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琦 (1008-1075年) 《宋史·列传71·韩琦》分段及按注: 字稚圭,号赣叟,祖籍河南相州安阳,泉州知州韩国华第六子。历任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 《宋史·列传71·韩琦》全文 父泉州知府韩国华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出生于泉州)。父国华,自有传(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韩国华》)。 【韩琦之父亲韩国华,北宋·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景德四年(1007年)以太常少卿知泉州,大中祥符初迁右谏议大夫。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代还离泉,至建州卒于传舍。 韩国华去世时,韩琦仅三岁,韩夫人亦卒,由诸兄扶养。】 举榜眼 琦风骨秀异(“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天圣五年,1027年)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榜眼)。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时方贵高科,多径去为显职,琦独滞筦库,众以为非宜,琦处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内臣直批旨取之,无印可验,琦请复旧制,置传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纲运至,必俟内臣监莅,始得受,往往数日不至,暴露庑下。衙校以为病,琦奏罢之。 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 历开封府推官(《韩魏公年谱》载: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韩琦任开封府推官。时案牍如山,韩琦尤能倍常人之所为,酷暑之中,大汗淋漓,却手不停辍。开封府尹、老臣王博文十分赞赏,叹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三司度支判官(景祐二年,1035年,十二月),(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谏。(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 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束手无策)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四人同日罢。 又请停内降,抑侥幸。 【韩琦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 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 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曾闻望方崇,罕所奖与,琦闻其语,益自信。 四川赈灾 (宝元元年[1038年],韩琦以昭文馆直学士的身份充北朝国信使。从契丹归国后)权(代理)知制诰(知审刑院)。 益(州)、利(州)岁饥,为体量安抚使。其时郡县督赋调繁急,市上供绮绣诸物不予直,琦为缓调蠲给之,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活饥民百九十万(蜀民曰:“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抗夏防边 【夏主·元昊(西夏王·李元昊,赐姓赵)是个桀骜不训之人。《宋史纪事本末·卷30》载:早在其父赵德明为夏主时,他就劝其父“勿臣宋”,赵德明深知夏土的安宁来之不易,告诫元昊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然而元昊却不以为然,答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帝王耳,何锦绮为!”他袭封之后,操练兵马,号令诸部,同时仿宋朝置文武百官,立蕃、汉学堂,为称帝作好了各种准备。】 (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赵元昊反,(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琦适自蜀归,论西师形势甚悉,即命为陕西安抚使。 【韩琦到陕西,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刘平与贼战,败,为所执,时宰入他诬,收系平子弟,琦辨直其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 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 (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进枢密直学士,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 【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诏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发以制贼,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夏竦、韩琦、范仲淹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 (夏竦派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到汴京请示)琦画攻守二策驰入奏,仁宗欲用攻策,执政者难之。琦言:“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韩琦又曰:“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示夏之弱,自古未有!”)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既还营,(庆历元年,1041年,春)元昊来求盟。琦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诸将戒严。 (二月)贼果犯山外。(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 琦悉兵付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令自怀远城趋德胜砦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降)。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 【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 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 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夏竦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会四路置帅(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琦兼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与三帅皆换观察使(陕西四帅皆改观察使),(由于观察使为武职)范仲淹、庞籍、王沿不肯拜,琦独受(秦州观察使)不辞(韩琦认为“当朝廷忧边之秋,非臣下择官之日”)。 【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 未几(十一月),(朝廷采纳范仲淹建议)还旧职,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泾州。(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 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琦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边塞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东兵从宿卫来,不习劳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顺军以蔽萧关、呜沙之道。方谋取横山,窥河南,而元昊称臣。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召为枢密副使(武副相)。 【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当时枢密使为杜衍。韩琦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同辅朝政,时称“韩、范、富、欧阳”。 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汉·周勃)。琦汝副衍(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 元昊介契丹为援,强邀索无厌(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等厌兵,将一切从之。 (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琦陈其不便,(上《论备御七事奏》)条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继又陈救弊八事,欲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谓:“数者之举,谤必随之,愿委计辅臣,听其注措。”帝悉嘉纳。 【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遂宣抚陕西(以枢密副使的身份为陕西四路宣抚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讨平群盗张海、郭邈山;(同时,鉴于灾情严重,韩琦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一万余人),悉汰之(以减少用度);尽修鄜延城障,须敌悉归所侵地,乃许和。 (庆历四年,1044年,春)归(汴京),(五月)陈西北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之计。” 时二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韩琦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虽事属中书,亦指陈其实。同列或不悦,帝独识之,曰:“韩琦性直。” 琦与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内人望,同时登用,中外跂想其勋业。仲淹等亦以天下为己任,群小不便之,毁言日闻。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朝内党争日趋激烈。宰相杜衍因其婿苏舜钦坐事受到牵连,遭到贬谪,保守派势力开始占上风。 保守派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与杜衍相知的富弼、范仲接连被贬出京师。 韩琦自陕西召还后,郑戬接替他的职位。】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仲淹、弼继罢,琦为辨析,不报。 (三月)尹洙与刘沪争城水洛事(郑戬部将刘沪、董士廉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役兴而郑戬罢。韩琦部将尹洙认为修水洛城并非良策,制止刘、董,而刘、董置之不顾。尹洙盛怒之下,将二人械系起来。郑戬为此屡争于朝,矛头直指韩琦,朝廷大臣亦多偏于郑戬),琦右洙(韩琦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朝论不谓然。 乃请外(罢枢密副使)。(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知扬州 (庆历五年,1045,三月)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四月五日抵官任)。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 庆历五年(1045),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皇祐初,魏公镇扬州(时间有误。据杨希闵《韩忠献公年谱》,韩琦知扬州始于庆历五年[1045]三月,其年四月五日抵官任。庆历七年[1047]五月,由知扬州徙知郓州),撰《维扬好》四章,所谓‘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是也。” 韩琦《忆江南·维扬好》之一: 定州治军 (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县)。兼(定州路)安抚使,进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 初,定州(今河北定县)兵狃平贝州功,需赏赉,出怨语,至欲噪城下。琦闻之,以为不治且乱,用军制勒习,诛其尤无良者(韩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民教者,斩首军门外。”)。士死攻战,则赏赙其家,籍其孤嫠继禀之,威恩并行。(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又仿古(方、圆、锐)三阵法,日月训齐之,由是中山兵精劲冠河朔。 京师发龙猛卒戍保州,在道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易素教者使之北。 (皇祐三年(1051年),定州发水灾,庄稼欠收,“饥民满道,公大发仓廪募人人粟,分命官吏设干粥以食民,公日往案,近归之者,不可胜数。” )又振活饥民数百万。 【定州与契丹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契丹南侵,北宋政府就发布“斩伐令”,规定这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 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 朝廷听从韩琦建议,废“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其便。 为加强边境安全,韩琦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提高边民防敌积极性,有效维护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 玺书褒激,邻道视以为准。 【皇祐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并州治边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拜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今山西太原)。 承受廖浩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怙中贵势贪恣,既诬逐前帅李昭亮,所为益不法,琦奏还之,帝命鞭诸本省。 (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契丹冒占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庙檄,无以对,遂归我斥地。既又侵耕阳武砦(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地,琦凿堑立石以限之。 始,(宋初大将)潘美镇河东,患(契丹)寇钞(南下劫掠),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忻州)、代(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火山(火山军)之北多废壤。 【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宁化军、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 欧阳修指出:“河东之患,在尽禁缘边之地,不许人耕。”“今四州军地可耕二三万顷,若尽耕之,则岁可得三五百万石。” 仍下缘边议,以为岢岚、火山军其地可耕,而代州、宁化军去敌近,不可使民尽耕也。于是诏并、代经力量司,听民请佃岢岚、火山军间田在边壕十里外者。“后因(军帅)明镐阻挠,未能实行。”】 琦以为此皆良田,今弃不耕,适足以资敌,将皆为所有矣。(至和二年,1055年,春)遂请(“代州、宁化军亦如岢岚军例”)距北界十里为禁地,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凡得户四千”)垦田至九千六百顷。 【在并州,韩琦还请罢“里正衙前”。 “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粮食官物的押运和供应,如减失,须以家产赔偿,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 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致“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 韩琦上书朝廷,“请自今罢里正衙更差乡户衙前。”朝廷在北方诸转运使中,“相度利害,而皆所议便”,从而批准“罢诸路里正衙前。”】 求知相州 久之,(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求知相州。 【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取古人“富贵不返乡,如衣锦夜行”之言,反其意而用之。 庆历新政失败后,韩琦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贬出朝,先后在扬州(今江苏江都)、郓州(今山西太原)和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作官,前后长达11年。 被贬之初,韩琦内心十分苦恼,他原本是抱着“谓时弊之可更”的愿望参加庆历新政的,希望通过新政,使北宋振作起来,结果却事与愿违,自己反遭打击。为此,他常叹息“直道之难行”。 尽管心情苦闷,但韩琦并没因此颓废而丧失信心。他说:“夫郡县之为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后继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则国家之事无不济也。”“吾心尽欲医民病,长得忧民病不销。”】 首度建储 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召为三司使,未至,(八月)迎拜枢密使(枢相)。 【宋朝百馀年的军事文书档案都收藏在枢府,由于管理不善,时间既久,不免散亡朽烂。韩琦到任后,立即亲率僚吏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并编纂成书,共得六百八十卷。韩琦此举,使政府掌握了与契丹和西夏关系的历史资料,在后来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依韩琦之请,“置天下广惠仓”。韩琦请求诸路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 三年(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副相)。 【中书因循旧弊,每事必以旧例为据,而旧例操纵于僚吏之手。这些人唯以金钱多少为行事去取,乃至贿赂公行。而长官由于不熟悉旧例,只得任凭下属摆布。韩琦察其积弊,亲自删取五房例,除去那些繁冗条文,使之纲目清晰,每用其例,必亲自查阅。自此,僚吏不敢再在用例上做手脚。 嘉祐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官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 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韩琦又奏:“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 取得了较大成绩。】 六年(嘉佑六年,1061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首相)、监修国史,(嘉佑七年,1062年,九月)封仪国公。 帝(仁宗)既连失三王(褒王、豫王、鄂王),(皇嗣迟迟未定)自至和中(至和三年,1056年)病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包拯、范镇尤激切。积五六岁,依违未之行,言者亦稍怠。 至是(嘉祐六年,1061年),琦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帝曰:“后宫将有就馆者,姑待之。”已又生女。 一日,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彼中材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又与曾公亮、张升、欧阳修极言之。 会司马光、吕诲皆有请,琦进读二疏,未及有所启,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琦惶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以宗实告。宗实,英宗旧名也(宗实,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为郡王,连亲王都不是)。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 英宗居濮王丧,议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辞。 帝复问琦,琦对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愿固起之。”英宗既终丧,犹坚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 (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乃下诏立(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 明年(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韩琦宣读遗制),英宗(赵曙)嗣位。 【“仁宗疾亟,英宗已立,亲王皆入后殿。国朝制度:嗣天下即位,先亲王贺,次六军,次见百官。公是先时独召允弼入,称先帝晏驾,皇子即位,大王贺。允弼谓:‘皇子为谁?’曰:‘某人。’允弼谓:“岂有团练使为天下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诏。’允弼曰:‘乌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无礼!’左右甲士已至,遂贺。次召诸亲王,见六军、百官,中外晏然。”】 【“仁宗初晏驾,急召上,未至,仁宗复手动。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达权知机如此。”】 以琦为仁宗山陵使,加门下侍郎,进封卫国公。 琦既辅立英宗,门人亲客,或从容语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圣德神断,为天下计,皇太后内助之力,臣子何与焉。” 调和两宫 英宗暴得疾,太后(曹氏)垂帘听政。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 琦与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道所以。(曹太后甚至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曰:“此病固尔,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进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罢。 后数日,琦独见上,上曰:“太后待我无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及疾愈,琦请乘舆因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拜琦右仆射,封魏国公。 【治平二年(1065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司马光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中书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因立濮王园陵,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此事件史称“濮议”,后“濮议”亦借指朝中的争议 。 吏治上,韩琦针对“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乃择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 力求改变那种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英宗应“以此为先”。 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苏轼、狄青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 以边事为念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鹿阝、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边防军事力量,又减轻冗兵军费。】 夏人寇大顺,琦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问罪。枢密使文彦博难之,或举宝元、康定事,琦曰:“谅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过当时远甚。亟诘之,必服。”既而谅祚上表谢,帝顾琦曰:“一如所料。” 再度建储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帝(英宗)寝疾。 【曹太后与英宗虽然和解,然而旧时的阴影不可能全部散尽,因此英宗病重时,曹太后有意在宗室中另择宗子而立之,不想立英宗之子为嗣。】 琦入问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帝颔之,即召学士草制,立颖王(赵顼)。 【神宗即位后,对韩琦十分感激,曰:“若不是他韩琦,朕只是一皇亲太保耳。”】 进退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薨)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为英宗山陵使。 琦执政三世,或病其专。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为跋扈。 【《宋史·王陶传》载:“陶始受知于琦,骤加奖拔。帝初临御,颇不悦致政之专,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规重位,故视琦如仇,力攻之。” 王陶初为小官,因受到韩琦奖拔,一步步走上高位,擢为近臣。英宗即位后,由韩琦举荐,为皇子伴读,又为太子詹事,可谓待之厚矣。神宗即位,王陶自以为东宫旧属,理当进入政府,不料仅拜为御史中丞,意甚不平,怀疑韩琦从中作梗,于是便以怨报德,开始对韩琦恶语相攻,劾琦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王陶因“私忿,乃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灾。”】 琦请去,帝(察陶之奸)为黜陶(罢其御史之职,令出知陈州)。 永厚陵复土,琦不复入中书,坚辞位。除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赐兴道坊宅一区,擢其子忠彦秘阁校理。琦辞两镇(镇安、武胜军节度使),乃但领淮南(淮南节度使)。 会种谔擅取绥州(今陕西绥德),西边俶扰,(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经略陕西。琦言:“边臣肆意妄作,弃约基乱,愿召二府亟决之。” 琦入辞,曾公亮(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公亮》)等方奏事,乞与琦同议。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备员政府,所当共议。今日,藩臣也,不敢预闻。”又言:“王陶指臣为跋扈,今陛下乃举陕西兵柄授臣,复有劾臣如陶者,则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犹未知朕意邪?” 琦初言绥州不当取,已而夏人诱杀杨定,琦复言:“贼既如此,绥今不可弃。”枢密院(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以初议诘之,琦具论其故(韩琦曰:“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祚去世,战事暂告平息)卒存之。 【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祚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复请相州以归(复判相州。此时神宗变法已箭在弦上,而主持改革之人非王安石莫属,所以神宗同意韩琦的恳求,让他仍回故乡安阳。)。 【《韩魏公家传》载:“(熙宁元年)七月,公以凡处置多为执政所沮难,不得如志,又边事向安,乃以疾求罢,再四恳谢。诏复知相州,赴阙朝觐。上见公形容黧瘁,惊叹久之。上从容访问政事,公言:‘用人当辨邪正。为治之本,莫先于此!’”】 (在相州任上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河(黄河)决(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徙判(重灾区)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充(河北四路)安抚使,得便宜从事。 【在大名,韩琦采取果断措施,开仓分粮,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使灾民逐步度过难关。 在大名,韩琦还关注着边防安全。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写道: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 这个时期,韩琦主张宋、辽和好,还不至于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的“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 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待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 韩琦有《点绛唇·病起恹恹》词一首。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8》载:“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此词应是韩琦北镇大名等地时,病起观景而作。 词曰:: 此词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盖因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在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 反对王安石变法 【韩琦在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保守派代表。 韩琦与王安石相识甚早,早在韩琦知扬州时,王安石即以新进士的身份为淮南幕僚。韩琦对王安石的评价是“为翰林学士则有馀,为宰相则不可”。】 王安石用事(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钱。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强国富民,但王安石急功近利,求其速成,企图在百日之间便扭转一个王朝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未免过于天真;再则,王安石任人不及分辨忠奸,鱼龙混杂,凡赞成新法者皆擢拔之,凡非议新法者皆贬黜之,给一些邪佞之徒钻了空子,以拥护新法为名而窃据高位。其结果,是一些原本利民的法令到了实施之时,变成了害民的科条。】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琦(给神宗上书)亟言之。(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请求停止新法的实施。) 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明日,称疾不出。当是时,新法几罢,安石复出,持前议益坚。琦又恳奏,安石下之条例司,令其属疏驳,刊石颁天下。琦申辨愈切,不克从。于是请解四路安抚使,止领一路,安石欲沮琦,即从之。 【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反对意见。 当韩琦的意见为王安石所沮,朝廷依旧决定实行青苗法时,身为大名府知府的韩琦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尽力推行新法。他认为自己作为老臣,对国家法令的得失当言则言;而作为地方官,对国家法令,应坚决执行,否则就是不忠。】 【王安石变法开始后,韩琦在河北上书“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一切依旧法而行,王安石自然不能予以认同,所以在整个变法过程中,韩琦与王安石两人始终站在对立的立场。但是,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将韩琦视为仇敌, 王安石曾有《贺韩魏公启》一文,对韩琦的勋业予以热情的讴歌。文曰:“内揆百官之众,外当万事之微。国无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于汉,能定策而终以致疑;姚崇、宋璟之于唐,善曾为理而未尝遭变。记在旧史,号为元功。未有独运庙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宁四方,崛然在诸公之先,焕乎如今日之懿”。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对此评曰:“此煌煌乎宇宙大文也,琅琅乎歌声若出金石也。魏公(韩琦)一代伟人,得此悬诸日月,可以为传为铭为赞,虽有他作,弗敢请已。” 后来韩琦去世,王安石为他作挽词二首,其中写道:“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又:“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 对外立场日趋妥协 六年(熙宁六年,1073年),还判相州(今河南安阳)。 【韩琦晚年守乡郡相州时,对一州的大小事务仍亲自过问,此时他已重病缠身了。《韩忠献公行状》载:韩琦“勤于吏职,簿书文檄,检察研核,莫不躬亲。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赐守乡郡以养安,幸无亲小事。’公曰:‘己惮劳烦,吏民当有受弊者。且俸禄日万钱,不事事,吾何安哉!’”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韩琦“后罢相,出镇安阳,复作《安阳好》词十章。”《忆江南·安阳好》之一曰: (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也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契丹(辽)来求代(代州,山西代县)北地,帝手诏访琦,(熙宁七年,1074年)琦奏言: “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似不以大敌为恤。彼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意,故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丽臣属北方(辽),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谓将以图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河湟地区)以建熙河,契丹闻之,必谓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太行山以西,山后),冀其成长以制蕃骑。三也。创团保甲(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四也。(黄河以北)诸州筑城凿池。五也。置都作院(兵工厂),颁弓刀新式,大作战车。六也。置河北(黄河以北)三十七将。七也。契丹素为敌国,因事起疑,不得不然。 臣昔年论青苗钱事,言者辄肆厚诬,非陛下之明,几及大戮。自此,闻新法日下,不敢复言。今亲被诏问,事系安危,言及而隐,死有余罪。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迨置市易务,而小商细民,无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监司督责,以刻为明。今农怨于甽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为陛下始谋者大误也。 臣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具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疏上,会安石再入相,悉以所争地与契丹,东西七百里,论者惜之。 【“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熙宁中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 身后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换节永兴军,再任,(六月在相州)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陨于治所,枥马皆惊。 帝发哀苑中,哭之恸。辍朝三日,赐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两河卒为治冢,篆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宋神宗曰:“维公奉仁宗诏,立皇考为皇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被英宗顾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赠尚书令,谥曰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常令其子若孙一人官于相,以护丘墓。(韩琦墓在河南安阳市西北的皇甫屯村) 故事,三省长官,惟尚书令为尤重,赠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单赠。后又诏,虽当追策,不复更加师保,盖贵之也。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评价 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是时,朝廷多故,琦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或谏曰:“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琦叹曰:“是何言也。今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在魏都久,辽使每过,移牒必书名,曰:“以韩公在此故也。”忠彦使辽,辽主问知其貌类父,即命工图之,其见重于外国也如此。 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在相位时,王安石有盛名,或以为可用,琦独不然之。及守相(州),陛辞,神宗曰:“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上不答。其镇大名也,魏人为立生祠。相人爱之如父母,有斗讼,传相劝止,曰:“勿挠吾侍中也。”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云。 徽宗追论琦定策勋,赠魏郡王。 子五人:忠彦、端彦、纯彦、粹彦、嘉彦。端彦右赞善大夫。(忠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仪国公)纯彦官至徽猷阁直学士。粹彦为吏部侍郎,终龙图阁学士。嘉彦尚神宗女齐国公主,拜驸马都尉,终瀛海军承宣使。 论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岂不信哉!忠彦世济其美,继登相位,宜矣。 【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他守成多于创业。 但这与北宋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关,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也正如《韩魏公集》序言中所说:“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 连理生韩琦 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泉州知府韩国华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的故事,长期在泉州一带广为流传。宋、元南戏、古泉州梨园戏的七子班均有剧目《韩国华》(亦称《连理生韩琦》)演出其事。(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文艺·梨园戏》) 民间藏书家曾华衡先生“毅轩斋”编纂的宋、元以来的史料中,有一些关于连理情况的记载: 连理,姓蔡,晋江十一都南塘乡(今晋江市东石镇张塘村)人。父蔡植松,字培德,号南亩,曾随母舅从商,经常贩货往返于漳、泉之间,结识漳州商贾孙谮,彼此交往日久,结为金兰。后蔡植松娶孙谮表妹郑素芬为妻,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生下连理。连理天生丽质,聪颖过人,童少时便知书识礼,父母视为掌上明珠。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五月间,蔡植松因岳父郑太公病危,即将连理托付婶娘代抚,与妻郑氏买棹急趋漳州省亲,舟行途中忽遇海寇打劫,蔡植松夫妻双双落水身亡。蔡植松夫妻过世不久,蔡家又遭火灾,房屋焚毁,所有财物化为乌有,婶娘也不幸罹难。 景德四年至大中祥符四年(1007—1011年)韩国华任泉州府尹期间,此时连理举目无亲,无依无靠,被韩国华收为婢女。韩国华私纳连理为妾,十分宠爱,引起嫡夫人嫉妒,处处寻衅生事。后来,韩夫人发觉连理怀孕,趁丈夫不在家时,将她打赶出门。嗣后,年仅18岁的连理生下贵子,这就是韩琦。 连理卒于明道二年癸酉(1033年)九月廿一,享年42岁。时韩琦官至宰相,遵从生母遗训,于嘉祐年间(1034—1038年)告假至晋江南塘祭奠外祖父母在天之灵,悼词悲切感人。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为记这一史实,特于南塘乡立韩魏公之旗杆,至今当地仍保存夹住旗杆之遗石。 关于韩琦出生地,泉州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是生于泉州郡舍。连理在泉州郡舍生下韩琦后,才被韩夫人打赶出门。后人以韩琦谥“忠献”,命为泉州郡舍堂名。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忠献堂》:“忠献堂,在旧州治内,即今提署。《闽书》以韩魏公琦生此得名,后易以‘清署’,守王十朋(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王十朋》)仍旧名。”并收录王十朋《复旧额》诗云: 二是生于泉州城内云山铺(今称连理巷),后人命名“生韩古庙”祀之。 连理以临产之身,被韩夫人打赶出门,流落街头,在云山铺生下韩琦。 《泉州府志》载:“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以宋·魏公(韩琦)生于此。明·万历间,设公神牌祀韩,附以晋江县城隍。”“生韩古庙”原位于泉州城内云山铺今第二医院门口南侧,已废。(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寺庙·生韩古庙》) 后来,连理自杀未遂,到泉州东门外烟墩山七里庵出家为尼,直至韩琦中了状元做了宰相,母子才在七里庵相认(《山川寺庵考》)。(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寺庙·七里庵》)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 旧在泉州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时建。 《府志》载:“韩中令、忠献父子祠,祀韩琦及父国华。”并载有梁克家、李光缙、黄凤翔等人写的祠记和王十朋题诗。(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梁克家、李光缙、黄凤翔、王十朋》) 后废,祀于府治北城隍庙左五贤祠。又祀乡贤祠(位于府文庙明伦堂东,后改名宦祠)。 韩国华、韩琦像赞题跋石刻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 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蔡襄》) 《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宋·乾道七年(1171年)敷文阁待制知泉州汪大猷,将其家藏韩国华、韩琦父子画像刻石于学宫名宦祠堂之右。(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汪大猷》)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汪道亨由户部郎中出知泉州府,二十二年主持修葺府文庙,倡议重刻韩氏父子像碑,“时初转臬司,行李久率,未果也。” 万历二十三年,泉州府推官刘纯仁重刻韩氏父子画像,并题跋于其中。泉州知府程朝京为书像赞。泉州府学训导冯梦龙负责重刻韩氏父子像碑。 据陈棨仁《闽中金石略》云:“魏公像泉有二石,此为明·刘纯仁以名宦祠宋石重开者。道光乙未,泉守陈氏铣复以刘本翻镌,有铣跋及周凯隶题‘宋忠献魏国公遗像’九字。” 据杨清江先生说,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泉守陈铣复刻《宋忠献魏国公遗像》,现置于泉州开元寺檀樾祠。(参阅杨清江编《泉州南建筑博物馆藏碑刻选》)。 《相州昼锦堂记》碑刻(宋拓) 泉州市博物馆珍藏。 北宋·至和间(1054—1056年),韩琦回相州任官,建昼锦堂,取古人“富贵不返乡,如衣锦夜行”之言,反其意而用之。 欧阳修《昼锦堂记》指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相州人以此寄望于韩琦。《昼锦堂记》简洁明畅,说理透辟,曾收入《欧阳文忠公集》、《宋文鉴》、《古文观止》等。 “昼锦堂记”碑,在安阳市东南营街韩琦祠西庑内。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三月十三日立。原石佚,此乃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重刻。重刻本亦曾佚,至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复出土。欧阳修撰文,蔡襄书,邵必篆额,蹇仪刊字,赵良规立石。(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蔡襄》) 明·王世贞《□州山人稿》说:“韩魏公以上相作昼锦堂于相州,时欧阳修以参政为记,而蔡忠惠以三司使书之,时称三绝。” 关于蔡襄《昼锦堂记》的书法,据宋·董遒《广川书跋》云:“蔡君谟(蔡襄)妙得古人书法,其《昼锦堂记》每字作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形,当时谓‘百衲碑'。” 王世贞《□州山人稿》说:“今观其用笔,特遒劲伟丽,出入清臣。诚恳间而不无师琵琶之消,然自宋书家当以襄为首。” 毕原《中州金石记》也说:“襄字方正,为一代绝手,此碑尤名于时”。 相州醉白堂 韩琦晚年屡屡求退,在百留不得的情况下,宋神宗最终准许他离开朝廷,以宰相身份知相州,并不设新首相,虚位以待其归来。 韩琦一生仰慕白居易,诗文中多次引用白居易的名句。但由于他一生对朝廷的朴忠,使他并没有完全效仿白居易不问世事、一味沉溺于铺张享乐。他除了继续关心朝政,不断对国家重大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对自己的晚年生活也采取了另一种更为朴素淡泊的方式。 韩琦曾在自家后园建一间“醉白堂”,并为此作诗一首。诗曰: 苏轼就曾为此作《醉白堂记》说:“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 别录 强至《韩魏公遗事》三则: (一) “李师中为布衣,父镇戎退阵当斩。公驰至镇戎,以贼众我寡,非诸将罪,且欲戮其为首一人。师中父在贷中,方请于朝。 时师中赴南宫试,遂上书论公募民为兵往应贼太扰,乞斩公以谢陕西。既不行,后尝有疑公心。 执政有请勿害师中者,公笑曰:‘彼是时以子救父,岂可加罪?’人闻之,咸服其公恕,然师中终未之信。后擢为两制,师中方愧服,且深谢之。” (二) “公兄为泰倅,孙元规为司理,尝荐之,公遂拜元规书问,未尝逾时不讲。 后公为西帅,兵败,元规领言责,深议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帅,少谪即复。自此元规慊公,书问遂绝。 公一日以书问元规:‘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尝荐而后见攻,此乃韩厥之举也。若琦当言责,亦不为元规隐,此何待琦之不广,愿公勿疑。’ 元规亦疑之,终不讲书。公秉政,颇以公有害己心。后起废为庆帅,元规过阙,乃泣见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公!’” (三) “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诚,往往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观其人如何,随分数放之耳。’人谓公待人诚则皆诚,但有深浅以明济之也,岂可以为小人不待以诚邪?皆叹以为不可及。” 王岩叟《韩魏公别录》载: 韩琦曰:“知其为小人,便以小人处之,更不须较也。” “一当以诚。但知其为小人,则浅与之接耳。凡人至于小人欺己处,不觉则已,觉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独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 “凡人语及其所不平,则气必动,色必变,辞必厉。惟公不然,更说到小人忘恩背义、欲倾己处,辞气和平,如说寻常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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