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琦（上） 身世 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号赣叟，祖籍河南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出生于泉州；泉州知州韩国华第6子；生母为韩国华小妾、晋江人连理。历任北宋·仁宗、英宗、神宗3朝宰相。 韩琦既卒，宋神宗为撰立《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南宋·杜大珪编入《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清·钦定《四库全书》收录全文） 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李清臣为作《韩忠献公琦行状》（南宋·杜大珪编入《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48》，清·钦定《四库全书》收录全文），文后有记：“清臣所摭皆实，敢以告史氏以上尚书省，移于太常，谨状。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日，宣徳郎、守太常寺、充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李清臣状。”[按：李清臣，字邦直，北宋·魏县（河北大名西）人，后徙居安阳（今属河南）。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宋徽宗即位后官至门下侍郎。] 《宋史·列传71·韩琦》有传。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参史传”为作传。 身世 世系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惟韩氏远有世叙，始武子事晋，得封于韩，遂以为氏。韩亡，其子孙散之地，国望出博陆，推其族世名爵，而谱犹存。其三世葬安阳。公安阳人，字稚圭。” “曽祖璆，广晋府永济县令。 祖构，太子中允。 父国华，谏议大夫；皆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齐、燕、魏三国公。”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韩姓出晋卿献子之后，国于韩，秦灭韩，子孙分散，以国为氏。 案： 公所为《家谱》，推其先世功行爵里，至于八世，有次序曰： 远祖居深州，为博陆人。 八代祖朏，为沂州（今山东临沂）司户参军；生洹，为登州录事参军；洹生全，为处士，老博陆。 全生三子，曰乂宾，曰文操，曰存。 乂宾生定辞、昌辞；文操生隠辞、晦辞、审辞；存生正辞。 乂宾仕为成德军节度判官、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启二年（886年）终镇府立义坊之私第，以龙纪元年（889年）葬博野县蠡吾乡之北平原。 其子昌辞，为坡城（今河北晋县）县令，以天复二年（902年）三月终于真定（今河北正定），以天复三年（903年）七月葬蠡吾，以晋·天福二年（937年）祔夫人张氏改葬赵州赞皇城（今河北赞皇）之北马村，是为髙祖。 昌辞生一子璆，终广晋府永济县令（今河北丰润），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齐国公’；夫人史氏，追封‘齐国夫人’。始葬相州安阳县之丰安村，则公曾祖也。 璆生公之皇祖构，仕本朝为太子中允、知康州（今广东德庆），终于治所，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燕国公’；夫人李氏，深人义之女，晋相崧之犹子，追封‘燕国夫人’。 皇考国华，谏议大夫，卒建州，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为时劳臣，国史有传。庆历五年（1045年），葬安阳县新安村，尹洙 师鲁（尹洙字师鲁）志其墓，今富郑公（富弼累封“郑国公”）为神道碑，载公事业甚详。夫人罗氏，谏议大夫延吉之女，邺王·绍威之孙，追封‘魏国太夫人’。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觉之女，追封‘秦国太夫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r.com《泉州人名录·韩国华》） 由五代祖以上皆葬蠡吾，惟髙祖葬赞皇。由曾祖以下，皆葬安阳，故公为相人（今河南安阳）。 公之八代祖以下遭乱，虽仕不显，而皆以儒学行义世其家；皇祖有功有徳，用不极其器，一时有识咸谓庆必在后。”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出生于泉州 父韩国华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韩琦出生于泉州，父韩国华。 韩国华，北宋·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景德四年（1007年）以太常少卿知泉州，携二夫人胡氏莅任；大中祥符初迁右谏议大夫。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离任。（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r.com《泉州人名录·韩国华》）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公生泉州。” 《宋史·列传71·韩琦》：“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父国华，自有传。”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韩琦，字稚圭，安阳人。父国华，右谏议大夫。” 泉州知府韩国华与婢女连理（又作“莲理”）生下韩琦的故事，长期在闽南一带广为流传。宋、元南戏有《斑枝记》，古泉州梨园戏七子班均有《韩国华》（亦称《连理生韩琦》），芗剧有《连理生韩琦》，演出其事。清末民初·民间藏书家曾华衡“毅轩斋”编纂的宋、元以来史料中，也有一些关于连理情况的记载。（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r.com《泉州文艺·梨园戏》） 生母连理身世 明·弘治（1488—1504年）间学究陈春播有1篇《补记》曰： “蔡莲理，北宋泉郡太守韩国华爱妾，今十一都南塘人氏，父蔡植松，母郑氏芬娘。 生淳化二年辛卯（991年）十月初八，卒明道二年癸酉（1033年）九月廿一，终年四十有二龄。” “及至韩琦出仕，官至宰相，遂遵生母遗训，于嘉祐二年丁酉（1057年）五月间，告假趋至南塘祭奠外祖父母在天之灵，悼词悲切。迄南宋，泉州太守真西山（真德秀号“西山”）为记一史实，特于南塘乡立韩公之旗杆也。”（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r.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 清末民初《毅轩杂志》称，蔡植松为“邑庠生，晋江安仁乡仁和里南塘人，乃宋·隐士蔡季仲令郎也”，其母舅张明京“贾两广，遇植松留之，已而为张贩货往返漳泉间”。“遂与漳客孙潜结为金兰，年二十六娶孙潜表妹郑氏素芬小姐为妻，婚后举案齐眉，常以唱和吟咏切磋文艺，人慕之。于太宗·淳化二年辛卯（991年）十月初八生一女，取名莲理。” 《莆阳蔡氏南塘房谱》： “卅十派植松公，字培德，号南亩，又号无我山人，季仲公长子，生后周·显德三年丙辰（956年）九月廿七，卒宋真宗·景德元年甲辰（1004年）五月廿八。 公性聪敏，善属文，擅诗赋，工书法，好丝竹。初业儒，后从贾，乐善好施，惜公天年不永。妣郑氏素芬乃漳州府名门闺秀，懿德堪夸，生显德六年己未（959年）三月初九，与夫往漳州省亲途中同时遇难，终年四十五岁。生一女取名莲理。后嗣其祥乃楚山公三郎入承。 公妣衣冠墓葬南塘乡竹树下东向。” 综上： 连理，原名“莲理”，晋江十一都南塘乡（即晋江安仁乡仁和里南塘，今晋江市东石镇张塘村）蔡植松之女；北宋·淳化二年辛卯（991年）生，明道二年癸酉（1033年）九月廿一日卒，终年42。 蔡植松初业儒，后从母舅从商，往返漳、泉间，结识漳州商贾孙谮，结为兄弟；后娶孙谮表妹郑素芬为妻，于淳化二年（991年）生下连理。景德元年（1004年）五月，蔡植松因岳父郑太公病危，将连理托付婶娘代抚，与妻郑氏买棹急趋漳州省亲，舟行途中忽遇海寇打劫，蔡植松夫妻双双溺亡，葬南塘乡竹树下。蔡植松夫妻过世不久，蔡家又遭火灾，房屋、财物焚毁，婶娘也罹难。 明道二年（1033年）蔡莲理卒时，韩琦25岁，官监左藏库，无人告知其生母病逝的消息。 嘉祐二年（1057年）五月，韩琦曾告假趋至晋江南塘祭奠已故外祖父母，才得知母亲早已过世。这是韩琦最后1次来泉州。 《莆阳蔡氏南塘房谱》载：“宋名相、外孙韩琦于嘉祐二年丁酉五月十七，于墓地（晋江南塘乡竹树下蔡植松夫妻墓）立碑以示凭吊。” 但据《毅轩杂志·金石录》所述，韩琦到南塘祭奠外祖父母的时间是嘉祐七年壬寅（1062年）十一月，与陈春播的说法迟了5年。 南宋·嘉定十～十二年（1217～1219年）和绍定五年～绍定六年（1232～1233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为记录这一史实，特于南塘乡立韩魏公之旗杆，迄今当地仍保存有旗杆夹遗石。 出生地点 连理于景德元年（1004年）遭遇家庭变故后，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时仅14岁。景德四年（1007年）韩国华以太常少卿莅任泉州知府，收连理为婢女。韩国华来泉前就已成婚，且有5子；一日，府署中榕树开了斑枝花，17岁的侍婢连理取献，国华以为吉兆，遂私纳为妾。 胡氏夫人发觉连理怀孕，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趁韩国华入京述职，将连理逐出家门。当年七月，连理生下韩琦，但关于韩琦的出生地，历来有两说： 【云山铺说】 连理被逐出，避居署前北楼附近“城隍庙”，在庙中1块大石上诞下韩琦，其石连在土里，有1米长，表面红色，称“生韩石”。后来，连理偷送韩琦至韩府，自己躲入尼庵，欲断红尘。韩国华回泉，欲接连理入署，被韩夫人所拒，因在庙旁巷中赁屋为连理居住。 明·万历（1573—1620年）间，该“城隍庙”改建为“生韩宫”，亦称“生韩古庙”，设韩琦神牌以祀。 宫门花岗岩额匾“生韩古地”4字系大学士张瑞图手迹。连理所居之巷即称“连理巷”。“生韩宫”古属“云山铺”，是“生韩境”境庙。（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r.com《泉州儒道释寺庙·生韩古庙》、《泉州人名录·张瑞图》）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69·寺观志·城中寺观·生韩古庙》载：“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以宋·魏公（魏国公·韩琦）生此，明·万历（1573—1620年）间设公神牌祀焉。石刻匾额乃相国张瑞图书也。” 曾经的“连理巷”，位于今中山北路东向、县后街西南向、威远楼广场左侧，实际就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二院鲤城院区里面，是从医院西大门一直通到后门的县后街的1条土路，廿世纪50年代尚存。巷的一边是空地，一边有不多的几户人家；不远有一“尖厝山”，长满龙舌兰。 而“生韩宫”，则位于连理巷西口南侧（今二院门诊大楼北侧）。 解放后，“连理巷”连同“生韩宫”划人晋江地区第二医院（今福医附属二院鲤城院区）院区，庙废。不过，1984年泉州市文管会在医院大门北侧立有1块“韩琦出生地”碑记，即为“生韩宫”旧址。 2001年，北门街、威远楼改造，“连理巷”、“生韩古庙”无存。“生韩石”移入开元寺保存，但该石已失去血色，没有原来样子。“生韩宫”花岗岩“生韩古地”匾额移存泉州建筑博物馆。 【泉州郡舍说】 或说，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连理在泉州郡舍后生下韩琦后，才被胡氏夫人打赶出门。后人以韩琦卒谥“忠献”，命为泉州郡治堂名。后易名“清署”，南宋·乾道（1165—1173年）间，王十朋知泉州时，仍复旧名。（泉州历史网参见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十朋》）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古迹·忠献堂》：“忠献堂，在旧州治内，即今提署。《闽书》以韩魏公琦生此得名。后易以‘清署’，守王十朋仍旧名。”并收录王十朋《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 《福建通志·名宦·泉州府》载：“韩国华，字光弼，安阳人，魏忠献公琦之父也，太平兴国初进士，景德中以太常少卿出知泉州。生琦于官舍后。郡人石刻国华及琦像祀府中，而命府治之堂曰‘忠献’。” 胡氏和诸兄扶养成人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韩国华携胡氏夫人和韩琦代还离泉，至建州（今福建建阳）卒于传舍，年55岁。 韩国华去世时，韩琦仅4岁。后韩琦被带回相州老家。时韩夫人已卒，韩琦有异母兄韩球、韩瑄、韩琚、韩珫、韩璩5人，韩琦即由二夫人胡氏（韩琦23岁时卒）和诸兄扶养成人，韩琦也一直认为自己是胡氏亲子。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以讹入记，也持生母是韩国华二夫人胡氏说：“将生，秦国（指“秦国太夫人”胡氏）有异梦，晨有释子状异服怪，不知其所从来，忽诣门曰：‘是间有奇儿，毋失护视。’忽不见。” 庵堂认母 泉州广泛流传连理将韩琦送回韩府后，即出家空门为尼。据说，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中进士后，家中老管家（一说老奴）才将其生母的实情如实告知，这才有了韩琦回泉“庵堂认母”的故事，千古流传。 不过，韩琦认母的时间、地点，民间却有多种说法： 【“竺世庵”说】 “竺世庵”，亦称“竺云禅寺”，位泉州南门外今晋江市东石镇北郊东埕村大庵山上。（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r.com《泉州儒道释寺庙·竺世庵》） 相传：韩国华闻知连理有孕，恐韩夫人生妒迫赶，暗遣老仆韩宗星夜送连理到南门外竺世庵，拜清真尼姑为师。连理生下韩琦后，即由老仆抱回养育。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中进士后，探知生母下落，不辞千里跋涉，专程赶来东石“竺世庵”，在庵前大石下拜认生母。后人在该石上刻下了“认母石”以示纪念。 韩琦曾为“竺世庵”山门题写“竺云寺”匾额，原立于山门；另外还留有1副对联：“一堂佛相，大慈大悲，观众生苦多乐少；万岁人和，自由自在，愿从今偃武修文。” 廿世纪90年代，“竺云禅寺”附近尚留有真德秀立旗杆时遗留下的2块旗杆夹石，今已不知所踪。（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r.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 【“七里庵”说】 “七里庵”，旧称“鲫鲤庵”、“绩里庵”，位泉州东门外烟墩山，距城7里。据泉州市文管会现存的《山川寺庵考》，连理自杀未遂，到“七里庵”出家为尼，直至韩琦中了榜眼，母子才在“七里庵”相认。（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r.com《泉州儒道释寺庙·七里庵》） 【“德济庵”说】 “德济庵”，位惠安县城北4里泗洲山。（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r.com《泉州儒道释寺庙·德济庵》） 《惠安县志•卷4》载：“巨济桥：出县城北四里许为泗洲山，山之麓有尼庵，不知建于何代，父老传为宋•韩魏公琦状元及第（？应为榜眼）将回泉州省亲，傍晚至泗洲，暴雨水涨阻行，西望茂林中隐约有宅舍，沿溪行经折而上则‘德济’尼庵也，信宿一宵而去；或曰公生母避嫡夫人难在此，至是母子相见，今亦不可考。后公登显宦造巨济桥，桥与庵门相对，或寓报德微意亦未可知。碑刻有宋•大丞相韩魏公，今存。” 【“白云庵”、“溥济禅寺”说】 民间还有流传，说韩琦“庵堂认母”的地点是马甲通往福州古道上的“白云庵”或晋江东石坑园凤山上的“溥济禅寺”等。 天圣五年举榜眼 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弱冠(20岁)，和胡氏亲子韩璩一齐参加这次科举考试；韩琦举进士一甲第2名（榜眼），韩璩也同榜考中。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生而有异禀，少好学，夙智早成。天圣五年，公甫冠，擢进士甲科。”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公既长，朴厚不浮，少嬉弄，视瞻步履端正，而中甚敏，所学不用力而过人，性淳一，无邪曲，孝于其母（此指“胡氏”），悌事诸兄，皆不教而能。 天圣五年仁宗初，临轩试进士，公二十岁名在第二。” 《宋史·列传71·韩琦》：“琦风骨秀异，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先生弱冠举进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 历将作监丞、淄州通判，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韩琦初授将作监丞，历淄州通判（今山东淄博南），21岁时携母胡氏就职。天圣八年（1030年），秦国夫人·胡氏病卒，享年63岁，归葬相州安阳县新安村。韩琦去职丁忧。 明道元年（1032年），韩琦服满，起复太子中允，改授太常丞、直集贤院。 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监左藏库。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授将作监丞，同判淄州，召试学士院，除直集贤院，再迁太常丞、监左藏库。”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授将作监丞，同判淄州，侍秦国之官。踰年，秦国亡，哀毁过礼。 服除，迁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集贤院、知左藏库。” 《宋史·列传71·韩琦》： “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时方贵高科，多径去为显职，琦独滞筦库，众以为非宜，琦处之自若。 禁中需金帛，皆内臣直批旨取之，无印可验，琦请复旧制，置传宣合同司，以相防察。 又每纲运至，必俟内臣监莅，始得受，往往数日不至，暴露庑下。衙校以为病，琦奏罢之。”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历迁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九月任开封府推官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韩琦徙开封府推官，赐五品官服。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宋史·列传71·韩琦》：“历开封府推官……”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徙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 时髙科多径，去为显职，鲜肯勤吏事，公独视狱讼、决曲直，终日坐府舍不倦。府君王博文固已奇之，曰：‘志异常人，此大器也。’”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出为开封府推官……” 《韩魏公年谱》载：景祐元年九月，韩琦任开封府推官。时案牍如山，韩琦尤能倍常人之所为，酷暑之中，大汗淋漓，却手不停辍。开封府尹、老臣王博文十分赞赏，叹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景祐二年十二月迁三司度支判官 景祐二年（1035年）十二月，韩琦迁三司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宋史·列传71·韩琦》：“历……三司度支判官。”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三司度支判官……” 右司谏 景祐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景祐三年（1036年），韩琦请外，得知舒州，因故留未行；八月拜右司谏。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改左司谏。”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景佑三年求外补，得知舒州，留不行，以右司谏供职。” 《宋史·列传71·韩琦》：“历……拜右司谏。”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拜右司谏。” 疏罢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 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束手无策，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痛陈宋朝80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致4人同日罢。时人谓“片纸落去四宰执”。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时天异数见，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请，执政者徳轻不足与论天下事，公连疏中书所行乖失，久不报，又请下御史台，集百官决是非，于是同日诏罢执政者四人。”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时灾异数见，宰相非其才，参政事者喜言谑，望轻无所补；或私名器，用之中书，事拥不决。 公屡上疏数中书不法事，疏寝不报。则乞出疏示中书，勅御史台集百官会议，决正是非，论既坚，卒罢执政四人者。” 《宋史·列传71·韩琦》：“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时王随、陈尧佐为相，韩亿、石中立参知政事，先生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 请停内降，抑侥幸 韩琦严厉疏陈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又言赏罚当从中书出，今数闻有内降，此章献明肃余弊也，不可不止。 王曾、蔡齐、宋绶当世名臣，宜大用。上纳其说。”（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曾》） 《宋史·列传71·韩琦》、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均载（文同）：“又请停内降，抑侥幸。” 奏复王朴旧雅乐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俄诏同丁度定雅乐，公以阮逸、胡瑗尺律之法出于私见，皆诏罢之，且请用王朴旧乐。”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未几，同议雅乐，知胡瑗、阮逸、邓保信黍尺锺律之法出私见，乖戾古制，奏罢之，仍用王朴旧乐。” 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3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公为谏官，凡中外职有预责茍有所知者，未尝不言；其启迪上心，则又每以‘明得失、正纲纪、亲忠直、远邪佞’为急。 初王曽为宰相，谓公曰：‘今言者太激，无补上德，如公言可谓切而不迂矣。’是时曽望方崇，当时士人罕见奬与，公得其言，益以自信。”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劝上明得失、正朝廷纲纪、亲近忠直、放远邪佞。” “公为谏官三年，排斥权幸数称，进名臣杜衍、范仲淹等补时政之阙。七十余疏，凡数百事，施用者十常七八。” “王沂公（王曾封“沂国公”）见公论事切直有本末，喜谓公曰：‘比年台谏官多畏避为自安计，不则激发，近名如君，固不负所职。谏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 《宋史·列传71·韩琦》： “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 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曾闻望方崇，罕所奖与，琦闻其语，益自信。”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王沂公喜谓先生曰：‘谏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 【按：王曾：景祐元年（1034年）召入为枢密使，次年再次拜相，封“沂国公”。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曾》】 累权知制诰、知审刑院 宝元元年历接伴使、正旦国信使、同三司省国用、知谏院 宝元元年（1038年），韩琦以假右司郎中、昭文馆直学士，充接伴使。期间曾奉命发解开封府举人，并与三司共同商定茶法。 同年（1038年），韩琦充北朝（契丹）正旦国信使，出使辽朝。 还朝后，韩琦任“同三司省国用”。后转官起居舍人、知谏院。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迁起居舎人、知谏院。”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朝廷宠其尽言，累欲用公知制诰，人以谓公，公曰：‘吾乃以言责取利耶？’议亦中寝。 假右司郎中、昭文馆直学士，充接伴使。发解开封府举人，与三司同定茶法。 为契丹正旦国信使。 还朝，同三司省国用。 转起居舍人、知谏院。” 宝元元年为石介《三朝圣政录》作“序” 仁宗亲政后，朝廷内外生成阐扬祖宗故事的热潮。 嘉州判官、名儒石介有感于“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继之，太平之业就矣”，不避职任之卑微，编纂三朝“君人之远体，为邦之善训”，“类而次之，为二十门，目曰《三朝圣政录》，每篇之末又自为之赞，以申讽谕之意”，冀能“开助后圣而垂之无穷。” 宝元元年（1038年），书成，石介拟呈献朝廷。有一天，他来请教韩琦的意见。韩琦指出其中有几件事不可上，其中之一是，宋太祖沉迷于1个宫女的美色，以致经常延误上朝时间。群臣有些非议，后来太祖觉悟，便乘宫女熟睡时把她杀了。韩琦说：“此事难道可以作为万世效法的典范吗？已经沉溺，却又因悔恨自己的沉溺而杀害无辜之人。宫女有什么罪过？假使以后又有宠幸的人，那就要杀不胜杀了。”石介便删去了几件类似的事，并佩服韩琦精到的见识。 韩琦在对石介所选“圣政”进行认真核定之后，为该书撰写了1篇《序》，有曰： “夫监之无愆者，先王之成宪也；前之不忘者，后事之元龟也。昔周汉守文之君，皆能谨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 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规万世之策，海内休息、不睹兵革之患者，几八十年矣。是盖太祖、太宗、真宗神武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辑，以继以承，时用光大。” 韩琦《序》使人们想到吴兢作《贞观政要》所揭举的“可久之业益彰，可大之功尤著”之愿望，这正是《政要》、《圣政》类著述追求的目标。 宝元二年擢权知制诰、知审刑院 宝元二年（1039年），擢权知制诰、知审刑院。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知制诏、知审刑院。”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宝元二年，擢知制诰、知审刑院。” 《宋史·列传71·韩琦》：“权知制诰。” 宝元二年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 宝元二年（1039年），四川旱灾严重，益州、利州饥荒，韩琦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赐三品服，赴四川赈灾。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益、利岁大荒，为剑南三路安抚使。活饥民百余万，减冗役数百人，奏除诸郡收市上供绮绣不急之物以便民。”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益利路岁饥，为体量安抚使、加三品服。 蜀地号富饶，产金帛纨锦，中州岁仰给。有司乗便刻取，赋徭烦重，诸郡设而买院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公为轻减蠲除之。 逐贪残不职吏，罢冗役七百六十人。 为饘粥济饥人一百九十余万。 蜀人曰：‘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宋史·列传71·韩琦》： “益、利岁饥，为体量安抚使。 其时郡县督赋调繁急，市上供绮绣诸物不予直，琦为缓调蠲给之，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活饥民百九十万。” 抗夏防边 康定元年西夏王·李元昊反 夏主·元昊（西夏王·李元昊，赐姓赵）是个桀骜不训之人。《宋史纪事本末·卷30》载：早在其父赵德明为夏主时，他就劝其父“勿臣宋”，赵德明深知夏土的安宁来之不易，告诫元昊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然而元昊却不以为然，答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帝王耳，何锦绮为！”他袭封之后，操练兵马，号令诸部，同时仿宋朝置文武百官，立蕃、汉学堂，为称帝作好了各种准备。 康定元年（1040年）赵元昊称帝。 陕西安抚使 康定元年正月授陕西安抚使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形势吃紧。适韩琦自四川归，朝廷即命其为陕西安抚使。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赵元昊反，以兵围延州。又为陕西安抚使。”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李元昊初叛，兵锋鋭甚。中国久不知战，人心颇恐，士大夫多避西行。公使蜀，道潼陜，归奏事便殿，上问‘西兵形势’，公具以所闻对。 上谓曰：‘朕比忧乏人按边，卿其为朕往。’授陜西安抚使，趣上道。” 《宋史·列传71·韩琦》：“赵元昊反，琦适自蜀归，论西师形势甚悉，即命为陕西安抚使。”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元昊反，命为陜西安抚使。” 初至 韩琦初到陕西，马上一系列行动，选兵治器，始设烽燧，为大将刘平平反，赙恤赏赠阵亡将士，保举范雍和时被诬为“荐引朋党”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奏罢伤害民力的“率马令”等。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驰往抚边，至则贼引去矣。 方大将刘平遇贼于百口，以军败被执，监军黄徳和惧罪，诬言上平实降，朝廷乃勑收其子，命御史台置狱于河中府，公力为陈之。平子既蒙释，又得推恩及其家。”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公勇欲自効，驰至延安，则羌已解围去。士气沮伤，将吏往往移病求罢职。公辄选练材武，治战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杰，与之计议，檄诸郡守城郭，如河北始设烽燧以候虏。 先是，大将刘平战北，或诬其叛去，遂锢守平妻子具狱河中府，公力辩白释之。录战死者赙恤赏赠。 边臣皆劝范雍守延州，朝廷以为不能，欲以赵振代。公奏曰：‘振麄勇可使，搏战非谋，议守边材，愿留雍以观后効。无已，则起范仲淹为可臣，为国家忧，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误陛下事，当族。’ 庆人陈叔度等陈边防策，既而补官东南。公奏曰：‘忠义愤懑，为国献计，虽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实羁縻之，非所以开示诚意来人才也。’ 又奏罢‘率马令’以宽民力，及裁处他利害甚悉，上益知可办大事。” 《宋史·列传71·韩琦》：“刘平与贼战，败，为所执，时宰入他诬，收系平子弟，琦辨直其冤。” 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康定元年五月进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仁宗命夏竦出任西师都护，开府永兴军；韩琦进枢密直学士，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同管勾都总管司事，充当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夏竦为陜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公以枢密直学士副之。”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康定元年五月，天子命夏公竦都护西师，开府于永兴军，而以公为枢密直学士、陜西经略安抚使、同管勾都总管司事。” 《宋史·列传71·韩琦》、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均载（文同）：“进枢密直学士，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 夏、韩、范3人意见分歧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夏竦、韩琦、范仲淹3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 夏竦即派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到汴京请示。最后朝廷乃决定采用攻策，诏鄜延[鄜延路，治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泾原[泾原路，治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同出征。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公持攻守二策以决于上，仁宗欲取攻策，执政者难之。 公曰：‘元昊以区区数州之地，其众可知也；顾非举国，不能以内寇汉拘贼法城邑之守未尝出境谋，此贼所以猖獗而屡胜也。今彼志气骄惰，我倘并兵从一道出，粮充械利，鼓行而前，宜无坚敌矣。曷不用攻策。’ 公言虽恳激，然朝廷终以为不可。”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未几遣学士晁宗悫入内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贼。公曰：‘如诏意为便，不则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我仓卒赴敌，必败。’ 合府争曰：‘承平久，不习战，羌寇暴起，今兵与将未训讲，其可深入客斗乎？愿谨关塞以岁月平之。’ 公所论不得用，使持奏还，而元昊掠镇戎军。 偏将刘继宗逆战，果不利，诏下切责，俾以进兵月日来上，众复守旧议。公曰：‘军事虽可择便宜行之，然大计亦不当固拒。’乃划攻守二策，求中决。 公驰驿奏阙下，上许用攻策，已而执政以为难，公不得已独上章曰：‘元昊窃数州之地，精兵不出五六万，余皆妇女老弱，举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为少，分戍数十城寨。彼聚而来，故常众；我散，故常寡。每遇每不敌，是以元昊能数胜。今不究此失，乃待贼太过，以二十万重兵惴然坐守界濠，不敢与虏，确臣实痛之。愿更命近臣，观贼之隙如不可不击，则愿不疑臣言。’奏虽不下，知兵者以公说为然。” 《宋史·列传71·韩琦》： “诏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发以制贼，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 琦画攻、守二策驰入奏，仁宗欲用攻策，执政者难之。 琦言：‘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 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画攻守二策入奏，仁宗用攻策，诏鄜延、泾原同出征。” 庆历元年二月兵败“好水川” 庆历元年（1041年）春，元昊乞和，韩琦疑有诈，谕诸将不可懈弛。二月，元昊果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急派禆将将任福、王仲保等领兵18000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数次切戒诸将不可冒进。 任福、王仲保在张家堡南狃小胜，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六盘山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甜水河），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100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俄还泾原，闻元昊遽求盟，公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下令诸将日夜戒严。 方召兵瓦亭，贼已寇山外，公指图授任福曰：‘此地有险可保，彼虽众不足畏也。宜坚壁待之，无得轻出军，久则势自归，且随蹑其后击之，可有功。’既而又以檄戒福曰：‘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福，庸将也，卒为致敌而死之。”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公往来塞下，勤苦忘寝食，期有以报上。 出按屯，至泾原，闻元昊乞和，公谕诸将曰：‘无约而降者，谋也。宜益备，不可懈弛。’ 遽调兵瓦亭,兵未集,贼果钞山外。公指图授诸将曰：‘山间狭隘可守，过此必有伏，或致师以怒我、为饵以诱我，皆无得輙出，待其归且惰也，邀击之。’ 而禆将任福、王仲保狃小胜，数违制度，公遣府吏耿传就诘责，不从，则又檄福曰：‘违节度，有功亦斩。’任福犹进兵，遇伏，遂战死。” 《宋史·列传71·韩琦》： “既还营，元昊来求盟。琦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诸将戒严。 贼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趋德胜砦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降）。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大将任福不用命，没于‘好水川’。” 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 “好水川”之战，原是元昊用陕西落第举子张元之计而为，既得胜，十分猖狂，乃使张元作诗1首投掷宋境讥之，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上章自劾，降官，知秦州 宋军兵败“好水川”，虽非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夏竦职务；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数月复官，以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右司谏知秦州。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夏竦使人收散兵，得公所与檄于福衣带间，乃言失军之罪不在公，朝廷犹夺一官，得知秦州，数月复其官如故。”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嫉公者乞置公大罪，后大帅使收余兵，得檄福衣带间，封上之。安抚使王公尧臣亦以实奏朝廷，知罪在诸将，止左迁右司谏，以职知秦州。数月还旧官。” 《宋史·列传71·韩琦》：“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寻复之。” 庆历元年十月韩琦兼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 庆历元年（1041年）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 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4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会分陜西为四路，改秦凤经略安抚使。”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仍进礼部郎中兼秦陇凤翔阶、成州路驻泊、步军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等使。 公在秦，增广州城以保固东西京招辑属户益市诸羌马讨杀生羌之钞边者，厉兵以待贼。讫公去秦，贼不敢窥秦塞为盗。” 《宋史·列传71·韩琦》：“会四路置帅，以琦兼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 庆历二年四月改秦州观察使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陕西4帅皆改观察使，由于观察使为武职，范仲淹、庞籍、王沿不肯拜；韩琦独不辞，受任秦州观察使。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明年，诏易陜西四帅皆为观察使，如范仲淹、庞籍二公亦辞，公独不辞，曰：‘上方忧边甚，臣子忍择官乎！’”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庆历二年，陜西四帅皆改观察使，公为秦州观察使。曰：‘吾君忧边，臣子何可以择官！’独不辞。” 《宋史·列传71·韩琦》：“庆历二年，与三帅皆换观察使，范仲淹、庞籍、王沿不肯拜，琦独受不辞。”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 庆历二年十一月还旧职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泾州 庆历二年（1042年）十月，韩琦迁旧职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十一月，朝廷采纳范仲淹建议，韩琦充沿边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等使，与范仲淹2人均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时人并称“韩、范”。边塞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顷之，复为枢密直学士、谏议大夫，又为陜西经略安抚招讨使。 公在边久，积养士气日益振，又欲用策取横山以复河南故地。会元昊求称臣而未遂。公与范仲淹素善，天下称‘韩、范’。”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庆历二年）十月，迁谏议大夫，复为枢密直学士。十一月，充陜西四路沿边都总管、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屯泾州。 初，京师所遣戍兵脆懦不习苦，贼常轻之，目曰‘东军’；而土兵劲悍善战。公奏增土兵以抗贼，而稍减屯戍，内实京师。 又以笼竿城据冲要，乞建为徳顺军，以蔽萧关、鸣沙之道。既任事久，岁补月完甲械精坚，诸城皆有备，赏罚信于军中，将亦习斗识形势，每出輙有功，勇气倍于初时。 公方建请于鄜、庆、渭三州各以土兵三万为一军，军虽别屯，而耳目相通为一，视虏所不备，互出捣之，破其和市，屠其种落，困挠其国，因以招横山之人度横山，隳则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我支矣；下视兴灵，穴中兎耳。章既上，又与范公定谋益坚，而元昊黠贼，知不可敌，亦敛兵，不敢輙近塞。 公与范公在兵间最久，两公名重，一时人心归之，乐为之用，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 《宋史·列传71·韩琦》： “未几，还旧职，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泾州。 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 东兵从宿卫来，不习劳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顺军以蔽萧关、呜沙之道。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 “未几，还旧职，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泾州。 先生与范文正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 枢密副使 庆历三年四月召为枢密副使 宋、夏转入和议，边界形势稍趋缓和。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范仲淹一起奉召为枢密副使（武副相）。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仁宗亦知此二人（韩琦、范仲淹）者，遂同除枢密副使，而相与复陈其策上，前元昊已臣矣，其谋卒不得用。”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仁宗知公久劳于外，遣使密谕旨曰：‘卿孤立无人援荐，独朕知之，行召卿矣。’ 明年春，与范公同召，拜枢密副使。 公自请捍边，至五表不听。 既至，与范公伸前议、同决策，上前期以兵覆元昊。会夏国送欵，公谋不果用。 《宋史·列传71·韩琦》：“召为枢密副使。”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 “元昊称臣，召为枢密副使。 时上急于求治，手诏宰相杜衍曰：‘朕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时上之。’” 当时枢密使为杜衍。韩琦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同辅朝政，称“韩、范、富、欧阳”。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 苏轼曾赞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 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2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1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曰：“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汉·周勃）。琦汝副衍（杜衍），知人予哲。” 反对元昊邀索无度 宋、夏虽进转入“庆历议和”阶段，但元昊持契丹为援，邀索无度，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等厌兵，将一切从之。韩琦提出异议，极力反对。 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边事虽欲讲解，元昊犹上书邀朝廷其轻者，欲自建元，为父子呼兀卒，及令我使与陪臣为列二府，遽欲从之。 公独谓不可，许数廷议，众尚不从，公持之愈坚，故晏丞相至变色而起，公守所见不易，卒杀其礼如公言。” 《宋史·列传71·韩琦》： “元昊介契丹为援，强邀索无厌，宰相晏殊等厌兵，将一切从之。 琦陈其不便。” 庆历三年七月上“宜先行者七事”和“救弊八事” 时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韩琦上《论备御七事奏》（亦作“所宜先行者七事”），又接连上“救弊八事”。帝悉嘉纳。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时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治，手诏宰相杜衍曰：‘朕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时上之。’又开天章阁赐坐咨访急务。 公条九事，大略‘备西北，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有能，退不才，去冗食，慎入官。’ 继又献‘七事’。” 《宋史·列传71·韩琦》： “条‘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 继又陈‘救弊八事’，欲‘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谓：‘数者之举，谤必随之，愿委计辅臣，听其注措。’ 帝悉嘉纳。”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 “先生条上‘七事’，议稍用。 又献‘九事’，大略欲备西北，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谓‘数者之举，谤必随之，愿委计辅臣，听其措置’。 帝悉嘉纳。” 庆历三年九月积极推行“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10项改革措施，与韩琦此前提出的“宜先行者七事”和“救弊八事”基本一致。 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积极参与推行的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以枢密副使宣抚陕西四路 庆历三年（1043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仁宗命韩琦以枢密副使身份任陕西四路宣抚使。 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讨平张海、郭邈山。同时，鉴于灾情严重，韩琦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提升贤能，罢免庸陋；为减少用度，选汰禁卒羸老不堪任用者1万余人；尽修鄜延城障，檄西夏悉归所侵地。 《宋史·列传71·韩琦》： “遂宣抚陕西。 讨平群盗张海、郭邈山。 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 尽修鄜延城障，须敌悉归所侵地，乃许和。”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遂宣抚陜西，讨平群盗。” 庆历四年春归朝，五月陈“西北四策” 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归汴京，五月陈“西北四策”。 《宋史·列传71·韩琦》：“归，陈西北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之计。’”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归，陈西北四策。” 毁言日闻，乃请外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朝内党争日趋激烈。宰相杜衍因其婿苏舜钦坐事受到牵连，遭到贬谪，保守派势力开始占上风。 保守派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均被贬职出朝。而韩琦自陕西召还后，郑戬接替了他的职位。三月，郑戬部将刘沪、董士廉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役兴而郑戬罢。韩琦部将尹洙认为修水洛城并非良策，制止刘、董，而刘、董置之不顾。尹洙盛怒之下，将2人械系起来。韩琦陈述13条理由，支持尹洙，郑戬为此屡争于朝，矛头直指韩琦，朝论亦多偏于郑戬。韩琦乃请外。 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前此郑戬代公为四路帅，遣刘扈、童士亷即降羌所献地，筑永洛城。城役方作，会戬罢泾原帅，尹洙以为非便，止之。扈等犹城不已，洙乃械送于狱，且将斩，而戬力争于朝，公亦以为永洛可罢而扈等犯令之罪不可贷。朝廷命廷臣往视利害，既成，而士亷等诣阙讼其事。 是时公同进用者已悉罢去，公因自请补外。”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议稍用，而小人已侧目不安。 二府或合班奏事，公必尽言，事虽属中书，公亦对上指陈其实，同列尤不悦，独仁宗识之，曰：‘韩琦性直。’ 苏舜钦坐会饮奏邸，言者欲因缘舜钦事以累一二，执政弹劾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狱，士人为之纷骇。公从容奏曰：‘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若是？陛下圣徳素仁厚，何尝为此耶！’上悔，见于色。 又近臣奏王益柔为傲歌，乞诛。公因奏曰：‘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上悟，稍宽之。 富郑公安抚河北，还至都门，命守郓公奏曰：‘朝廷闻北虏点兵，弼以忠义请行，事毕归奏。去京师咫尺，胸中筹策不得一陈于陛下之前，乃责补闲郡，四方不闻其罪，曾无一人为弼言者，臣窃为陛下惜之。’累上不报。 前此陜西帅郑公戬以刘沪、董士廉城水洛泾原守将尹洙、狄青谓非便，诏辍其役。会戬罢兼泾原路二人犹城之，青欲斩以徇，不克。戬论救于朝，朝廷薄沪、士廉罪，公曰：‘二人者实违诏尔，可无罪。’列十事辨析。 后士廉与二人者诣阙讼，而柄臣为之左右，又属公与，当时有名大臣改更天下敝事，侥幸者惮之，故富公、杜公相继罢去，公亦恳求补外。” 《宋史·列传71·韩琦》： “时二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虽事属中书，亦指陈其实。同列或不悦，帝独识之，曰：‘韩琦性直。’ 琦与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内人望，同时登用，中外跂想其勋业。仲淹等亦以天下为己任，群小不便之，毁言日闻。 仲淹、弼继罢，琦为辨析，不报。 尹洙与刘沪争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论不谓然。 乃请外。”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会尹洙与刘沪争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论不谓然，乃请外。” 知扬州 庆历五年三月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四月五日抵官任。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诏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宋史·列传71·韩琦》、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均载（文同）：“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 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致使民众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四相簪花”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四相簪花》曰： “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 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干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 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歧公（王珪封“岐国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王安石封“荆国公”）为大理评事签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钤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钤辖者申状暴泻不止，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陈升之封“秀国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 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 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此事亦见载于陈师道《后山谈丛》、赵令时《墨客挥犀》、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等宋代多种笔记。（《梦溪笔谈》文中“陈秀公”或作“吕公著”） 撰《维扬好》四章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皇祐初，魏公镇扬州（时间有误。据杨希闵《韩忠献公年谱》，韩琦知扬州始于庆历五年[1045]三月，其年四月五日抵官任。庆历七年[1047]五月，由知扬州徙知郓州），撰《维扬好》四章，所谓‘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是也。” 韩琦《忆江南·维扬好》其一曰： “维杨好，灵宇有琼花。千点真珠擎素蕊，一环名玉破香葩。芳艳信难加。 庆历七年历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知成德军 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泰安市东平县）。 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治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又徙郓州，徙成德军。”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徙郓州，又知真定府、兼都总管。 四年间连易三州，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爱慕之如父母。” 《宋史·列传71·韩琦》：“徙郓州、成德军……” 庆历八年撰《尹师鲁墓表》 尹洙（字师鲁）与欧阳修（字永叔）、范仲淹、韩琦是政见相契的文友。 庆历七年（1047年），尹洙卒。欧阳修受范仲淹之托，于庆历八年（1048年）撰《尹师鲁墓志铭》。欧阳修追慕尹洙简古文风，评述亡友一生行事业绩，自感能告慰亡友于地下，不料却招来尹洙家属非议。双方最重要的1个分歧是，尹洙家属认为宋代古文运动始于尹洙，但《墓志铭》对此只字未提。 欧阳修便又作《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予以辩解，谓尹洙前有柳开、穆修等大宋先达，“不敢断自师鲁始。”且颇为感伤地说：“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对“尹氏子”大为不满。 尹氏子又请韩琦撰《墓表》。由此欧阳修对韩琦发生了误解。欧阳修《与杜訢论祁公墓志书》谓：“尹氏子卒请韩太尉（韩琦）别为《墓表》。” 其实，韩琦撰《墓表》，乃尊尹洙遗嘱为之。 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既成，范仲淹也给韩琦写信，其《与韩魏公书》称，尹洙临终时，当范仲淹的面交代，“（永叔）作《墓志》，明公（韩琦）可与他作《墓表》也。”信中既肯定欧文“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又说“恐不满人意”。对此，作者拒绝修改，而若换他人写作，担心“其文不传于后”，因而请韩琦在作《墓表》时弥补、充实。 韩琦所撰《墓表》（《安阳集》收录），事迹详备，叙事酣畅，在政治评价上更为充分，洋洋洒洒，字数超过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二三倍之多。 就作古文始于谁的分歧，韩琦写道：“本朝柳公仲涂（柳开）始以古道发明之，后卒不能振。天圣（1028—1032年）初，公（指尹洙）独与穆参军伯长（穆修）矫时所尚，力以古文为主。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词鼓动之，于是后学大悟，文风一变，使我宋之文章，将逾唐、汉而蹑三代者，公之功为最多。” 韩琦以柳开与穆修、尹洙与欧阳修，来概括宋初以来古文运动的发展脉络，既肯定了尹洙的地位与贡献，又不违背欧阳修“作古文不自师鲁始”的见解，使争论双方都能接受，并为后世学者所普遍认同。 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竞遭冷落甚至被弃之不用。 其时，欧阳修正因误解而怪罪韩琦，韩琦不仅没有自辩，且始终站在欧阳修身边，与北宋文臣儒士一道，高举古文运动大旗，既反对“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的西昆体骈文流弊，又吸取宋初以来古文家写作的失败经验，对建立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文风有开拓之功。“渐濡美化规模近，珍重高篇气格雄”（《次韵答磁州王复都官》），“诗好盈编堆锦组，字奇随笔走龙蛇”（《中秋席上》），这两首诗作于韩琦在大名府期间，老年韩琦依然不改对诗歌教化功能的重视，和对豪健古淡笔势、雅洁韵致文风的欣赏。 定州路安抚使兼知定州 庆历八年四月划河北为四路 庆历八年四月移定州路安抚使兼知定州 庆历八年四月移定州路安抚使、知定州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韩琦移定州路安抚使、知定州，进阶本殿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 时韩琦认为，把河北分为4路显得太多，将会出现兵力分散的后果，把河北分为2路足矣。主张将定州、真定府合为一路，高阳关、大名府合为一路。宋仁宗觉得刚刚把河北划分4路完毕，若重新将其合并为两路，显得更改过频，将造成混乱，拒绝了韩琦的建议。韩琦见前命不可改，即莅定州赴任了。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分河北为四路，就移定州安抚使、知定州，更本殿大学士……”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移知定州事，兼都总管、本路安抚使。” 《宋史·列传71·韩琦》：“徙……定州，兼安抚使，进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连徒定州，兼安抚使，进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 皇祐元年加封“资政殿大学士” 皇祐元年（1049）二月，宋仁宗诏问群臣，天下人才哪些人适合位居朝中、辅助君主，哪些人适合出镇地方、造福一方，哪些人适合领兵打仗、征战沙场。权三司使叶清臣上奏道，治理国家不患没有人才，而患不能任用人才。叶清臣对仁宗时期的各臣点评一番，认为富弼最讲忠义之道，范仲淹最重国家大局，夏竦对古代的典章制度最为熟悉，郑戬的议论最能切中时弊，韩琦则一身正气、重视法度、善于练兵。 皇祐元年（1049年）七月，在宰相文彦博的建议下，仁宗对夏竦、郑戬、富弼、韩琦等十几位曾经提任宰执的大臣推恩，韩琦被朝廷加封为“资政殿大学士”。 皇祐二年授级尚书礼部侍郎 皇祐二年（1050），朝廷建成“明堂”，大小官僚升职加俸，韩琦被授予礼部侍郎。（按：“明堂”：中国古代的礼制建筑，用于天子祭祀上天或祖宗。）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更……尚书礼部侍郎。” 皇祐三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留再任 皇祐三年（1051年），时韩琦在定州已任职3年，理应改任。宋仁宗觉得定州为北方重镇，需要一位能干之臣镇抚才行，韩琦无疑是恰当人选。八月，朝廷加封韩琦为“观文殿大学士”，让韩琦续任定州3年。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以观文殿大学士留再任。” 治军 整顿定州兵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定州久用武将治兵，不知法度，至于骄不可使，明公镐引诸州兵平甘陵，独定兵邀赏赉，出怨语，几欲噪城下。 公素闻其事，以为定兵不治将为乱。既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教者，捽首斩军门外；士死国，赙赏其家，养其孤儿，使继衣廪。 恩威既信，则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 《宋史·列传71·韩琦》： “初，定州兵狃平贝州功，需赏赉，出怨语，至欲噪城下。琦闻之，以为不治且乱，用军制勒习，诛其尤无良者。士死攻战，则赏赙其家，籍其孤嫠继禀之，威恩并行。 又仿古三阵法，日月训齐之，由是中山兵精劲冠河朔。” 留置过境违纪扰民龙猛卒不遣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京师发龙猛卒（禁军）戍保州（今河北保定），在道窃取人衣屦，或饮讫不与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极塞，尝有叛者，岂可杂以骄兵戍之？’易素教者数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 一府裨佐如狄青辈，熟闻公平日语，见其施为，后亦皆为名将。” 《宋史·列传71·韩琦》：“京师发龙猛卒戍保州，在道为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 恢复见钱“入中” “入中”，是古代解决边地军需的一种方式，即招募商人运输粮草，抵边地后，由驻军开付凭证，商人凭证到有关部门换取钱物。 北宋边防驻军所需粮草是靠募人“入中”进行的。庆历八年（1048年）以前采取的是见钱“入中”，运输粮草的商人可以直接拿到现钱。庆历八年（1048年），改作茶、盐、香、药等4种货物“入中”。国家按照驻军所需的粮草，给军方一定数目的茶、盐、香、药的经营凭证。商人运来粮草以后，拿到的只能是一定量的专卖商品许可权。这就造成了商贾“入中”利润减少，许多商人便不再靠“入中”粮草来营生了。边地驻军手中的凭证换不到粮草，越积越多，于是就贱价出售，这些凭证大多被一些富人收购去了，他们把这些凭证转手之后谋取暴利。发财的是他们，而运往边地的粮草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在定州边关等地，一斗米要价700个铜钱，甚至1000个铜钱。 韩琦先后十几次上奏朝廷，要求恢复见钱“入中”办法，以平抑粮草价格，保障军需。皇祐三年（1051）八月，仁宗最终同意了韩琦的要求，诏定州及沿边“入中”粮草恢复见钱之法。 治政 皇祐三年赈活饥民数百万 皇祐二年（1050年），定州大水成灾。闰十一月，仁宗诏免定州等地百姓所欠官府的田租，并拿出40万缗钱、40万匹绢用于定州等地的赈灾。但大灾之后又是大疫。 皇祐三年（1051年），定州等地饿殍遍地，流民相望于道。但有些地方长官的精力不是用在救灾上，而是用在应付朝廷检查上，用美酒佳肴款待前来灾区视察的使臣，以博取赈灾有方的美名。仁宗怒，在四月初三日特地下诏，除犒劳军校外，禁止灾区的一切宴饮活动。 而韩琦在定州，则全身心投入救灾工作，一方面下令开仓放粮，另一方面募人从其他地区往定州输运粮食，还分命官吏到各地开设粥厂，让流民取食。韩琦每日前往各地的粥厂进行巡视。韩琦还下令招募强壮的流民，使其修治城隍等公共工程，以工代赈，以待灾后重返家园、重操旧业。 有曰：“饥民满道，公大发仓廪募人人粟，分命官吏设干粥以食民，公日往案，近归之者，不可胜数。”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岁大歉，为法赈之，活饥人数百万。” 《宋史·列传71·韩琦》：“又振活饥民数百万。” 宽“斩伐令” 定州与契丹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契丹南侵，北宋政府发布“斩伐令”，规定沿边纵深几十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也不许耕种。杨怀敏屯田河北时，又奏请朝廷扩大定州禁地的范围，规定定州西北的山林都不得樵采砍伐，并督促州县长官在御河以北加强巡逻，严处违犯“斩伐令”的边民。边民失去生活来源，纷纷移居他乡。 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 “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 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 朝廷从之，定州边民莫不称便。 授权边吏掩杀契丹过界劫掠居民者 韩琦还发现定州境内常有契丹人劫掠百姓，而官府对之则听之任之，不加制止。 韩琦向属吏询知：最初并非如此，当时如契丹人一旦越境为盗，地方官员也进行抓捕。但结局往往是上司非但不为这些官员论功，反怪罪他们惹是生非。时间一长，地方官员对私人入境的契丹人就听之任之，不加制止了。 韩琦随以定州路军事主帅的身份，给辽国边境长官去信，让他们约束部下不要再偷渡边境；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有效维护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 废除边民不得购买米粮运往城外的禁令 河北安抚司曾下令边城，禁止边民购买米粮运往城外，违禁米粮超过4斗的就要严惩。 韩琦认为这项命令很不合理，守城的士兵的职责本为保卫城池的安全，哪能每天每日用升和斗来量米呢？况且城外的百姓也是归顺大宋的子民，怎么能严禁他们购买城内的米粮呢？于是下令废除了边民不得购买米粮运往城外的禁令。 令防守山口的百姓归农 唐县（宋时属定州）与辽国接壤处有4个山口，以往官府用贫困百姓200人巡守。 韩琦认为巡守山口本为士兵职责，让贫困百姓进行巡守，一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二则不能有效的防御敌人，于是派出士兵代替这些百姓巡守山口，让这些百姓归农生产。 玺书褒激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诏书褒美，邻城旁路刺取其政以为法。 视中山隠然为雄镇，声动虏中，加资政殿大学士、礼部侍郎，又加观文殿大学士，俾公再任。” 《宋史·列传71·韩琦》：“玺书褒激，邻道视以为准。” 皇祐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调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定州人还曾到京师敲登闻鼓，祈求朝廷为韩琦建立生祠。不许。 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 皇祐五年正月转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廿一日，韩琦拜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拜武康军节度河东经略安抚使、知并州。”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皇佑年，受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 《宋史·列传71·韩琦》、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均载（文同）：“拜武康军节度使、知并州。” 韩琦的这次调动，是李昭亮与走马承受廖浩然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按：“走马承受”：宋代差遣官名，全称“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每路设1员，为路级监察官员，隶经略安抚司，无事时每年入奏1次，有边警时可随时上奏。） 李昭亮是宋初名将李继隆之子，宋太宗·明德李皇后的侄儿，时判并州，与走马承受、宦官廖浩然不和。廖浩然凭宋仁宗的信任，上奏诬陷李昭亮在并州的所为不法。宋仁宗为缓和李昭亮与廖浩然的矛盾，决定并州、成德军（河北阜平）、定州3地的地方长官对调，判并州李昭亮徙判成德军，知成德军宋祁改知定州，知定州韩琦改知并州。 奏逐不法宦官廖浩然 河东路走马承受、宦官廖浩然，怙中贵势，行事不法，韩琦奏逐之。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入境，罢前帅所兴不急之役，奏逐怙势不法宦者廖浩然。” 《宋史·列传71·韩琦》：“承受廖浩然怙中贵势贪恣，既诬逐前帅李昭亮，所为益不法，琦奏还之，帝命鞭诸本省。” 限定疆界 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契丹冒占邻边“天池庙”地（今山西宁武西南），韩琦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庙檄，令其归还。又契丹侵耕“阳武砦”（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地，韩琦凿堑立石限定疆界。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将苏安静谕之曰：‘尔尝求我修池上神庙，今曷见侵也！’敌不服，安静指外横山、鬼山之麓，与之为约，不敢踰衍。”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契丹吞蚀边地，公遣将苏安静抵境上，召酋豪与语曰：‘尔移文尝借「天池庙」，则皆我地，何可得坏国信义、侵淫诋谰。我边臣也，为天子守此土，势必与尔辩。’契丹理屈，遂归我冷泉村。 代州阳武寨旧用黄嵬山麓为界，戎人侵不已，公又遣安静堑地立石限之，自此不敢耕山上。 后公为枢密使，使人萧沪、吴湛来以辞，受馆伴使张昪曰：‘南北地界多相冒，如黄嵬山则可，今已置不辩，愿后谨封略。’昪欲勿受，公曰：‘彼辞服矣，受之勿失。异时或有地界为争端，此得以为据。’昪受之。” 《宋史·列传71·韩琦》： “契丹冒占天池庙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庙檄，无以对，遂归我斥地。 既又侵耕阳武砦地，琦凿堑立石以限之。” 开垦废壤复耕 宋初大将潘美镇河东时，患契丹南下劫掠，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州、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之北多废壤。 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曾建议解除代州、宁化军、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其指出：“河东之患，在尽禁缘边之地，不许人耕。”“今四州军地可耕二三万顷，若尽耕之，则岁可得三五百万石。” 仍下缘边议，以为岢岚、火山军其地可耕，而代州、宁化军去敌近，不可使民尽耕也。于是诏并、代经力量司，听民请佃岢岚、火山军间田在边壕10里外者。“后因（军帅）明镐阻挠，未能实行。” 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以为此皆良田，今弃不耕，适足以资敌，遂请“代州、宁化军亦如岢岚军例”，距北界10里为禁地，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凡得户四千”，垦田至9600顷。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塞下多闲田。 先是，国初潘美为帅时，敌频出寇钞，并边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内徙，空其田以为禁地。 公曰：‘以敌日加侵，茍失不耕，是将遗敌也。’乃募弓箭手四千户，垦田九千六百顷。”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祖宗朝潘美为帅，避冦钞为已累，令民内徙，空塞下不耕，号‘禁地’，而忻、代州、宁化、火山军废田甚广，欧阳公修尝奏乞耕之，为并帅沮挠，久不行。 公至，遣人行视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若旧迹犹存，今不耕，适留以资虏，后且皆为虏人有之矣。’遂奏募弓箭手居之，得户四千，垦地九千六百顷。” 《宋史·列传71·韩琦》： “始，潘美镇河东，患寇钞，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于是忻、代、宁化、火山之北多废壤。 琦以为此皆良田，今弃不耕，适足以资敌，将皆为所有矣。遂请距北界十里为禁地，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垦田至九千六百顷。” 请罢“里正衙前” “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粮食官物的押运和供应，如减失，须以家产赔偿，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 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致“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 韩琦上书朝廷，“请自今罢里正衙更差乡户衙前。”朝廷在北方诸转运使中，“相度利害，而皆所议便”，从而批准“罢诸路里正衙前。” 其他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属城岁发防秋兵至河外，人病远饷。公曰：‘冦来可前知，奚防秋为罢不复遣？’ 河东俗杂羗夷用火葬，公为买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 韩琦为人宽和，爱护部下。 任武康军节度使时，有此夜晚伏案写信，有名侍兵手执蜡烛为他持烛照明。那侍兵一不小心，手中蜡烛凑到了韩琦的脸前，燃着了韩琦胡须。韩琦急忙用衣袖拂灭了胡子上的火星，并不怪罪，继续埋头书写。少顷，韩琦的信写完了，回头一看，发现执烛之人已被调换。他怕那惹事的侍兵被侍卫官处罚，急得大叫：“别换人！他不会再失手的。”军士们听了，大受感动。 又有一次，韩琦带兵在外，有个兵士因其母病危，私自离营回家，几天后方归，依律当斩，韩琦却从宽发落了他。 知相州 至和二年二月以节度使知相州 相州是韩琦的家乡。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求知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公数罹霜露之疾，愿上武康节，罢边东还，诏听以节知相州。”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属疾，上旄节，乞守便郡，命以节度使知相州。 民遮留不得去，至发桥堑道行六七驿，知不可留，乃还。” 《宋史·列传71·韩琦》：“久之，求知相州。”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又知相州。” 庆历新政失败后，韩琦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贬出朝，先后在扬州（今江苏江都）、郓州（今山西太原）和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作官，前后长达11年。被贬之初，韩琦内心十分苦恼，他原本是抱着“谓时弊之可更”的愿望参加庆历新政的，希望通过新政，使北宋振作起来，结果却事与愿违，自己反遭打击。 为此，他常叹息“直道之难行”。 尽管心情苦闷，但韩琦并没因此颓废而丧失信心。他说：“夫郡县之为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后继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则国家之事无不济也。”“吾心尽欲医民病，长得忧民病不销。” 建“昼锦堂” 始建“昼锦堂”于州署后园 韩琦回到相州任知州时，对相州府衙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并在府衙后园（原址在安阳老城县东街路北“高阁寺”一带）扩建“康乐园”，在园中建造一读书作诗的堂舍，取《汉书·项籍传》“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句，反其意而用之，名“昼锦堂”。 韩琦自撰《昼锦堂》诗 “昼锦堂”建成，韩琦自撰诗： “《昼锦堂》（宋·韩琦） 古人之富贵，贵归本郡县。譬若衣锦游，白昼自光绚。 立“昼锦堂记”碑记事 “昼锦堂”建成后，治平二年（1065年）三月十三日立《昼锦堂记》碑记事。 该碑欧阳修撰文，蔡襄书，龙图阁学士邵必篆额，蹇仪刊字，赵良规立石。（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襄》） 欧阳修《昼锦堂记》赞颂韩琦“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昼锦堂记》简洁明畅，说理透辟，曾收入《欧阳文忠公集》、《宋文鉴》、《古文观止》等。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说：“韩魏公以上相作‘昼锦堂’于相州，时欧阳修以参政为记，而蔡忠惠以三司使书之，时称‘三绝’。” 关于蔡襄《昼锦堂记》的书法，据宋·董遒《广川书跋》云：“蔡君谟（蔡襄）妙得古人书法，其《昼锦堂记》每字作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连成碑形，当时谓‘百衲碑’。” 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说：“今观其用笔，特遒劲伟丽，出入清臣。诚恳间而不无师琵琶之消，然自宋书家当以襄为首。” 毕原《中州金石记》也说：“襄字方正，为一代绝手，此碑尤名于时。” 《相州昼锦堂记》碑原石佚。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相州昼锦堂记》碑重刻，立于安阳市东南营街韩琦祠西庑内。重刻本亦曾佚，至清·顺治（1644—1661年）年间复出土。 泉州市博物馆珍藏有《相州昼锦堂记》碑刻（宋拓本），弥足珍贵。 后世沿革 南宋后，“昼锦堂”毁废。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彰德知府冯忠将“昼锦堂”移建到安阳古城内东南营街，并建有拜殿，称“新昼锦堂”，与西侧的“韩魏公祠”相邻一体。（参见下文“祠祀·韩魏公祠”） 晚明大画家董其昌曾按欧阳修《昼锦堂记》文意绘制《昼锦堂画卷》，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清·乾隆（1736—1795年）间，知府李渭扩建为“昼锦书院”，总体园林式，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昼锦堂”和“拜殿”顶覆绿色琉璃瓦，沿边和中心点缀，古朴典雅。殿中后侧悬挂金字黑底“昼锦堂”3字木质大匾。堂后为“忌机楼”，东有“狎鸥亭”，西有“观鱼轩”，中有“鱼池康乐园”，后为书楼。 民国间，先后改为彰德中学、河南省立第十一中学。 解放后，改为安阳市第五中学。 1967年，“昼锦堂”大殿、“拜殿”、“忌机楼”、“观鱼轩”、“狎鸥亭”等被火焚烧，大门外1对石狮被毁。现存大门、二门、东西厢房、书楼、3株古槐及书院讲堂等。 2013年，“昼锦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枢密使（枢相） 嘉祐元年八月拜枢密使 韩琦守相州踰年，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召为工部尚书、三司使；甫上道，未至京，八月即迎拜枢密使（枢相）。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且疾间授三司使工部尚书，寻除枢密使。”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守相踰年，疾既愈，召为工部尚书、三司使；上道，除枢密使。” 《宋史·列传71·韩琦》：“嘉祐元年，召为三司使；未至，迎拜枢密使。”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嘉佑元年，召为工部尚书、三司使。未至，迎拜枢密使。” 整理文书档案成册 宋朝百余年的军事文书档案，都收藏在枢府，由于管理不善，时间既久，不免散亡朽烂。韩琦到任后，立即亲率僚吏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并编纂成书，共得680卷。韩琦此举，使政府掌握了与契丹和西夏关系的历史资料，在后来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自国朝刬革僭暴，所积机要文书，皆散乱湮郁不可考。 究诸房比例，前后检用，未尝同吏每探之下以市赂，乃命官条悉册留而论次之，奸縁以止，其得祖宗御笔所裁则悉上秘府，以为世主宪总千余秩，后至中书亦行之。”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公以皇朝百余年，祖宗以征伐平定中国，外临制四夷，机事归枢密府，文书藏于吏舍，朽蠧散亡为可惜。 奏择吏整比纪次之，多得三圣亲笔，见其神断及四方兵要，根本为六百八十卷，则制禄令、驿令，使有成法，三司吏不得复弄文，移为稽故，赇赂自绝，迄今以为便。” 其他举措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请稍出内帑钱，籴粟数百万实边备。 建遣郝质、王庆民度藏才三族故地，命郭霭复城为丰州，与麟府相为羽翼，瞰契丹夏国相通之道。” 此外，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依韩琦之请，“置天下广惠仓”。韩琦请求诸路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 嘉祐二年为惜才请推迟丁酉科进士试 韩琦格外爱惜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才华。 清初·潘永因编《宋稗类钞》曰：嘉祐二年（1057年）丁酉科，苏轼、苏辙兄弟自四川上京赴试。当时科考时间是每年八月，但考前苏辙忽患疾。韩琦知道后，上奏仁宗：“今岁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须展限以待之。”仁宗许之。韩琦数次遣人探望，直到苏辙痊愈，才举行考试，比常年足足晚了20天。 是科苏轼、苏辙均进士及第。苏辙寻上书韩琦，翼得提携，即后来著名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书中有云：“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也。”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副相） 嘉祐三年六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嘉佑三年（1058年）六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副相）。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以本官同平章事。”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嘉佑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宋史·列传71·韩琦》、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均载（文同）：“（嘉佑）三年六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断例” 中书因循旧弊，每事必以旧例为据，而旧例操纵于僚吏之手。这些人唯以金钱多少为行事去取，乃至贿赂公行。而长官由于不熟悉旧例，只得任凭下属摆布。 韩琦察其积弊，亲自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断例”，除去那些繁冗条文，使之纲目清晰，每用其例，必亲自查阅。自此，僚吏不敢再在用例上做手脚。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中书习旧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顾金钱惟意所出，去取所欲，与一日举用之所不决欲行或匿例不见。 公令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断例’，除其冗谬不可用者，为纲目类次之，封縢谨掌，每用例必自阅，自是人始知赏罚可否在宰相，五房史不得髙下于其间。” 严司察，举天下士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又编中书机密。知枢密院举督天下吏职，严京师司察，不职者及贵臣挟持放纵有罪，无所贷，以惩废弛之风，阴消宦者权。 又议试补宗室外官，兴学校，变科举，别考五路贡士，虽不行，其后颇如其说。 嘉祐四年均田活动和“逐田于民” 嘉祐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 同年十二月，韩琦又奏：“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较大成绩。 多行仁义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嘉佑四年，下吁享赦事，多便民者。 诸路举学行尤异敦遣诣京师，馆于太学，试舍人院差使受官。 立柴氏后为‘崇义公’，法春秋‘存亡国继絶’之义。 择才臣诣四方，寛恤民力，籍户绝田租为‘广惠仓’，以广赈恤。 募耕唐邓废田，劝课农作，摹方书，赋药物，以救疾病。 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课载定令勅以省疑谳，弛茶禁以便东南之人，愚民得无陷大罪。 议者以谓近于三代之仁义，多公所论议施行。” 昭文馆大学士（首相） 嘉佑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 嘉佑六年（1061年）闰八月，韩琦进拜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首相）、监修国史。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进刑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嘉佑）六年八月，进拜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宋史·列传71·韩琦》：“（嘉佑）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迁刑部尚书。（嘉佑）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天下晏然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经略太平之务，公因得选，勅群司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职，而天下晏然无事，百姓遂安，刑罚衰止，衣食滋殖，守成之业茂矣。”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时朝廷闲暇，内外丰乐，百官有司各得其职，四民不失业，幼弱遂老疾养，外夷宾服，天下称太平矣。” 嘉祐七年请仁宗建储 仁宗既连失褒王、豫王、鄂王3子，皇嗣迟迟未定。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病疾，不能御殿，群臣争以立嗣，积5、6年仍未行。 至嘉祐六年（1061年），韩琦乘间又请建储，适后宫有待产者，仁宗意姑待之，不料又生女。韩琦与曾公亮、张升、欧阳修、司马光、吕诲等极言之，终使仁宗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为嗣，议乃定。 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仁宗乃下诏立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即后来的英宗。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而天下共以为忧，大臣顾避退缩，莫敢为上言。公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古祸乱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髙，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而定之，以为宗庙社稷之计乎。’ 他日又进而言曰：‘昔汉成帝在位二十五年，议立孝元帝孙定陶王为子，成帝非髙才主，且能之；以陛下之聪明睿智，奈何久不决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 英宗称畏，辞未受命。仁宗以问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难也。臣切忧之。’帝悟，遂诏立皇子。 公复稽首曰：‘事定矣，臣复何忧。’ 时诏虽下，英宗辞益坚。仁宗欣然用其策，英宗既为皇子，遂入居于‘庆宁宫’。”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仁宗春秋髙，继嗣未立，天下以为忧，虽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为议首。 他日复进曰：‘国继嗣，天下社稷根本，天下元元之命系于此。今不早定，日复一日，愚臣窃为寒心。陛下置天下之民于仁寿安乐四十一年矣，惟万世之业何可不虑？臣备位冢宰，思所以报陛下为无穷计，宜莫先此。 上顾曰：‘后宫一二欲就馆，卿其无亟。’后诞育皆皇女。 一日，挟《孔光传》进对，曰：‘汉成帝立二十五年无继嗣，已议立帝弟之子定陶王为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于此哉。太祖为天下长虑，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继，则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庆，传之万古，孰有踰陛下者？惟陛下以太祖心为心，则无不可矣。’ 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辞，宦官宫妾势未便，中外皆为危之。 公复启曰：‘陛下属之以大任而不肯当，盖其沉远详重，识虑有以过人，非有他也。事犹豫不决，招谗慝，生变故，且名未正则尚得以辞，名体一定，父子之分明，则浮议亦不得复摇矣。’ 仁宗欣纳，曰：‘如此，则宜乘明堂大礼前，亟立为皇子。’乃召枢密大臣谕其事。 大臣或愕曰：‘此大事，无遽。’ 上顾曰：‘朕意决矣。’ ‘诚如此，臣敢为天下贺。’ 又召学士为诏书，学士亦请对，然后进稿。 英宗既为皇太子，尚坚卧。公又奏曰：‘今既为陛下子，何所间哉！愿令宫人就谕旨，及本宫族属敦劝。’上如其请，先帝始就庆宁宫会。” 《宋史·列传71·韩琦》： “帝既连失三王，自至和中病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包拯、范镇尤激切。积五六岁，依违未之行，言者亦稍怠。 至是，琦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帝曰：‘后宫将有就馆者，姑待之。’已又生女。 一日，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即位25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彼中材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又与曾公亮、张升、欧阳修极言之。 会司马光、吕诲皆有请，琦进读二疏，未及有所启，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 琦惶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 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 琦请其名，帝以宗实告。宗实，英宗旧名也。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 英宗居濮王丧，议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辞。 帝复问琦，琦对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愿固起之。’ 英宗既终丧，犹坚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诏立为皇子。”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 “至和（1054—1056年）中，上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包拯、范镇尤激切。积五六岁，依违未之行，言者亦稍怠。 至是，先生乘间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犹如是，况陛下乎！’帝乃立宗实。宗实，英宗旧名也。” 嘉佑七年九月进爵“仪国公” 嘉佑七年（1062年）九月，韩琦进爵“仪国公”。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宋史·列传71·韩琦》、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均载（文同）：“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三月辅立英宗，进封“卫国公”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韩琦宣读遗制，英宗·赵曙嗣位。韩琦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嘉佑八年三月壬申，以仁宗顾命，奉皇子即皇帝位。于时天气温晏，宫廷内外罔不肃然，自畿中市井犹有未知者。 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为仁宗山陵使。”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仁宗弃天下，平旦入，预主大计。 英宗即皇帝位，宫门徐开，追百官班宣遗制，卫士坐甲诸司幕庑下，治丧人情肃然，日至已午，市肆犹有未知者。 公性厚重，未尝名其功，其门人亲客或燕坐，从容语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神徳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有定议久矣。臣子何预焉。’故一二大事，天下莫知其详。 充仁宗皇帝山陵使，述仁宗遗意，省浮费，人不劳而办。使还，累辞位，不许。” 宋·强至《韩忠献公遗事》： “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亲王皆入后殿。国朝制度：嗣天下即位，先亲王贺，次六军，次见百官。 公是先时独召允弼入，称先帝晏驾，皇子即位，大王贺。 允弼问：‘皇子为谁？’ 曰：‘某人。’ 允弼谓：‘岂有团练使为天下者？何不立尊行？’ 公曰：‘先帝有诏。’ 允弼曰：‘乌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无礼！’ 左右甲士已至，遂贺。次召诸亲王见，六军、百官中外晏然。 仁宗初晏驾，急召上（指英宗·赵曙）未至，仁宗复手动。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达权知机如此。” 《宋史·列传71·韩琦》： “明年，英宗嗣位。 以琦为仁宗山陵使，加门下侍郎，进封‘卫国公’。 琦既辅立英宗，门人亲客，或从容语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圣德神断，为天下计，皇太后内助之力，臣子何与焉。’”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 “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为仁宗山陵使，加门下侍郎，封‘卫国公’。 门人亲客或从容语及定策事，先生必正色曰：‘此仁宗圣德神断，皇太后内助之力，臣子何与焉！’” 调和两宫 英宗暴得疾，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两宫渐成隙，曹太后甚至对韩琦与欧阳修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在韩琦、欧阳修的劝说催促下，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太后还政于帝。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初，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埀帘权听军国事。及皇躬康复，公乃请乘舆具素仗出祈雨，都人犹未识新天子，至是瞻仰天日之表，乃相与言：‘君貌类祖宗，真英主也。’ 皇太后闻之喜，即下令还政。”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英宗初即位，感疾，公日至寝门，执丹剂跪进，君臣相知，凡公所进纳而不拒，既退，则立帘下，以至诚大义，上慰‘慈寿宫’，镇压憸谗，委安内外。 英宗疾已平，遂请日视朝前后殿，整素仗行，幸祈雨，幸宗室丧，以释众疑。民望见车驾出，咸感涕相贺，曰：‘吾君貌类祖宗，真圣主也。’‘慈寿宫’闻之喜，即下手诏辞预政。” 《宋史·列传71·韩琦》： “英宗暴得疾，太后垂帘听政。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 琦与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尔，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进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罢。 后数日，琦独见上，上曰：‘太后待我无恩。’ 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 帝大感悟。 及疾愈，琦请乘舆因祷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还政。”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 “英宗暴得疾，太后不悦。 一日，先生独见上，上曰：‘太后待我无恩。’ 先生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邪﹖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 帝大感悟。” 右仆射 治平元年闰五月拜右仆射，封“魏国公” 治平元年（1064年）闰五月，韩琦拜右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差兼枢密院事。南郊祠事毕，封“魏国公”，辞枢密院兼职。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进左仆射兼枢宻院事、提举修《仁宗实录》。 昭陵复土，上大丞相印绶，英宗亲制手诏赐之，语甚眷公，乃起不敢辞；辞兼枢宻院事，许之。 其年南郊大礼，进封‘魏国公’。”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提举修《仁宗实录》，仍进右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恳免，凡六七上章不得请，乃巳。 又差兼枢密院事，公复上还相事，英宗手诏曰：‘卿有大徳于朕，有大功于时，一旦无名谢事而去，岂不骇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过乎？其辅朕，使无忝先帝之命，则卿之终惠也。’公顿首奉诏。 为南郊大礼使，祠事毕，恩封‘魏国公’。公辞兼枢密院，朝廷从之。” 《宋史·列传71·韩琦》：“拜琦右仆射，封‘魏国公’。” 明末清初·黄宗羲著、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忠献?韩赣叟先生琦》（全祖望补本）：“拜先生右仆射，封‘魏国公’。” 治平二年“濮议”事件 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 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司马光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中书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因立濮王园陵，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3人出外。此事件史称“濮议”，后“濮议”亦借指朝中的争议。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濮安懿王以英宗践祚例，当改封英宗，尤详慎，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诏两制议其礼。 两制谓当封大国称皇伯，中书疑所生称皇伯无经据，又封爵须下诰名之则未得其中。 事下三省再议，英宗复诏罢之，而台谏官攻中书不已，尤指切欧阳公，至相率纳告身游说者煽助之。凡论议是中书者，目为邪佞，其势可畏，诸公莫不避匿自解。 公独谓人曰：‘此中书事，皆共议，何可独罪欧阳公？’士大夫叹其平直忠谅，不肯推谤以与人；而英宗所生，讫今为濮王，为仙游县君，识者皆疑其非礼。” 吏治 吏治上，韩琦针对“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乃择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力求改变那种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英宗应“以此为先”。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苏轼、狄青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 治平二年“重阳节”家宴 治平二年乙巳（1065年）九月九日“重阳节”，韩琦举行家宴，宴请同僚好友。 宴请后，韩琦赋七律《九日水阁》，曰： “池馆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会重阳。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 按：此诗引自高克勤选编《宋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但诗中“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句，在民国廿三年《大名县志》中有“莫嫌老圃秋容淡，惟爱黄花晚节香”、“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莫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3种写法。 值得一提的是，韩琦还就席赋《乙巳重阳》诗，赴宴的苏洵当晚作《九日和韩魏公》（在能够确定年份的苏洵诗作中，这是最后一首，堪称压卷之作），起笔便是“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是年，被称“帝王师”的苏洵已56岁，编《太常因革礼》已4年有余，壮志难酬。从韩家归来，反复体味韩琦《乙巳重阳》中“招贤敢并翘才馆，乐事难追戏马台”的志得意满，对年长自己1岁的韩琦，苏洵以“不堪”承“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面自谦，实则充满怀才不遇之感，还有那么一点点对富贵满堂的不屑意味。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卒。韩琦作《苏洵员外挽辞》，有曰：“对未延宣室，文尝荐子虚。”用汉·贾谊为文帝召对于“宣室”，和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为人所荐的典故，对苏洵以文章见重一时，却未得施展政治才能的人生遭遇，表达惋惜。 以边事为念 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组建“义勇”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 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鹿阝、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边防军事力量，又减轻冗兵军费。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以陜西戍兵多，军常不足，欲籍下民为义勇，方议上，谏官司马光言公曰：‘往者常籍籍为民兵，遂涅之为官军，父母妻子莫不环顾以泣也。臣愿以一身救数万之命。’ 英宗曰：‘河北、河东亦有义勇，何陜西为不可？’公于是督使者疾驰往籍之，得十四万人。 光犹上前论其事，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独未知也。’”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意公素知陜西苦屯戍，馈饷颇艰，当得民兵以为助，因乞藉民为义勇。 二府难其事。諌官亦争之曰：‘关辅民将惊骇亡去，愿以一身救二十万人死。’ 二府以白上，上曰：‘河北有义勇乎？’ 曰：‘有。’ ‘河东有义勇乎？’ 曰：‘有。’ ‘然则陜西奚为不可耶？’ 论遂决。至今关辅为便，人皆服上之言简而尽，而亦多公之守也。” 主张问罪夏主·谅祚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夏贼寇大顺城，公即欲停岁赐绝和以问罪于其主谅祚（李谅祚，夏景宗·元昊之子），大臣或有以保元（即宝元，1038—1040年）、康定（1040—1041年）之间四方用兵王师伤败之事谏于上前，阴挠其谋者。 公曰：‘此但胶往迹，何不较今日彼我乎？且谅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计，而朝廷边备乃大过昔日诚诘之心必服。’时众虽屈公，然心不善之也。 英宗既用公策，遂遣使赍诏往问罪，而谅祚惧，以表谢于朝廷。 会英宗已寝疾，辅臣入起居于便殿，公叩榻问：‘谅祚所上表云何？’ 英宗曰：‘亦如前日所料耳。’ 于是向之异议者媿服公之谋、且善英宗之听也。”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夏贼冦大顺城，公言：‘宜留岁赐，遣使诘其罪。’大臣自文丞相悉以为不然，左右或举宝元（1038—1040年）、康定（1040—1041年）之丧帅以动上意。公曰：‘军事须料彼此，今日御戎之备大过昔时，且谅祚狂童，国人不附，其势何敢望，元昊诘之必服。’ 大臣或私相语曰：‘渠谓料敌，且观渠所料。’ 公卒建议遣何次公往诘谅祚。 逾月而次公还，以谅祚表闻。属英宗已卧疾，二府起居毕，公扣御榻曰：谅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顾曰：‘一如所料。’” 《宋史·列传71·韩琦》：“夏人寇大顺，琦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问罪。枢密使文彦博难之，或举宝元、康定事，琦曰：‘谅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过当时远甚。亟诘之，必服。’既而谅祚上表谢，帝顾琦曰：‘一如所料。’” 治平三年十二月再度进言英宗建储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寝疾。曹太后与英宗虽然和解，然而旧时的阴影不可能全部散尽，因此英宗病重时，曹太后有意在宗室中另择宗子而立之，不想立英宗之子为嗣。韩琦乘入问英宗起居之机，进言早建储，英宗即立颖王·赵顼。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未几，即卧内承诏，以朕为皇太子。”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及（英宗）渐革，公亲奉手札授内侍髙居简，命学士草制书，立今上（赵顼）为皇太子，别置东宫官属。” 《宋史·列传71·韩琦》：“帝寝疾。琦入问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帝颔之，即召学士草制，立颖王。” 赵顼即位后，对韩琦十分感激，曰：“若不是他韩琦，朕只是一皇亲太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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