷，黄志美《金丹指南》，李光地《阴符经注》2卷、《参同契章句》、《鼎符》，蔡起《道德篇》，黄煜《修真要言》，李日升《读老牖规》等。 （七） 研究泉州古音韵的，明清有林霍《沧湄学韵》、《双声谱》，曹云从《字韵同音便解》，富中琰《韵法指南》，富知园《闽音必辨》，许崇岭《官话教语集》，蔡鸿儒《晋水常谈录》，庄俊元《里言征》，佚名《汇集雅俗通十五音》 ，而以黄谦《彙音妙悟》最为重要。 （八） 道光以后，西洋炮舰打破闭关自守的国门，帝国主义相继侵略中国。 鸦片战争期间，有民族气节的官吏， 对投降卖国的败类无情地给予揭露和谴责，表达了抵抗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御史陈庆镛的《申明刑赏疏》，是一篇震动朝野、天下称快的疏文。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事日非。有志之士寻觅救国良图，布衣而忧天下事的晋江人丁拱辰著有《演炮图说》，是自然科学方面有高见卓识的兵器科技著作，道光皇帝赞他“矢志同仇，留心时务，可嘉之至。” 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割台湾，又有八国联军入北京，爱国志士披肝沥胆，发为诗篇，凄怆惨怛。前者有苏廷玉后裔举人苏镜潭的《东宁百咏》，后者有状元吴鲁的《百哀诗》，以诗代哭，表达爱国豪情。 清代末年，社会动乱，龚显增、林验、吴增、苏大山等均有伤时忧世的诗章，即《薇花吟馆诗存》、《半邨诗集》、《泉俗剌激篇》、《红兰馆诗钞》。 （九） 清代泉人著述800多部，大都和时局相关。移居台湾的泉州人，有关台湾的著述也不少，是开发台湾、研究台湾、捍卫领土完整的重要文献。 历时一千多年，泉州府地以及各县县志若断若续，宋二志、元二志均已不存，仅存者明·万历和清·乾隆两部府志。清·乾隆二十六年以后又未曾续修，故艺文典籍诸多残缺。 宋·嘉定初年修纂《清源郡志》，继而李方子辑《清源文集》，知泉州真德秀为作序。说明志以纪事、集以载言；志存其大纲，集著其纤 悉；志是经，集是纬，可以互相补益。虽然山川、封域、人物、风俗都已记载，但名卿巨儒之论述，骚人词客之赋咏，散见于国史或私乘； 一些碑碣、楹联，可以证实贤才之众多、风物之盛丽，但不能一一载入志书，殊为可惜。李方子因网罗收集诗赋杂文700余篇，合为四十卷，并附《岛夷志》。他评价此书，凡前贤故老德行学术之可师者，都是符合规矩法度的。《清源文集》早已不存，不知所收集的保存下来有多少，但可以肯定在乾隆《泉州府志》艺文志中也散佚不少,，如《岛夷志》就不载志中。 乾隆《府志》有感于此，在凡例中强调说，泉郡人物自唐宋以来，理学儒林、名臣循吏、忠孝武功、文章气节，以及闾里淑修、岩阿逸老、百家绝技，后先接踵，甲于闽中。如果编录过严，难以备国史之采征，所以广为搜集，凡旧志所未载者都补编收存。但就艺文志所收入者观之，一些重要著作并末收入，如唐·许稷《闽中记》、五代·释静、筠《祖堂集》、刘乙《清异录》、宋·庄季裕《鸡肋篇》、 曾慥《集仙传》、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明·李贽《史纲平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何乔远《名山藏》等均未收录，张瑞图空白不载，至于乾隆以后更未及记载了。 所以统计泉州人士的著述，即以这样不完整的资料为依据，计950家，著作2400集。散失未统计在内的，家秘不传的，当有数百集。按经、史、子、集、杂分类，约为经类760多部，史类400多部，子类320多部，集类710多部，杂著200多部。 清·乾隆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计收入《四库全书》的有3461种、79309卷，存目的有6793种、93551卷。其中泉人著作115家、164种（入库73种，抄存卷目91种），约占四库图书总数的百分之二。按经、史、子、集四类分，经部25家、37种，史部34家、38 种，子部26家、37种，集部44家、52种。按朝代分，唐4家、5种，宋25家、29种，元5家、5 种，明61家、84种，清20家、41种。 《四库全书总目》中泉人著作的统计，所指的泉人，比《泉州府志·艺文》的泉人稍宽。即按明·何炯《清源文献》旧例，包括泉州府属之乡贤缙绅，如欧阳詹、曾公亮、李贽、李光地等；诞生于泉，或父祖为泉人者，如王曾、韩琦、陈瓘等；其本人未家于泉州而子孙涉居于泉州者，如傅察；寓泉而家者,如韩偓等。 《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文献大词典”，但由于民族偏见、时代局限、囿于见闻等原因，竟以其统治阶级的目的而决定书目的取舍，造成历史文化的一大缺憾。乾隆皇帝命纪昀主持编篡《四库全书》，一方面为充实内府图书，令各省都督、抚台购访遗书进呈； 另方面借此查禁民间流传的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因此所进呈的书并未全部编选入库，其中不少书籍，被认为触犯忌讳，就被删改或焚毁，其数量之多，几乎和收入的数量相等。泉州是郑成功的反清基地,因战乱流失焚毁的不知凡几!迁界时，书籍之抛弃者更不可胜计。即使在清廷下令购访之际，藏书之家也宁可藏之或焚之以免惹祸。 以兵书一类为例，《四库全书》只收兵书20种、153卷，另有47种、388 卷仅存目；明代所著兵书共268部、1899卷，收入《全书》仅5部。泉人赵本学《赵注孙子兵法十三篇》，明代就己传到日本，日本文久年间 (1861-1863年)刊印流传，是现代日本最流行的《孙子》注本，可是《四库全书》不收。还有赵著《韬鈐内外篇》、俞大猷《兵法发微》、《剑经》及汇辑成的《续武经总要》，都被排斥在《全书》之外。其他如汪旦《黄庭经注》、李慎《靖边经》、王有麟《古今战守攻围兵法》60卷、李栻《武书撮要》、戴亮采《纬武丛谈》、刘梦潮《孙子十三篇注释》、叶成章《边防十策》、黄景昉《御览备边累》十卷、郑宇明《阴符经注》、郑大郁《经国雄略》等等，没有一部收入《四库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