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光 地 （下卷） 出为直隶巡抚 出为直隶巡抚 累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至吏部尚书衔 康熙卅七年（1698年）十月，李光地改任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巡抚直隶，驻保定。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年）四月，擢吏部尚书，巡抚如故。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李公光地墓碣》： “寻改兵部（侍郎），巡抚畿封。” “癸未，就任升吏部尚书。”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三十七年十月，授直隶巡抚。” “四十二年四月，下诏褒美；擢吏部尚书，巡抚如故。”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 “寻改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巡抚北直隶。” “擢吏部尚书，巡抚如故。”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三十七年出为直隶巡抚。” “四十二年，上褒其治绩，擢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三十七年，授直隶巡抚。” “四十二年，迁吏部尚书，仍留任直隶巡抚。” 李光地自康熙卅七年（1698年）十月巡抚直隶，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离任，在直隶7年。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莅任七载，以中正和易率属，文武各尽其才。” 治理“三河” “三河”指子牙河、漳河、永定河。 治理漳河 康熙卅八年（1699年）二月，李光地奉诏治理漳河以分滹沱河之势。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康熙卅九年，1700年）先后奉诏修漳河、子牙河。”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三十八年二月，诏以漳水与滹沱合，易泛滥；其导漳河由运达海，以分滹沱之势。 公疏言：‘漳河见分为三：一支自大名经魏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归运；一支名老漳河，自山东邱县经南宫及青县与完固口合，至鲍家嘴归运；一支名小漳河，自邱县经广宗、钜鹿合于滏，又经东鹿、冀州合于滹沱，由衡水至完固口复分为两支，小支与老漳河合流而归运，大支经河间、大城、静海入子牙河而归淀。 令入卫之河与老漳河流浅而弱，应量加疏浚；其完固小支应筑坝逼水入河，以达之运；更于静海、阎留二庄挑河筑堤，束水归淀，俾无泛滥。’ 次第讫工，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浚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豁其赋额；从之。”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初，畿辅屡遭水患，上以漳河与滹沱合流易汎滥，命光地导漳自故道引入运河，杀滹沱之势。 光地疏言： ‘漳河现分为三：一自广平经魏、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水归运；一为老漳河，自山东丘县经南宫诸县，与完固口合流，至鲍家嘴归运；一为小漳河，自丘县经广宗、钜鹿合於滏，又经束鹿、冀州合於滹沱。 由衡水出献县完固口复分为两支：小支与老漳河合流而归运，大支经河间、大城、静海入子牙河而归淀。 今入卫之河与老漳河流浅而弱，宜疏濬；其完固口小支应筑坝逼水入河，更於静海阎、留二庄挑土筑堤，束水归淀，俾无汎滥。’ 诏报可。 寻奏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因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豁免赋额，从之。” 《清圣祖实录·卷192》也载：康熙卅八年（1699年）二月，康熙帝特谕李光地等说：“漳河与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两水合流，所以其势泛滥。尔等往视，如漳河故道可寻，即可开通引入运河。如虑运河难容，即于河道之东别挑一河，使之赴海。其可否修浚情形尔等阅后再奏。” 《清圣祖实录·卷193》又载：李光地率河道总督王新命等属员实地会勘漳河、子牙河。四月上疏，提出治河方案。李光地说，现在漳河分为三支，其中两支流入运河，另一支分流后又入运河。这样“入运之水已多，子牙河之水自减，可无碍漕之虑。但归卫之河与老漳河皆有散漫浅平之处，应酌量挑濬。其完固口小支河应筑鸭嘴坝及拦河坝，逼水入河。”再于静海县“阎、留二庄出水处挑成河道，两岸筑堤，束水归淀。则静海县地方不致淹漫，而大城等州县堤岸均无妨碍矣。”“滨河千家居民，择地建屋以易之”。诏如所请。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光地周勘源委，堵广福决口，浚闰、留二庄河道分水入淀，筑完固口分水入卫。滨河居民千家，别相基兆，营屋以易之，民免水患，下流益畅。” 《清史稿》还载： “三十八年，圣祖南巡，至东光，命直隶巡抚李光地察勘漳河、滹沱河故道。覆疏言：‘大名、广平、真定、河间所属，凡两河经行之处，宜开濬疏通，由馆陶入运。老漳河与单家桥支流合，至鲍家嘴归运，可分子牙河之势。’” “四十年（1701年），李光地言：‘漳河分四支，三支归运皆弱，一支归淀独强。遇水大时，当用挑水坝等法，使水分流，北不至挟滹沱以浸田，南不至合卫河以害运。’如所请行。” 治理子牙河 康熙卅九年（1700年），康熙帝命李光地于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又于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当年七月，静海等地方长堤竣工后，李光地奏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陆诸水灌溉，并推荐管河同知许天馥为河间知府以管理这项工程。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三十九年，圣祖以子牙河屡泛滥，自河间以北、静海以南皆被害，遂亲临相视，发帑金命公于献河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亘二百余里；又于广福楼之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畅，无水灾。其年七月，公以堤工既成，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滏、鏬沱、大陆诸水资灌溉，荐管河同知许天馥为河间知府司其役；从之。”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奉命筑子牙堤以障漳滏。”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三十九年，上临视子牙河工，命光地于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亘二百馀里；又于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畅，无水患。”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乃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陆诸水灌溉之。以同知许天馥谙晓农事，荐任河间知府司其役，岁有成效。 永定河分司吴禄礼筑堤久弗成，因请款节给，劾光地贻误工程，命侍郎罗察查审。罗察覆奏袒禄礼，命尚书萨穆哈覆审，尽得禄礼靡冒弊，褫其职。” 《清史稿》还载： “三十九年，帝巡视子牙河堤，命于阎、留二庄间建石闸，随时启闭。御史刘珩言，永平、真定近河地，应令引水入田耕种。谕曰：‘水田之利，不可太骤。若剋期齐举，必致难行。惟于兴作之后，百姓知其有益，自然鼓励效法，事必有成。’” “四十三年（1704年），挑杨村旧引河。先是子牙河广福楼开引河时，文安、大城民谓有益，青县民谓不便，各集河干互控。至是河成，三县民皆称便。” 治理永定河 康熙四十年（1701年）春，李光地随驾视察永定河，奉旨督修永定河，自郭家务至柳岔口开河筑堤，引水入淀。李光地召集民夫18万人，派两个大员分辖南北岸，划界施工，不40日而工浚。沿河居民另建宅迁居，排涝后的田地，大、小麦丰收。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明年（康熙四十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务至柳岔口开河筑堤。”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开柳坌以平桑干，不逾期巨浸悉为沃壤。”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康熙四十年）永定河屡为患，复诏修之。 光地集父老喻之曰:‘南河之役，藉于济运，半为利国;兹役则全为尔民田庐计也。其仰体趋事，图永安!’众踊跃赴工。自郭家务起至柳盆口，筑提开河凡二百里，四旬工竣。沿河田畴涸出，二麦丰收。 仁庙亲临阅视，愿环卫曰:‘朕用一清正抚臣，便岁丰民乐!’书‘夙志澄清’匾额并解御衣冠赐之。 初，部议召家居督、抚、监司集永定工所，出资助工；又请开河工捐纳事例。光地皆奏罢之。” 其他水利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四十一年（1702年）八月，饬所属州县广兴水利，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去水远者凿井溉田，其水道应修浚者俱听借帑兴工。”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四十一年，疏请广兴水利，饬所属州县，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去水远者凿弁溉田。 时有议筑广平堤工者，光地以漳水迁徙无定，沙深土软，开河旋淤，筑堤旋溃，排其议。 又有议开畿南河道并为一流者，光地言为费不可偻计，且坏庐宅无数，流合奔猛，害更莫胜，奏寝之。” 清厘宿弊，纾缓民力 李光地在直隶巡抚任上，为整饬吏治、纾缓民力、国家扭转财政亏空、清除考试积弊，也作出一系列有益努力。 整饬吏治 【禁苛索供亿】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畿甸翠华时幸，扈从嚣沸，民苦供亿；光地请从宽减，以纾民力。奉诏:‘随从之人敢罔法扰民者，先按治，后以闻。’自是郡下清肃。间有苛索者，有可谢之曰:‘非不欲与，巡抚不我许也。’” 【奏陈盘查钱粮亏空之法】 据《清圣祖实录·卷197》，康熙卅九年（1700年）二月，李光地针对各级官吏侵吞、挪用公款、粮米成风和“法轻易犯”的弊病，上疏建议立法清厘宿弊，严加盘查属库及各种支出，有犯者实行重治，“嗣后地方官如挪移银至五千两以上或粮米六千石以上者，无论已未革职，仍拟满流，不准折赎，即遇恩典亦不准减免。庶人知畏威法，而仓库加谨矣。”下部议行。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三十九年，奏陈盘查钱粮亏空之法。” “又请立法清厘州县官亏空，凡亏丁钱至千两以上、正供至六千名以上者拟流，不准折赎。” 【疏劾云南布政使张霖】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前江南布政使张霖恃财为奸，交通中禁。光地劾治之，置诸法。” 严肃科场学校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载，康熙卅九年（1700年）七月，康熙帝因科场考试时大臣子弟取中者多、而平民子弟甚少的弊端，下诏另编字号考取，并将给事中满晋、御史郑维孜条陈科场积弊与总督郭琇条陈学校弊端，连同九卿定议一起，下令尽行录出传示李光地及总督张鹏翮、郭琇、巡抚彭鹏。上谕中说：“四臣皆操行清廉。李光地为学院时官声最好，今阅九卿等所议果否得当，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远可守，各抒己见具奏。”李光地遵旨上奏，称颂康熙帝的决定是“仰见天地无私，不遗侧陋，洵足永远遵守”。除同意九卿所议各款外，在严肃考场方面提出增加3条意见，即“势要勒收关节，许考官据实出首”；加强考场巡察，务求精密严肃；革逐试场中所用儒士，以杜暗中行奸。于整饬学校弊端方面，增加4条意见。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四十一年）应诏条奏科场学校事宜，均下部议行。” 纾缓民力 李光地巡抚直隶期间，采取许多纾缓民力的措施。 康熙卅七年（1698年），赞皇县属纸糊套游惰丛奸且为变，李光地侦捕其首，余置不治，贷以牛、籽，俾业农。 康熙卅八年（1699年），通州（今通县）等6州县额设红剥船600号以运南漕，每船给赡田10亩作为运丁赡养之费，遇水旱例不蠲免，六月，李光地为稳定运丁情绪，确保漕运畅通，奏请援民田例，遇灾一体蠲赋。当时部议不准，康熙帝特准其奏。 康熙卅九年（1700年），畿属八旗牧地多为当地居民侵占为田，李光地按验，令民自首按则输粮，免其隐漏罪，其弃地愿耕者听之。 康熙四十年（1700年），李光地奏裁河兵1200名以节省冗费，并划出马厂熟地以使穷民为业。 康熙四十二年（1702年）冬，畿辅闹水灾，李光地请粜常平仓谷，并命富人出粟平粜；又请遇灾免征，并停征旧逋；请汰河工冗员。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康熙卅九年，1700年）畿属故有八旗，牧地与民田相错，岁久民多占牧为田；方奉部牒按验，公令民自首者按则输粮而免其隐漏罪，其弃地愿耕者听，民便之。” “是年（康熙四十二年，1702年）冬，以畿辅被水，请发仓赈贷，命富人出粟平粜。”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又捐马厂熟土及红剥船田亩以业穷甿，民受其利。”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康熙卅八年，1699年）通州等六州县额设红剥船六百号，剥运南漕，每船给赡田，遇水旱例不蠲免，光地奏请援民田例概蠲免之。”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康熙卅七年）赞皇县属纸糊套游惰丛奸且为变，光地侦捕其首，余置不治；贷以牛、籽，俾业农。” “三十八年，奏蠲红剥船灾田岁租。” “四十年，奏裁河兵一千二百名以节冗费，指马厂熟地以业穷民。” “东西翼马厂为八旗牧地，与民田相错，岁久民多占垦。光地请令民按则输粮，免隐漏之罪。又请红剥船运丁田亩遇灾，一体蠲赋。又请粜常平仓谷，咨报即发，以免愆期。又请遇灾免征，并停征旧逋……又请汰河工冗员。皆报可。” 《清史稿》还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天津总兵官蓝理请于丰润、宝坻、天津开垦水田，下部议。旋谕曰：‘昔李光地有此请，朕以为不可轻举者，盖北方水土之性迥异南方。当时水大，以为可种水田，不知骤涨之水，其涸甚易。观琉璃河、莽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可知。’次年部臣仍以开垦为请，谕以此事暂宜存置，可令蓝理于天津试开水田，俟冬后踏勘。”（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蓝理》） 再聘梅文鼎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梅文鼎又回到李光地的门下。其原因： 自从康熙初年历法之争发生之后，康熙对历算很重视，不时向周围大臣询问历算知识，或向大臣炫耀自己的学习心得。康熙对汉人不懂历算的批评，时时可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康熙向李光地索取所刻书籍，李光地于是把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进呈，康熙帝得到梅文鼎的书后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两天后，康熙帝见到李光地，称：“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 第二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春，康熙帝南巡时，把《历学疑问》发回给李光地，并说：“无疵暇，但算法未备，盖梅书原未完成。”在李光地看来，梅文鼎得到康熙帝的知遇，可谓千载一时。然而就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帝在德州期间，曾对李光地说汉人对算法一字不知，这些话无疑伤害了汉人的自尊性。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八月廿三日，康熙帝在灯下看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这使李光地回忆起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对熊赐履历算知识贫乏的不满。李光地曾说：“壬申年(1692年)上问孝感历算，律吕新书与郑世子书孰是，孝感原不知道，漫应以季通书是，上大不平。” 从康熙卅一年（1692年）康熙批评熊赐履不懂历算，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批评汉人不懂算法，时隔十余年，李光地记忆犹新，促使他猛然反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春，康熙又把《几何原本》、《算法原本》送给李光地，在学习天算问题上，君臣之间一拍一合，甚为默契，但李光地“虽经指授大意，未能尽通，乃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讨论其说。”也就是说，李光地邀请梅文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数学。 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2—1703年）间，李光地给梅文鼎写信，告诉他已把梅氏《历学疑问》进呈康熙的消息，并再次邀请梅文鼎到保定传授数学。 大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梅文鼎给李光地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当年在北京一起和睦相处，李光地敦促成书的情景，感激之情，跃然纸上：“奉违忽复十年，每忆畴昔追随之乐。……承先生以历论灾梨，日拟补作，以竟其绪，而迄今未就，他可知已。每于养疴之隙，勉自策励，亦多稿本，然往往贪发胸中昔日难明之事，聊自遣适，山河阻修，末由就正。……私心感激，无以为喻，有捧函感泣而已。……且以鄙著进呈，草茆下士，姓名仰达宸聪，中心惭感，……” 梅文鼎获悉李光地把《历学疑问》送给康熙皇帝，又得知在保定已集中了一批对历算感兴趣的学生，极为兴奋，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某虽不敢以此相方，然亦亟思同志者共相讲明，每求其人而未得。今既有实心问学其人，又有贵同学数辈，丽泽相资，闻之不禁狂喜，即拟溯洄相从，亦出中诚，非泛泛酬应语也。属有保定之行，往返约有数月，……某所撰亦非一种，皆稿本，携之行笈，时时有所增定，以故不能录副。即《疑问》已经授梓，亦尚有宜补之图，未备之篇也。……” 李光地的再次相邀和学生们聚集保定，使梅文鼎决心再次投靠李光地。在这一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梅文鼎到了保定。 保定巡抚衙门的算学学习中心 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左右在北京时，李光地周围就有几个学习算学的学生，方苞曾回忆当时情形：“康熙辛未(1691年)，余再至京师时，诸公方以收招后学为名，天下士负时誉者，皆聚于京师。而君(按：指梅文鼎)与四明万季野亦至。……而君所抱历算之说，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贞及其徒三数人从问焉。” 李光地的这“三数人”学生中包括徐用锡，他跟随李光地达23年，记述李光地的一言一行，成《榕村语录》，是李光地的得意门生。 康熙廿九年（1690年）之后，三藩之乱业已平定，尼布楚条约也已签订，海内升平，这是学习的大好时机。白晋、张诚、徐日升、安多等耶稣会士向康熙介绍数学、解剖学等知识，使康熙的眼界大开。故康熙在许多场合下，多次向大臣谈论和询问天算问题。 康熙卅一年（1692年）正月，康熙帝来到乾清门，和大学士九卿谈论性理、音律、算法、河道、测量圭表等问题，提到“《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反映康熙帝对算学的重视。大臣也为迎合康熙，建议编撰历算书籍。 可惜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因人才尚没有培养成，故康熙编纂历算著作的打算犹如空中楼阁，不能实现。毛际可《梅先生传》亦感叹道：“天子欲讲明方圆围径，刘徽古率与西法之得失，有应召往者，而先生襆被出都久矣。”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李光地已经注意到历算的重要性，在论及“治道”时，他也谈到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如今人才不生，予做学院至今，留心人才，虽童子有知觉者，皆着心而求，成一人物者甚少，有文翁为之教，须得相如为之师。” 康熙卅三年（1694年），李光地任顺天学政，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1698年—1705年），担任直隶巡抚。在此期间，提倡学习经学和算学，网罗了一批得力人才。他们精通理学，又对数学、天文、音律等学科有精深的造诣，如魏廷珍、王兰生、王之锐、陈万策、徐用锡，都在巡抚公暑。李光地之子李锺伦，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也来到保定，向梅文鼎学习历算。徐用锡当年在北京时，就曾向梅文鼎学习，他又追随李光地到了保定，再次受到梅文鼎的指教。 在保定的一些学生，无不对梅文鼎表示敬意。而群贤毕至，研习历算，相聚问难，对于梅文鼎来说，高兴万分，他在诗中描写道：“问辨集群彦，欢然洽主宾。” 当时保定很有名的保阳书院就设在抚署莲花池畔。这批学习算学的人才，后来参加了《律历渊源》的编撰，迎合了康熙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李光地在保定造就了一批天文算学人才。 梅文鼎著作也在保定刊刻，共8种，其中《历学骈枝》、《勿庵笔算》为金铁山所刻，李光地所刻者共有六种，包括《交食蒙求订补》、《交食蒙求附说》、《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梅文鼎八十诞辰，李光地曾有诗文祝贺，同人相应，徐用锡后亦作诗唱和，记录了梅文鼎的事迹与活动：“文望北楼近，灵源宛水长。巨人宁世出，绝艺得明扬。忆昔燕台畔，常依泰岳旁。大文弥噩噩，坠绪起茫茫。荣禄轻三策，中西贯九章。赋言惊纸贵，仪制重金相。思至神来告，疲因乐此忘。发蒙工启钥，开诲必倾囊。异授仍修古，真知喜共商。每逢花月地，亦入咏游场。棠蔼三间屋，荷清十亩塘。藉糟如恋恋……。帝谓怜龙马，云书舞凤皇。身名隐犹见，志业老逾强。别后山川间，尘中日月忙。殷勤新梦想，历落旧心肠。奉诏元孙至，欣闻八帙康……”〖原注〗“赋言惊纸贵”：先生有璇玑玉衡赋拟作，一时竟传。“仪制重金相”：先生自制仪盘十数面，妙出欧罗巴良工之上。“棠蔼三间屋”：蔼棠轩在保定抚署。“荷清十亩塘”：保定城畔有荷花池。“操笔冢卿行”：舟次给笔札与安溪先生，同时试诗律。 河间饥民流入京畿事件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三月，发生“河间饥民流入京畿”事件。 记述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明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三月，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公抚绥无术，致河间饥民散入京城；又以宁津县被灾甚重，而去年竟不报灾：请严加处分。疏下，公回奏。公言：‘宁津知县陈大经报灾不时，业经劾罢。至民有流离，臣不敢辞咎。’再疏，乞从重处分。诏并原之。”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四十三年，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光地抚绥无状，致河间饥民流入京畿，并宁津县匿灾不报状。光地疏辨，引咎乞罢，诏原之。再疏辞尚书，不许。”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四十三年，河间灾，出直隶积贮罚赎银并借帑多方救赈。 会跸过密云，见流民载道，询之，皆曰宁津人。宁津令陈大经者，业已老病丐休报部，部覆不以时，及是始奏。仁庙以为临事规避，命光地察其仓库有亏负，先斩以闻。光地往察无亏，为奏原之。旋陈其丐休年月日，实无规避，大经得赦宥。” 全过程 据《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所载，“河间饥民流入京畿”一案的全过程是：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冬，李光地以河间一带水灾，奏请发放仓米赈贷并命富户出粟平粜。这时饥民大量涌入京师，康熙帝命八旗诸王、贝勒大臣、内务府各官及汉大臣官员等，于京城数十处设立粥厂赈济灾民，但这已给京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三月，大学士九卿等奉康熙帝上谕，令李光地领回河间等处饥民。 当月，给事中黄鼎楫等合疏弹劾李光地，指出去年直隶报灾州县二十余处，李光地上疏称开仓赈济或减价平粜，实际上河间饥民却散入京师者甚多，抨击“光地身为抚臣漫无经理，疏内所称民沾实惠，俱属空言。尤可异者宁津县被灾更重，流亡更多”，“而光地去岁竟不报灾，仅于题参知县陈大经疏内称‘宁津颇有水灾’，匿重为轻”。“光地目击流亡，不闻出一筹画，碌碌素餐，虚文巧饰”，特“请严加处分，以为大吏漠视民生之戒。” 李光地被责令回奏说：“去岁河间等府属被水，勘明成灾州县三十余处，陆续照例题请蠲免钱粮，分别灾份轻重将仓粮散赈出借，又设立粥厂二十余处。自去年十一月起至今未停，无论远近饥民皆许就食。其流散者饬地方官分道招令还乡。臣安敢稍涉懈怠以负皇上委任。然安集无术，尤有贫民如许散入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无可辩者也。” 至于初不了解宁津地方被淹情况，是知县陈大经“竟不通报”造成的。“及十月中，臣扈驾西巡由真定回暑，路遇天津县民人，询知情形，即劾罢陈大经，疏中声明宁津颇有水灾”，“非敢匿重为轻也。” 但由于受灾之后，“人民既不能悉归本业，致有流移，臣与地方官之罪又无可辞者也。” 他用委婉的言辞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康熙帝于是颁旨说：“不必引咎。”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四月，李光地又上奏，以河间水灾、饥民流入京师，自陈不职，请求解任。康熙帝览奏后，谕大学士说：“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议？但彼专信门生，常为所诳。凡人口讲道学彼即深信之，夫道学岂易言哉！”“若徒托之空言而无实事，则亦何益之有！”这分明是为李光地开脱。但众臣似乎并不买账。 德州应对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西巡时，向李光地问及“隐沦之士”，李光地推荐了李颙、张沐及梅文鼎。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春二月，康熙南巡，李光地曾前往迎驾，“上问曰：‘汝前道宣城梅文鼎者，今焉在？’臣地以尚留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 闰四月十九日，康熙返回北京途中，李光地带领梅文鼎前往见康熙，一起受到接见的还有李光地的学生督学杨名时和天津道蒋陈锡。梅文鼎之所以能够受到康熙的接见，完全是李光地引见之功。 一连三天，康熙在舟中接见梅文鼎。当时《三角法举要》已刻，梅文鼎把它进呈康熙帝。会见之后，康熙对李光地感叹地说：“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临别，为表彰梅文鼎在天算方面的成就，特书“绩学参微”相赠。 对于历算能通皇上，李光地曾深为感叹地说道：“六艺真是要紧事……本朝顾宁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 作为梅文鼎，对于李光地的引见，则是感激涕零。康熙五十年（1711年），当李光地七十寿辰的时候，写诗祝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诞毓中天盛，登庸大道公，赞襄仁寿溥，敷锡海邦同。燮理全经术，甄陶录爨桐，尘霾烦拂拭，顽钝藉磨砻。遂使寒□朽，能邀圣主聪，一编亲指授，三接对优隆。霁色瞻云日，宸章焕彩虹。每怀抒短技，何以当苍穹……”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底，李光地升任大学士，离开保定，梅文鼎也于1706年初返回南方，继续从事历算研究。 居官诚优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李公光地墓碣》： “为治不立赫赫之名，一唯节俭简易；正己率物，因时之宜、循事之序，故法立而人易遵。察寮吏、饬戎伍，俾洁清者劝、娴练者升。水利、农田、食货诸政，靡不绸缪未然，规厥经久。于折狱，尤尽心焉。遇大事，必请命而后行。凡荐人，则慎密而不出用，无专美居功之咎，而忠信获伸。 计自为督学、巡抚以来，先生之学行政事孚为士民、信于寮友。上知之日深、任之日重，谕旨之褒嘉、尚方之宠锡稠叠便蕃，逾于常格矣。”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公在官以清勤自厉，恤民之隐，尤尽心于农田水利。”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率属奖勤劝窳，去其尤不职者。考校将弁，必先核舆论、稽部伍，乃以弓马程之。幕中不延主文之宾，惟与三数儒士讲求吏治。章牍按时驳发，必慎必详。遇笞杖细案，一以速结为主。尝言:‘命案重情，反覆以致精审，宜也。自余琐细，亦岁月尘搁，则佐证牵连，羁候失业;且使隶役得磨砥穿穴，以长其奸，大非便民之道。’ 每见僚吏，必谆谆教饬之。奸桀旗民有以身扦网者，则檄饬交下，或申之以章奏，不得其奸不止。所定爰书，往往附为令甲。其有倾赀干请，至使王公专员谕指者，则概令暂止署外。告之曰:‘若所从来，真伪不可知。就令来自邸第，然法者朝廷之公，凡属子臣所当共守，岂宜以一二私人挠之?’来者咸嗟服而去。尝诫主吏，时时清厘册籍，曰:‘当使朝改官而夕可就道耳。’” 李光地每次出行，队伍仅十几人，严禁索求扰民。 李光地生长山乡，间察民间疾苦。书于《农民苦行》，感叹“四民最苦是农家”，呼吁“欲使大官知谷黄，不矜元老归嘉禾。”康熙卅八年（1699年）夏，蝗蝻盛发，他亲率官吏，又出资募民，日夜捕扑，并下令于冬季用铁锥缚于竿末，巡视斜坡洞穴，消灭星卵，此法后被沿用。他抑制富豪，扶助穷黎，垦荒自业，轻敛薄刑，主张让无地农民开发山泽之利和经商，解决社会问题，促使安定繁荣，民得以安。 河道治理有关国计民生，是康熙帝继位以来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当时直隶地区屡遭水患，为害情况不亚于黄河下游。李光地在直隶巡抚任上，最突出的政绩是尽心于农田水利。 李光地的治绩显著，一再得到康熙帝的赞扬。如： 《清圣祖实录·卷206、211》载，康熙帝称李光地“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体恤微员。” 《清圣祖实录·卷212》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居官诚优，且得大臣礼”，“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 多见同列排挤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光地。 （李光地）抚直隶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八月）御史吕履恒劾光地于秋审事任意断决，上察其不实（康熙帝特谕大学士说，李光地皆依律审拟，并非任意决断），还其奏。 给事中王原劾文选郎中陈汝弼受赃，法司论绞。汝弼，光地所荐也。上察其供证非实，下廷臣确核，得逼供行贿状，汝弼免罪，承谳官降革有差，原夺官。”? 关于陈汝弼事件，康熙帝更是公然出面偏袒李光地： 当时，王原劾陈汝弼由刑部调吏部后“专擅恣纵，有贪赃情弊”。都察院议革职、刑部论绞。 奏上后，康熙帝却说：“人有荐陈汝弼之贤能者，故朕简于众郎中内，特授选司郎中。如受贿是实，即置于法以为众戒；若未经受贿则应宽之。”驳回下令再审。 回奏是“受贿有据，应立绞。” 康熙帝仍然认为供证不实。于是特令议政大臣、九卿重新核查。报称有逼供现象。 于是康熙帝下令，免陈汝弼所犯之罪。原审诸臣分别受革、降处分。王原以被陈汝弼揭发有“嘱托私书”（《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行为，遭革职。 文渊阁大学士： 拜文渊阁大学士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年）十一月，李光地拜文渊阁大学士，召还。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正月，李光地入阁办事。 此前的四月，陈梦雷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受命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历经5年终于编纂成书，当年底陈梦雷上疏弹劾李光地，但李光地此时已是朝廷重臣，陈梦雷的申诉终以不了了之。 后李光地还历充会试正考官，殿试、武殿试读卷官，国史馆、典训馆、方略馆、一统志馆总裁。直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77岁去世，始终身居相位。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李公光地墓碣》：“乙酉，召拜文渊阁大学士。时海内又安，唯以尊经劝学、仰佐休明、敷奏因时，要在滋培元气、宣导仁风而已。平时以淡泊明素志、以正直率群僚，朝野胥倚重焉。”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召还。”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寻拜文渊阁大学士。”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四十四年（1705年），拜文渊阁大学士。”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载，康熙帝认为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优”。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四十四年冬，召拜文渊阁大学士。 四十五年正月入阁办事，历充会试正考官、殿试武殿试读卷官，国史馆、典训馆、方略馆、一统志馆总裁。” 理学思想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与倚重 任上，李光地尽量附和奉承康熙帝，并从理法上推至到历史最高度。如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载：“圣祖尝召编修沈宗敬至，命作行、楷书；因传谕公曰：‘朕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每下笔，即指其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公对曰：‘此即成汤改过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恶直言，则无由自镜矣。’” 因此，李光地不仅在政治上深得康熙帝信任，思想文化及学问上更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与倚重。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李公光地墓碣》： “壬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续修《朱子全书》。 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承纂《周易折中》。既成，诏颁行天下。 天德、王道之精蕴，毕具《折中》（《周易折中》）一书，非圣学妙契象数之宗不能修而明之，非先生深通理数之原不能赞而成之也。先生以天授明睿之姿，覃思经义，积六十年精融浑化，自汉、唐来，未有俦匹。 所著《学庸语孟解》、《毛诗所》、《尚书》‘洪范’诸篇之说，及所纂周、程、邵、张、朱子等编，无非根极性命、开关启钥之书。 所论数律、算术，皆洞彻原本、贯穿古今；一一可施于实用，利赖无穷焉。 盖其学诚明并进、敬义夹持，道器、德艺兼资互养。凡见于文章着述言行政教者，无非潜修默证，肫肫乎仁孝忠爱之符，诣益崇而心益虚、业弥广而守弥约：斯所以年及耄而清明若神、一息存而仔肩非懈者欤！”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时圣祖临御久，日潜心六艺之文、河图象数之学，下逮濂、洛、关、闽之书，旁及历算、声音之道；反覆研索，由原达流。公固笃信程（程颢、程颐）、朱（朱熹），因以上窥羲（伏羲）、文（周文王）之秘；所奏进文字、发舒心得，圣祖末尝不称善。凡御定诸书，多委公参定；中有‘淆赜往复，陈请不倦。’故最后圣祖诏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乌呼！岂不荣哉！”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时海宇宁谧，上留心经籍，光地以耆硕特被顾问，御制《朱子全书》、《周易折中》及《性理精义》等书，皆承命纂修。尝自言：‘晚年学问始进，得力于圣训居多。’”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讨。”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仁庙潜心六艺，凡河洛象数之学，下逮濂洛关闽之书、旁及历数音声之理，靡不殚求研索。光地每承顾问，及奏进文字，皆发舒心得，抉奥探窔。至是，命修《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中有淆赜，光地往复陈请不勌，求底精醇。频言经学隆污，有关世运，由是分简廷臣修纂《诗》、《书》、《春秋》，别纂《律吕正义》，厘定韵学，皆命就光地正之。” 康熙帝是博学多才的帝王，他潜心钻研学问，对孔、孟之道和程、朱、陆、王之学，以及历算、机械等当代科学之事无不有极大兴趣。他尤其喜欢理学。理学是为封建纲常服务的。朱熹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而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忠君。康熙十二年（1673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1712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在选用大臣时也多选用理学名家。 理学正是李光地所擅长，提倡朱学，甚为得力。李光地一次南巡时曾专程绕道前往武夷山，仰望着朱子祠前康熙皇帝赐的御额“学达性天”，肃然起敬，成诗三首。其中一首道 ：“居于夫子以邹鲁，来往未曾拜夫子。此行弃舍浙江舟，取道回邅西水浒。探源莫惮九折深，阳止方知万仞古。飘风当谢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古。”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1卷》（齐鲁书社，1985年）评，李光地的理学体系是多弥缝而少发挥，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足以调停一元二元之间”。他用这种取巧的办法，把本来矛盾的事物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这样“以伪代诚，君臣相欺而可以相安无害”。 这种思想方法和理论大有利于康熙帝的思想统治政策，所以深受康熙帝欢迎。所以李光地常被康熙帝召入便殿研讨义理。 康熙帝所御定的书籍多指派他来参定，如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 ，上谕李光地校理 《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 李光地深知康熙的用心，而他对理学的理解 ，正和康熙一致，所以有些“御纂诸书”，也多出于李光地等人之手。其他如《诗》、《书》、《春秋》、《律吕正义》以至韵学等书，都令李光地审定。 章太炎《检记》说：“李光地……会康熙朝尊朱学，故以朱学名……贵训沽，即稍稍理故书；贵文言幽眇，即皮傅《周易》与《中庸》篇，为无端崖之辞。然惟算术为通明，卒以是傅会得人之意，称为名相……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顾欢甚……时令参订朱熹书。”并引述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曰：“帝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如光地者也。 ’” 得君最专 李光地积极供职，认真阐发理学，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得君最专”。越是这样，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纷纭的官场中越是寡言慎行，善于自处，从不弄权，惟恐招祸。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公于当世人材贤、不肖，往往直言无隐。”“然公自初在朝即中立，畏远权势；其后位益高，忌者益众。凡公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公。公恐启门户之祸，益慎重寡言；其有献纳，罕见于奏章。独与公共事内廷者，时能道之。” 建储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康熙）四十七年（1508年），皇太子允礽以疾废，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尚书王鸿绪等举皇子允禩，上切责之。询光地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 废立太子是康熙帝大伤脑筋的问题。《清圣祖实录·卷235》载，康熙四十七年（1508年）十一月，皇太子允礽以疾废，康熙帝有意将已废太子允礽复立为太子，康熙令“详议，于诸阿哥中举奏一人”。尚书王鸿绪等附和内大臣阿灵阿，举皇八子允禩，上切责之。康熙传谕李光地：“前召尔入，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 这是在关键时刻准确体会康熙帝意图的极为得体的回奏。第二天，康熙帝便召见众大臣，公开宣布废皇太子病已痊愈，表明了复立之意。四个月后，即康熙四十八年（1509年）三月，康熙帝复立允礽为皇太子，李光地被任命为二正使之一，奉命持节授皇太子宝册。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于章奏。”康熙“独对”时，他对重大事情也多以委婉和模棱两可的言辞。 荐举名臣硕学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先后荐朱轼、杨名时、陆陇其、赵申乔、刘炎、文志鲸、冉觐祖、陈滨、徐用锡、魏廷珍、李绂、蔡世远、张昺、张瑗、梅文鼎、惠士奇、秦道然、王兰生、何焯、庄亨阳、刘谦，皆名臣硕学。其有遭污蒙垢，必别白之。” 另外，李光地通晓兵书，熟悉海务，朝廷每用水师提、镇，多所咨询，先后推荐18人，都能称职。 陈鹏年案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江宁知府陈鹏年为总督阿山所劾，问重辟；公言其冤，鹏年遂召入。”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江宁知府陈鹏年忤总督阿山，坐事论重辟，光地言其诬，鹏年遂内召。”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江宁知府陈鹏年为总督阿山所劾，拟重辟。光地乘便言：‘阿山勤敏，其犯清议，独劾陈鹏年一事耳。’鹏年遂内召。” 康熙四十五年（1506年）六月，江宁知府陈鹏年忤两江总督阿山（满族），阿山疏劾陈鹏年安放圣训不敬，定谳论斩。据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载：康熙问李光地“阿山如何？”光地曰：“当官勤敏无害，其犯清议者，独劾陈鹏年一事耳。”陈鹏年遂得宽免，召入京修书。 噶礼与张伯行互讦案 两江总督噶礼（满人）与巡抚张伯行（汉人）互相攻讦，康熙帝遣大臣往讯，该员因慑于总督权势，不敢深究，致狱久不决。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诏罢噶礼，后二年噶礼又因他案遭孥戮，张伯行复官。此事李光地实有助力，但事秘不详。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纠，遣大臣往讯，狱久不决；而诏罢噶礼，复伯行官，公有助焉。”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讦，遣大臣往讯，久不决。嗣诏罢噶礼，复伯行官，光地实赞之。” 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也载：此事李光地“实赞之。其语秘，世莫能详。”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纠，遣大臣往讯，狱久不决。仁庙忽罢噶礼，寻孥戳焉，复伯行官；光地实密赞之。” 方苞案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序》，论死。圣祖一日言：‘汪霦死，无能古文者！’公曰：‘唯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已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苞得释，（隶汉军旗，以白衣）召入南书房。公之护惜善类、启迪圣聪，多此类也。”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霦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苞得释，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论死。他日上言:‘自汪霦死，无能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对，闻者股栗。而苞因得释，且召入蒙养斋修纂群书。蔡世远以为有旋乾转坤之力。” 方苞（1668一1749年），字凤先，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清代中叶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之初祖，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发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狱案，是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被诛戮者甚多。 戴名世（1653一1713年），字田有，号褐夫，别号忧庵，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少年才思艳发，散文长于史传。他留心明代史事，网罗放失，时访明季遗老，考求故事，于康熙四十一年刊行《南山集》。书中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时事，且用明·永历年号，康熙五十年（1711年）被劾为“狂妄”，两年后以“大逆”被杀。 方苞曾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并收藏木板，受牵连入狱论死。经李光地进言后，方苞及同案300余人因而得救。方苞获释后被编人旗下为奴，从事修书工作，雍正时诏免奴籍，任内阁学士，乾隆初官至礼部侍郎。 方苞获释经过，在其《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有相同的记载。 君臣相知 李光地的晚年愈加为康熙帝所倚重，君臣彼此相知，关系更加密切。 充会试正考官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年）,李光地充会试正考官。这时李光地已68岁，奋勉不辍报知遇之恩。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四十八年,充会试正考官。”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员 李公光地墓碣》：“己丑，充会试正考官；闱中以过劳婴疾，不稍自惜。”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四十八年八月，以病疡旷直，具疏丐休，温谕慰留。” 李光地崇拜尧之舍己为人、舜之好问好察，为“天之气贯于地之中，君之心周乎人民之内”，坚持不懈，促成康熙盛世。康熙特地御书唐太宗《劝农诏》赐之，每有大事，都将他召入便殿，秘密相商，“相与讲求利民之政，日见施行。” 李光地感到皇帝“眷注深恩”，对一些政策性问题一般能够据情准理，抒发己见。如皇亲国戚出巡，鱼肉百姓，民不堪，李光地上书直陈，请求“过从减损，以纾民力”，康熙准奏。又如李光地反对将“金币之重”引入官场，反对居官者以权经商，与民争利；反对海禁，主张放手让百姓发展对外贸易，引进西方“有用之物”，发展经济，富国裕民。 康熙五十年（1511年），李光地以疾乞休，不准。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五十年，以疾乞休，辞甚切。报曰：‘览卿奏，朕心惨然！想当时旧臣如卿等者，不过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实不忍言也！’” 参加“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李光地于畅春园参加“千叟宴”；六月以病乞休，慰留。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五十二年与千叟宴，赐赉有加。 顷之，以病乞休，温旨慰留。”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五十二年六月，以久婴残疾，复申前请（丐休）。” 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载，晚年的李光地年老体衰，疾病不断，恶疮、疥毒、脾泄之症不时困扰着他。他或“两手硬肿，匕箸俱废”，或“不能胜衣冠，不能移动数步”，“苦楚缠绵”。康熙帝对他关怀备至，给假令其坐洗温泉，亲赐药物、食物，甚至玉泉山水，指示治疗办法。一再指示其加餐，以增加体力，“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这使李光地感激无状。 他多次以病乞休，但康熙帝不愿他离去，一再温旨慰留。而《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及续编《朱子全书》正是这时经李光地手相继纂修告竣的。 其他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试翰林被黜者二十有四人，光地言文字不称与败检殊，乞从宽减，遂皆以原品休致。 直隶巡抚患盗，请立十家连坐法。光地言:‘盗踪诡秘，主家未必知情，况邻右乎?株连非善政也。’事以不行。 徭人田舜年以僭越论斩，光地请遣大臣覆审，得舜年见诬状，罪诬者而赦舜年。 云、贵诸臣请开银矿，光地言:‘边黎贫匮，或得藉此资生。但矿徒聚之易，矿尽将何以散之?’旨不准行。 三藩之变，听人入赀为生员，名曰‘例生’，事平即止。至是，复欲开之。营进之徒，又议广开捐纳事例。光地独持不可，卒罢其议。 《朱子全书》告成，仁庙以粹然孔、孟之传，命跻位四配。光地奏:‘时世相后千有余载，位先十哲，前贤心有未安。’乃定列祀十哲之末。 六旬庆典，将欲沛泽寰宇，普免直省丁粮。光地请分为三年轮蠲，未蠲之省拨解丁赋充蠲省吏禄兵饷，庶内帑不竭，恺泽环流。从之。” 给假回乡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六月，李光地再疏乞休，且言母丧未葬，康熙帝准给假二年。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李公光地墓碣》：“乙未秋，承纂《性理精义》竣，恳致仕；许假二年，悬缺以待。陛辞之辰，恩礼优至。”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丧未葬’为言。诏许假二年，赐诗宠其行。”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既以面陈乞骸，暂听，给假归里。”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越二年（康熙五十四年），复以为请，且言母丧未葬，许给假二年，赐诗宠行。”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仁庙终惜其去，予假二年，赐‘谟明弼谐’匾额，赐饯、赐诗，命王公以下皆为和章，以宠其行。 辞陛，密有陈请。以光地耳重，虑语泄，屡手书作答，并握手为别曰:‘卿虽家居，政事有不便者当密以闻。’”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载： 李光地在乞休奏疏中说：“臣前以疮毒发体乞休，奉谕以内阁老臣凋零，令臣勉加调摄，药饵食物赐赉频仍，枯株败卉复得更生。”他历诉近几年间承修朱子全书、易经、性理诸书将次告成的情形后，又说：“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悬车之数已过，而痼疾缠绵。每奏对多失仪节，圣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又言“臣父殁于闽乱之时，窆封浅土，臣母之殁，因臣在京守制，久未合祔”。“乌犊私情难免凄恻”。特请求休致。 康熙帝览奏后说：“卿才品优长，文学素裕，宽宏休容，得大臣之体。自简任机务以来，恪共清慎，益著勤劳。今虽以老疾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请？”特“暂给假二年，事完即来京办事，以副朕笃念老臣至意。”赐“谟明弼谐”匾。圣祖赋诗送行，以壮行色，诗中有“协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经书翊庙谟”之句。并赐红稻1石。他回家栽种，获好收成，又早熟十余日，便报请向民间推广。（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地产·稻》） 屡趣还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九月，李光地出京，归里，十二月抵里。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月开始，康熙帝便一再密令召李光地还朝，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还明令督、抚促还。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员 李公光地墓碣》：“家居一载，累旨敦速归朝。”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载：“明年（康熙五十五年）三月，诏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南方暑湿，善自保。荔枝性极热，毋多吃也！’”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复趣还朝。”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出京，道出铅山，谒鹅湖书院，为文纪之。次武夷，谒仁智堂，赋诗寄慕。 十二月抵里，以丧母抑情守制，望乡变服，行奔丧礼于墓次。” “里居未及半岁，旋奉密谕趣还，疏请展限。 以部召前为学政、后归休者概行派差，贤否无分，疏请分甄，于是刘谦、沈涵等皆蒙宽宥。 立族里规约，课训子弟，约束乡族；狙狯失恃，奸盗屏息。修泉州府学、建安溪考亭书院，各纪以文。构榕阴书堂，族党门徒追随请业，多兴起者。 （康熙）五十六年，旨下督、抚敦趣。” 返朝 李光地于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年）二月启程还朝，四月至京（或说六月）。十月，趋热河（今河北承德）觐请，丐休，仍不许。于是又立即供职，赐第南城；奉命审阅大学士王掞等所纂《春秋传说》及翰林院检讨张照等所辑《篆字经文》等书。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员 李公光地墓碣》：“丁酉秋，诣热河觐请，力请衰老乞休，遇慈圣升遐、安奉山陵，具疏未上。”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五十六年四月至京。”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五十六年还朝。”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还朝。临发，申定乡约。 六月至京，时（康熙帝）避暑驻跸热河，以三庚水潦，命俟处暑后来觐。七月，赴陛丐休，不许。十月，迎觐，丐休，仍不许。 十二月，遭孝惠章皇后大恤，群臣虑仁庙春秋年高，不任哀劳，凡诸丧礼乞从省节，未允。光地奏言:‘汉儒郑康成尝论:国有大忧而君有疾者，使子执事。朱子据以议于朝。朱子平生谨礼，及老不任拜跪，亦惟坐视子孙行礼。乞稍抑圣情，遵古制。’从之。”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内阁议上孝惠章皇后说疏中，李光地等大学士未写章皇后字样。 《清圣祖实录·卷277》载称“甚属错误”，诏“勿问”。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明年（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内阁议上孝惠章皇后说疏中有阙字，部议降三级；诏‘勿问’。”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李光地参加建储会议。康熙帝嘉许李光地，说：“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计万世者，独此一老臣耳。” 时李光地年七十六岁，引起不少人的非议，以为李光地贪图禄位。李光地累疏乞罢，康熙帝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累疏乞罢，上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先后三具摺以老病乞休；圣祖以大学士王掞在告，俟其还，具疏请。”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五十七年四月，复丐休，命俟在告大学士王掞假还，当遂所请。” 深谙时务 李光地为相，于时务亦有可陈者。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时有开矿者，大豪多辇金京师谋首事。圣祖以问公，公对言：‘开矿以食饥民，无不可。请着令许土着贫民人持一铫以往，而越境者诛，则奸人不致屯聚山泽以酿乱。’议遂定。”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尝承问鼎覆餗义，奏言:‘易例以九四应初六者多凶，为居大位而昵匪人也;以九四承六五者亦多凶，为位近君而任刚德也。鼎四既犯二例又卦中三阳者，鼎腹至四，则腹满矣，物不自满，满则必覆。禄位固尔，功名亦然。即学问而有自满之心，德必退矣。’仁庙为悚容嘉许者久之。 光地因覆奏:‘甲寅之乱，臣梦三乌犯日，卒占太平之兆。自削平来，海宇乂安，然臣窃窥圣意犹以吏治未清、教养未备为念。欲使家给人康、风行化偃，则太平之象固愈进未艾也。’仁庙瞿然曰:‘所为读书者，凡以此耳。’其以颂为规，言婉意至多类此。 ‘府兵制坏，兵之耗费且千年矣。古制难复，请于群县之内参用民兵，给以半资;有事用之，无事归农。如此，费之省者以百万计矣。边海经制之兵，宜仿古屯田意，择所在余地，官予耕种；数熟之后，减其赀粮。如此，费之省者又百万计矣。 官俸累杀，百僚几无以自给。窃以为俸以养廉，防官邪也。今乃仰恃宽仁之恩、借口禄薄之故，竞为需求，其不至卖法黩货者，即抗颜扬声以廉自负，亦非澄叙官方之道也。若参用民兵，兵费已省，则经费益充；因而量加百官之俸，使足自给，绝其需求之门，以杜其乱法干纪之渐，则庶绩咸熙矣。’ 又言:‘礼乐不兴，千载梦梦。然今乐，犹古乐也。少时见优剧有为贞臣、孝子、义夫、顺妇、信友、悌弟之行者，当其慷慨凄激，悍卒、童孺莫不沾襟焉。然则即今优剧，文以贞义、孝顺、信悌之迹，亦足以感风俗而成治道。独其鄙俚不经于古者，为当立以厉禁耳。方今承平日久，礼乐可兴;钟黍、律吕难以遽议，若因民间之乐顺而导之，亦用力少而成功大者也。’仁庙皆然之，而重慎改作，未及施行。 其论河防并及漕运曰: ‘河性湍悍，惟引而泄之于洼处，勿事防束，使四平皆容水之区，则虽或泛滥，势将随涨随溢，不至骤满横决有一道崩冲之虞，河害自减;所谓不与水争地者是也。《禹贡》:九泽既陂。陂乃堤也。惟止水可堤。河而堤之，是汨陈之故智矣。然三百年来，不得不讲治河之方者，徒以济运也。 考漕运之法，本色之输税几倍于折色，则其累在民;上运之日，文武接受，窦穴千孔，则其累在官。至旗丁之廪食、运员之禄糈以及漕艘之大修、小修，闸夫、浅夫之千里碁布，其累总于国。综计每运一石，无虑需银八、九两；益以治河之费，盖斤金不啻矣。 若于畿甸之内，躧有泉源处所及洼下之乡广兴稻田，既可少杀北河水患，又可上供玉粒、下给吏俸。至各旗甲米，则量岁高下，就近采买杂粮以匀给之。如此，东南漕额渐次可省，每岁量漕以牣天庾，自可改用小艇直凌浅波，不必藉水于河。于是度河之势，引而泄之，一以损漕道岁挽之劳、一以免河防岁修之费，北收沟洫之大利、南减崩冲之甚灾，计莫便于此也。’ 又言:‘如今五百里以内，不许人官其地。近者有例，远者何独无例?牧令万里一官，苦不可言。其除授当以五百里以外、二千里以内为例。’ 又言:‘铨部不能疏通，宜用明三年考察家居候升之例，即倍之六年，亦胜十五、六年尚滞一官。居位者困于下吏，待缺者久而弗迁。大官之能讲求治道为朝廷不可一日离者有几?宜听告休。其旅进退之具臣，亦当有进礼退义之例。则官方不滞，廉耻亦生。’ 又言:‘今吏员出身，不能终身望正印。自知无复远大，安得不一心图富，奸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资格相限，必知自爱，以图进取矣。’” 身后 卒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年）五月五月廿八日，李光地卒于京寓，年七十七。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李公光地墓碣》：“宿疾骤作，以戊戌五月二十八日考终赐第正寝。殁曰：‘吾宁陟相在侧，魂气无不之；而精爽，与古之贤圣为徒矣。’”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卒于官，年七十有七。”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未久，卒于京。”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卒，年七十七。”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康熙五十七年）五月薨于位，年七十有七。” 哀荣 正在热河行宫的康熙帝于六月十二日（阳历7月9日）得到李光地噩耗及接到其请求休致的遗疏后，下诏“悯悼”。《清圣祖实录·卷279》载，康熙帝清楚群臣对李光地的不满情绪，特向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屡经求退，其奏折已呈览数次。因大学士王掞患病告假，故暂止其奏，俟王掞到阁时，令其具本奏请，并非李光地贪恋官职而借以为名也。前折衷心毕露，甚是详明。”遂将李光地以前请求退职奏折及遗疏一并发下，以消除群臣的误解。 当天，康熙帝便派遣皇五子胤祺、内大臣公马尔赛等往奠茶酒，赐银一千两，给全祭葬。又命工部尚书徐元梦、侍读学士魏廷珍等护其丧归。《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载，康熙帝又谕部臣等说：“李光地久在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光地者。倚任方殷，忽闻患病溘逝，朕心深为轸恻。所有应得恤典，该部察例具奏”。谥曰“文贞”。 雍正帝即位，称李光地为“一代之完人”，雍正元年（1723年）追赠太子太傅，雍正十年（1732年）改其家乡故居榕村别墅为贤良祠以祀。贤良祠至今保存完好。厅堂内外环墙嵌大理石，镌刻康熙御书的“太极图说”、“恭临唐太宗劝农诏”以及雍正帝颁发的《谕祭文》等碑刻。故居新衙内还现存一副后人所书对联：“殿上君臣殿下友，碑中日月碑端魂。”（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民居·李光地故居》）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李公光地墓碣》： “先生平生无上人之色、无加人之言，虽遇事而怒，而词气雍容，不改其常。与人交，皆契阔终始，不念旧恶。政府同官以及僚吏闻讣，无不怆涕者。居恒言可为训、动可为型，解惑授业，其应无方，不渎不倦；及夫披示本根、拔除积痼，往往一席之语，令人立跻高明。是以溘传捐馆，及门诚服之士丧先生如丧父焉。 遗疏至热河，上览之震悼，命皇子临奠，工部尚书徐元梦回京治丧事；赐赙银千两，谥曰‘文贞’。” “奉谕旨，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某原。”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驾在热河，下诏悯悼。遣恒亲王率内大臣侍卫奠茶、酒，赐银一千两；令工部尚书徐元梦护其丧，予祭葬，谥曰‘文贞’。 雍正元年（1723年）赠太子太傅。”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赐葬祭，谥‘文贞’。”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遣恒亲王·允祺（胤祺）奠醊，赐金千两，谥‘文贞’。使工部尚书徐元梦护其丧归；复谕阁臣：‘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 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驾在热河，降诏悯悼。遣恒亲王率内大臣侍卫奠茶酒，赐银千两。命尚书徐元梦护其丧，予祭葬，谥‘文贞’;取遗书进览。 榇归，复遣皇子临送。 雍正元年追赠太子太傅，十年入祀贤良祠。”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病逝，四皇子胤禎继位（雍正帝），开始残酷迫害与胤祉有关系的人。陈梦雷又首当其冲，再次发遣戍边，直到乾隆六年（1741年）含冤病逝于戍所，年91岁。而李光地却早于23年前去世，遂再也无人提起“蜡丸”一案。 家人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李公光地墓碣》：“夫人林氏；子四人、孙八人、曾孙二人。”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弟光坡，性至孝，家居不仕，潜心经术。（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坡》） 子锺伦，举人，治经史性理，旁及诸子百家，从其叔父光坡治三礼，于《周官》、《礼记》尤精，称其家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锺伦》） 从子天宠，进士，官编修，有志操，邃于经学，与弟锺侨、锺旺俱以穷经讲学为业。 锺侨，进士，官编修，督学江西，以实行课士，左迁国子监丞。 锺旺，举人，授中书，充性理精义纂修官。”（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锺旺》）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子钟伦、钟佐。” 李光地一家，都受光地影响潜心经术、性理之学，对清代的经学研究蔚为大观，见之于艺文志的著述就有五十多种。这不仅在清代少见，纵观历代仕官也是少见的。 著述 李光地生平著作丰富，共43种。清·道光（1821—1850年）间编《榕村全集》时，5种散失，现存38种，计175卷。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光地少劬学，至老益笃。 为诸生时，手纂《性理解》、《四书解》、《周易解》，于诸家同异条分缕析，用为熟研覃思之地。自言终身得力，此实根基。 通籍后，公暇即凭几编著，丹铅未尝释手。经传以外，凡诸子百家下及星日命卜之流，莫不旁涉会通。尝问音学于顾炎武、问历算于梅文鼎，皆尽其要。每集诸生讲论，答问析疑，娓娓不倦。辄以述作传视，有能发其覆、申其义者，则喜动颜色，相与参酌往复，应时改订。尝言:‘蔑训诂者无师、滞章句者无得，学以能择为先。’ 其于程、朱之说笃信之，而时有异同。论大学宜还古本，而以知本为格物第一义；易兼综象数、礼兼采《大戴记》。论子云、仲淹书，有格言节取焉可也；康节、象山所造高明，慎师焉可也。 所著有《周易通论》（4卷）、《周易观象大指》（12卷）、《尚书解义》、《洪范说》（3种）、《诗所》（8卷）、《孝经注》（《孝经说》）、《古乐经》（5卷）、《大学古本说》（1卷）、《中庸章段》（1卷）、《中庸余论》（1卷）、《论语、孟子劄记》（《读论语札记》1卷、《读孟子杂记》2卷）、《离骚注》、《参同契注》（《参同契章句》1卷）、《握奇经注》、《历象本义》、《二程遗书》、《朱子语类四纂》、《韩子粹言》、《古文精藻》、《榕村语录》（30卷）、《榕村讲授》、《榕村制义》、《榕村全集》（《榕村文集》40卷、《榕村别集》5卷）行于世。” 还有《阴符经注》1卷、《注解正蒙》2卷、《朱子礼纂》5卷、《周易折中》、《尚书七篇》、《春秋稿》、《四书解义》、《解义三种》、《榕村韵书》、《讲授劄记》、《礼记改定篇目》等。 评价 李光地居官40年，对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都做出重大的贡献，特别在保护善类，倡导朴学等方面，更是苦心孤诣。 李光地秉授康熙旨意，推行汉学研究，虽束缚了思想领域的发展，使多少学子白首穷经，但在避免因文字构成的祸端的确起过作用，尤其是在福建因反对满族入侵斗争最烈，虽被镇压了，清政府仍严加防范的情况下。但泉州人的著述，除李光地彪炳史册外，未能形成一种学派，与“吴派”、“皖派”并立，说明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略差一筹。 李光地官居极品，也曾陷入官场之争，多次因事被参劾，为官时有升降，面对众多政敌而不败，平安度过。其间虽受到康熙保护，但与其持身端格，以法律己、律亲、律族严谨也有关。其湖头私宅，仅四进平屋，还是他夫人从薪俸中取用的。平时“门馆寂寥，无有私谒”。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公平生释经之书甚具，其言曰：‘蔑训诂者无师、滞章句者无得，故学莫先于能择矣。’其于程、朱之说，时有同异。论《大学》，宜还古本，而以‘知本’为格物第一义；《易》兼综象数，《礼》兼采《大戴记》。论子云（西汉·扬雄）、仲淹（北宋·范仲淹），书有格言，节取焉可也；康节（北宋·邵雍）、象山（明·王守仁），所造高明，慎师焉可也。知言者以为然。 公门下士杨名时、陈鹏年、冉觐祖、蔡世远，并以德望重于时；他如张昺、张瑗、惠士奇、秦道然、王兰生、何焯、庄亨阳之徒类有清节，通经、能文章；故本朝诸名公称善育材者，必以公为首焉。”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国朝·李光地》：“光地少好读书，至老不倦，为文根极理要。辛未、己丑典礼闱，所得多知名士。居政府十余年，推贤进能惟恐不及。遭逄圣主异数频加，盖极一德一心之盛云。”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论曰：圣祖崇儒重道，经筵讲论，孜孜圣贤之学，朝臣承其化，一时成为风气。裔介久官台谏，数进谠言，为忧盛危明之计，自登政府，柴立不阿，奉身早退，有古大臣之风。赐履刚方鲠直，疏举经筵，冀裨主德，庶乎以道事君者欤？光地易攵历中外，得君最专，而疑丛业集，委蛇进退，务为韬默。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34•李光地》: “光地良登词垣，迄膺宰辅，以学术上结主知。 其赴耿藩之召，议者谓有贰心；光地恐为门户之祸，不能无所委蛇。及得君既专，常闭门谢客，显然荐达无多人。由是众皆深怨，间被谗构其所荐举者以撼之；仁庙亦以光地好言道学，常为门生所诳，然不之罪也。 母丧，不准回籍，在任守制，廷臣交章论劾。仁庙谕廷臣曰:‘朕留他自有深意，说出便难包容。’盖忌之者辄造诽议朝政及非君不事、托语归省、殊不愿还蜚语以乱上听也。 光地蒙难艰贞，心迹卒白，眷遇旋隆。每内阁奏事毕，独留光地南书房；或召入便殿，语移时始出。其有献纳，罕见章奏。国储未预，建议三次。有挟觊幸之私者，光地侃侃与辨，别疏以闻。仁庙叹曰：‘大臣中办事为我家计者，独此一老臣耳!’其时复有疏请建储，词不别白，被议褫职。仁庙顾光地曰:‘请立国本，大臣分也。卿比年口奏屡矣，此何罪?’命置之。众乃知光地之造膝密陈，非一旦也。尝因侍班失调，疝疾剧发;遣侍臣省疾，传谕至有‘义虽君臣，情同朋友’之语。旋擢徐元梦为内阁学士、免出辛者库、召杨名时入京、复文志鲸翰林，皆光地所引荐者。光地闻之，曰:‘此皆上所以疗我疾也。’病为之减。 光地素性畏谨，至赴艰钜，则精神自断，卓然不摇。 每于政府论事，众见喧腾，光地反覆开譬，务尽事理，终无异同愤怫之色。或言有裨助，则舍己从之。 每遇万寿，群下争进古玩，光地独以旧板名编，奏备乙览。仁庙尝谕廷臣曰:‘光地讲求象数，知之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过光地者!’” 附一、“西学”、“汉学”之争 康熙相信“西学”。在李光第《榕村续语录》中，有这样的记录，记录的是康熙因身边汉人不懂西方数学而轻视汉族学者： “皇上去年在德州，尚云：‘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我问张英：‘王畿千里，有几个百里诸侯之国？’答曰：‘十个。’余笑曰：‘一百个。’他不解。将算书与他看，看了三日，问他，他说一字也不懂。问他王畿几个侯国大，他仍说十个。算学惟圣人精之，只‘参天两地而倚数’一语已妙极矣……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 康熙帝十分西化，喜欢向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江南士大夫挑战，以凌驾汉人之上为快。他懂了一点理学之后，就嘲笑汉人讲的多是“假理学”；他掌握了一些西洋数学，就嘲笑汉人“一字不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皇帝还号召学者们学习研究欧洲语言文字。 李光地也认为“西说”更“是”，“古说”只是西学的陪衬。“古说”有毛病：“词不达意”，“本意走作”。 李光地比较中国历算之学，不够简明。西方数学有公式、公则、定理、定律、定率，有极强的形式感和严格的逻辑过程，而中国“古学”都靠文字式、事例式的表达，都是应用题。如“王畿千里，有几个百里诸侯之国？”按西方代数学，这问题应是：X=(1000÷100)。中国的文字式算学易起误会，而西式代数不经循序渐进的训练不能理解，康熙因此讥笑汉人不懂数学原理。数学形式阻碍了数学的发展，达不到必要的形而上程度，也难以上达到一个理论，一门学科的极限。 李光地抓住了中国数学的弱点，但这不是他的发现，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已经把西方数学的严密逻辑和形式讲得很清楚了。 康熙朝是继万历朝后，又一个“西学”占上风的时代。由于皇帝的提倡，“西学”在清初的宫廷里有一次被发动起来，但是民间学者有复杂的态度。汉族士大夫很不服气。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跟着说：“圣学聪明”，但内心的不满和怨恨转为对“文学侍从”们的厌恶。 李光地密友，同为康熙文学侍从的方苞记录卅四年(1695)秋，他一并被人骂进的情景，说：“余卧疾塞上，有客来省。言及故相国安溪李公，极诋之。余无言，语并侵余。”“（李）公在位时，众多诮公。既殁，诋讦尤甚。” 客观地讲，李光地在汉族民间学者和康熙皇帝和部分西化的满贵之间，是在起折中作用。李光地在较晚的时侯，及时向康熙推荐了梅文鼎。清朝人都知道，是李光地进呈了梅文鼎的《天学疑问》，说服康熙南巡时，召梅文鼎至御舟，长谈竟日。从此，康熙承认中国也有懂西方学问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毋宁说，李光地在康熙的态度改变中是起了作用的。 附二：朱、王之争 程、朱理学主张“以理为本”，而陆九渊、王守仁等则主张“以心为本”，两派争论数百年，各不相服。清初学术门户之争颇烈，如何在朱、王学说之间作出选择，以迎合时势之需，争论相当激烈。李光地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之下，实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赏识。 李光地认为两派各有短长，是可以互补的，于是提出“以性为本”的论点，兼采程、朱、陆、王，自成理学思想体系。 李光地虚心好学。他肯定孔子对古礼持多闻阙疑的态度，强调读书最怕是无疑。论学以程、朱为宗，于《大学》不用朱熹的修订本，主张用古本；在编定《中庸》章次时，说：“只要明白天命之谓性，《中庸》一书所讲的道理，全部使可豁然。”不采用朱熹的章次，自行编定。 清《国朝文录》说：“文贞之学，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极推透以畅其旨，不阿附以盖其失。” 他鉴于明朝学风不正，空谈心性，无治国经邦的真本领，主张学者要务实。他说：“吾学大纲有三：一说存实心，二说明实理，三说行实事。”他除儒家经传以外，诸子百家，历数、兵法、水利、律吕、音韵等，都旁涉会通，得其要领。 李光地在清初的历算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沟通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使18世纪初的科学活动更为活跃。李光地在有清一代，不仅参与了天文历算的组织工作，而且领衔纂修了御制《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他的科学组织活动，是他政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文历算和其他文化活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康熙的兴趣，促进了清初学术的繁荣。 从1713年蒙养斋开馆到《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的编成，李光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光地和梅文鼎培养的人才后来成了《律历渊源》的重要参加者。雍正初年刊成的《历象考成》，参加编修、校对的许多人都曾受到李光地、梅文鼎的培养或提携，这些人包括汇编：翰林院编修梅瑴成；分校：原任湖南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廷珍、翰林院编修王兰生、原进士方苞等人。王兰生因李光地的引见，与梅瑴成一起，受到康熙的格外重视，容许破格参加会试和殿试，得以名列进士之榜，这种对学习音韵、历算人士的优厚待遇，在有清一代并不多见。李光地奖掖后进，培养历算人才，为清初科学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李光地两度聘请梅文鼎，同时苦心经营十余年，完成了学术宗尚向朱子学的根本转变。李光地对朱子和历算的爱好相辅相成，使他能成功迎合康熙，朱子和历算均成为君臣之间唱和的绝好话题，最后使李光地再次赢得康熙的信任而荣登文渊阁大学士之位。梅文鼎因李光地之引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康熙对汉人历算水平的看法，也为李光地(乃至汉人)嬴得了面子，这无疑对改善君臣关系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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