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南著述(8划） 周易折中、周易通论、周易冥冥篇（明·苏濬）、周易会缉、周礼述注（清·安溪李光坡）、周礼补亡（元·邱葵）、周礼训纂（清·李锺伦） 清·安溪李光地等人奉敕撰 ,二十二卷。 《周易》是“群经之首”，在中国古代，注解《周易》的著述浩如烟海。宋以來說《易》者門戶交爭，務求相勝，遂各倚於一偏。而明·永樂中官修《周易大全》，龐雜割裂，無所取裁，由群言淆亂，無聖人以折其中。 康熙五十四年，清聖祖特命大學士李光地等人採摭群言，撰《周易折中》。其經文與傳文分開編排，依從古本。以程頤《伊川易傳》、朱熹《周易本義》為主， 参照《周易》二程传，参合从汉晋至宋元明二百余家解《易》之说，研核折中，不偏主一家，而成此书。凡實足以發明經義者，皆兼收並採，而一切支離幻涉之說，盡皆不錄。有各省翻本、浙局刊本。《四庫易學叢刊》（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亦收入。 书中所引以宋易（易学义理派）著述为多，但又取汉及宋明以来诸儒言卦变、互体之说，从而此书不仅集宋易之大成，且又对清儒研究汉易（易学象数派），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目录 御制周易折中序 四卷，清·安溪李光地著。 《四库全书目录提要》记载，这部书综论易理，各自为篇。一卷、二卷发明上、下经大旨，三卷、四卷则发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之义。冠以易本、易教二教三篇，其次有卦爻象传、时位、德应、河图洛书以及占筮挂、正变环互，无不条析其意而推明其所以然，在宋学中可谓融会贯通，卓然成一家之说。他阐述圣贤心学，都归到观天道而修人事，其学术思想一传给杨名时，再传为夏宗澜。 明·泉州晋江人苏濬著。（苏濬又作苏浚，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浚》）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经部》载： “《周易冥冥篇》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苏濬撰。濬字君禹，号紫溪，晋江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参政。 此书惟解上、下经《系辞》、《说卦》，删《序卦》、《杂卦》。大旨主王弼虚无之说，一切归之于心学，非惟废卜筮之说，乃并宋儒言理而偶及数者，亦以为执泥牵拘。 其训‘潜龙勿用’以为‘心之寂然不动’，训‘大明终始’以为‘心之灵明不昧’，而于《系辞》之末，以《易》主忘言为归宿。观其以‘冥冥’名书，则其说之遁于二氏，不问可知矣。” 《周易冥冥篇》根据王弼虚无的主张，一切归之于心学，所以苏濬另一部著作直接命名《易经心说》。它与儒、道两家互为渗透，有些道理就觉得有些玄冥。但他在为儿辈讲解时，不免为科举目的而设，所以其讲授就比较传统，不敢逾越朱子（朱熹，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朱熹》）《本义》。 实际上苏濬并不一概地反对象数，其心学要以象数为前提。他在题《虚斋（蔡清）先生性理要解序》中说得很明白。他说一些自号高明的学者，虚谈生命，遗弃象数，甚至以宋儒的研究为迂，这实际上是未知学的原故。如果说理可以无数，为什么会有两仪、三才、四时、五行？ 如果数能离开理，就用不着说四德、五性、七情、九畴了。因理著数是圣入之所为，依数明理是君子所追求。天苞地符用图书以概括之，彰往察来用画卦而推之，所次《易经》而为诗、书、礼、乐之鼻祖。离开依数明理，就会流入主观臆想。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周易会缉》无卷数，国朝（清）·吴映撰。映字沐日，晋江人。 其书大旨宗朱子《本义》，而折衷于《蒙引》、《存疑》诸书，持论亦颇平实，然取材太寡，用意太拘，尚未能深研精奥也。”（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朱熹》、《泉南著述·易经蒙引、易经存疑》） 《周礼述注》24卷，清•安溪李光地之弟李光坡撰，是其所著《三礼述注》（69卷）中之1种；其他两种为《仪礼述注》17卷、《礼记述注》28卷。（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李光坡》） 《周礼述注•自序》有云：“始读陈氏同甫集说，疑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并列举注疏章句，指出其抵冒前人、欺负后人之所为，故为是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经部19•礼类1》： “《周礼述注》二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国朝•李光坡撰。 光坡字耜卿，号茂夫，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其家居不仕，潜心经学，著有《三礼述注》，此即其一也。 其书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制作之义。虽于郑、贾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词简要，颇足为初学之津梁。 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笔记》一卷，皆标举要义，不以考证辨难为长。其侄锺伦亦有《周礼训纂》，与光坡此书体例相近。盖其家学如是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钟伦》、《泉南著述·周礼训纂》） 宋儒喜谈三代，故讲《周礼》者恒多。又鉴于熙宁之新法，故恒牵引末代弊政，支离诘驳，于《注》、《疏》多所攻击，议论盛而《经》义反淆。光坡此书，不及汉学之博奥，亦不至如宋学之蔓衍，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于说经之家，亦可谓适中之道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23·经部23》载： “《周礼补亡》六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元·邱葵撰。 葵字吉甫，莆田人。《闽书》作同安人，未之详也。（邱葵系泉州府同安县小嶝岛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邱葵》） 是书本俞庭椿、王与之之说，谓冬官一职散见五官。又参以诸家之说，订定天官之属五十九、地官之属五十七、春官之属六十、夏官之属五十、秋官之属五十七、冬官之属五十四。又云：‘先王不能以禄食养无用之官，故《周官》虽曰三百六十，而兼摄相半。如掌葛徵絺绤、掌染草敛染草之类，每官掌一事，无是事未必有是官也。’其说皆自信不疑。 《周礼》一书，不过阙《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间，俞、王二家倡为异说，而五官俱乱。葵又从而推波助澜。 《闽书》称‘宋末科举废，葵杜门励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翁。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今诸书散佚，惟此书为世所诟病，转以见异而存。 据葵《自序》，书盖成於泰定丙子，葵年八十一矣。虚殚一生之力，使至今谈《周礼》者称俞庭椿为变乱古经之魁，而葵与王与之为煽助异说之党，不亦傎欤？ 其书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题曰《周礼注》。其一即此本，不分卷数，而题曰《周礼冬官补亡》。《经义考》又作《周礼全书》，而注曰：‘一作《周礼补亡》。’ 案此书别无他长，惟补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补亡》之名著录焉。”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经部19》载： “《周礼训纂》二十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国朝李锺伦撰。 锺伦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举人，未仕而卒。（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锺伦》） 此书自《天官》至《秋官》，详纂注疏，加以训义。惟阙《考工记》不释，盖以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也。 书后有乾隆丁丑其子广平府知府清馥《跋》，称锺伦初受三《礼》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乡荐公车后，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顺天学政，复迁直隶巡抚，十馀年中，锺伦皆随行，得其指授。又多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里陈万策等互相讨论。故其学具有本源。（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清馥、李光坡、李光地、陈万策》） 凡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惟於名物度数，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详。 如《巾车》‘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彫面鹥总。皆有容盖。’《注》：‘总以缯为之，著马勒，直两耳与两镳。容为幨车，山东谓之裳帷。车衡輨亦宜有焉。盖如今小车盖也。皆有容有盖，则重翟、厌翟，谓蔽也。安车无蔽，谓去饰也。’锺伦谓：‘总惟当施马，於车义无所取。’考蔡邕《独断》曰：‘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左画苍龙，右画白虎，系轴头。’《续汉舆服志》曰：‘乘舆重牙斑轮，升龙飞軨。’注引薛综《东京赋注》‘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系轴头。’所云缇油，即注所云总，以缯为之。所云轴头，即注所云輨。然则飞軨即总之在车者，而锺伦谓总惟饰马，误矣。锺伦又谓：‘容以缯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之下际则以翟为蔽。’考《经》文‘皆有容盖’，实兼承上重翟、厌翟、安车而言。但重翟、厌翟二车既有容盖，又有翟蔽两旁，以画饰，安车则惟有容盖，而无翟饰耳。既无翟饰，即惟藉裳帷为障蔽。裳帷之制，当四面围合，上下通彻。故《诗》曰：‘渐车帷裳。’《笺》云：‘帷裳，童容也。’《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衤童褣’。童容与衤童褣义同。盖衤童褣长襦，上下相连以覆体，车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 又《士昏礼》：‘妇车亦如之，有裧。’《注》‘裧，车裳帷。’《续汉书舆服志》注：‘旧典传车骖驾赤帷裳，惟郭贺为冀州，敕去襜帷。’《释名》：‘衽，襜也。在襜襜然。’云襜帷，盖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车》之安车，但有帷裳，无重翟、厌翟者也。如锺伦所云‘帷裳但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下际以翟为蔽’，则安车但蔽上际，不复蔽下际矣。《释名》曰：‘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以隐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际，不及下际，岂能隐蔽形容乎？ 如此之类，颇为疏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 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锺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於五人，讫於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 又明於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馀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 《易蔡》，或作《易蔡集解》，明·晋江蔡鼎著，10卷（或作6卷）50万言。（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鼎》） 清·乾隆黄燮《重建先贤塘东无能?蔡先生观易亭记》（全文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西资岩·周边附属建筑·观易亭》）： “（蔡鼎）殚精研虑，著《易蔡》一书，分封彖爻象，推消长存亡，本其心得，合揆（“揆”：准则）前圣，共五十万言。 陈卧子曰：‘读震、艮、渐、归妹诸解，可以知其养；读蹇解、损益诸解，可以知其识。’（“震、艮、渐、归妹”、“蹇”、“损益”：卦象）识者以为知言。 而一时钜公：虞江钱蒙叟、蒋公棻、梁溪曹公荃、吾闽曹能始诸先生同校刻之，海内风行，驰不以胫，则先生之书，流传者远矣。”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48·人物志·理学·明·蔡鼎》：“著有《易蔡集》五十万言。曹学佺、曹荃、陈子龙同校订刻之。子龙序称其学在天人性命之际，淡泊宁静，若终身云。” 云间陈子龙、虞山蒋棻为之《序》：“书名《易蔡》，犹之《毛、韩风雅》、《夏侯尚书》，从其姓也。” 分上经、下经、每卦彖爻传，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次排列；六十四卦，每两卦合，两两相对，两两相反，并加训释；本义全录，各家注疏选入，己意以“愚谓”附诸家之后。但谓“愚既于诸家之后附以‘愚谓’，其中因前说而为申明者十七，破成说而特出新旨者十三”。 蔡鼎在书目中自云：“参观天地之道，道不能无体，因有初上以立体；体不能无用，因为中爻以立用；用又不能无变，因有错综以尽变；变而休，休而用，曲伸往复，无体无方，则谓弥纶天地之道亦可。愿学者于此着眼，以达到累世之疑能得解迷。” 《易蔡》集诸家之注而有所发明，后世评者以为“闳深精确，其义精美，六百六十余条皆昔贤所未发，辞微旨奥，上关朝廷庙算，下开世俗迷惘。”读其震、艮、渐、归、妹诸条的注解，可以知其涵养；读蹇、解、损、益诸条解释，可以知其见识。 清·乾隆《四库全书》未收，致使世之传本甚少。 近代《四庫未收书輯刊》曰： “《易蔡二卷，系传三卷，节录一卷》，明·蔡鼎撰。” “万远堂《易蔡》，无卷数，明·蔡鼎撰。 鼎字无能，福建闽人，诸生，曾佐孙高阳（蓟辽总督高阳孙承宗）军幕，晚年注《易》，名曰《易蔡》。 此书以上经为上篇，下经为下篇；又以上系为上篇，下系为下篇，次则说卦、序杂两篇，皆无注释。其于易卦上必颜曰义，卦辞上曰文，爻辞上曰周，彖象传上曰孔，意谓《易》乃义、文、周、孔四圣所作。 此书疏误颇多，明代学者皆以程传本义为正宗，敷衍义理，能成一家之学者甚少。 今存明·崇祯刊本。” 早年，泉州蔡光华曾在上海请人就石印本抄录1部（10卷），现存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近年，由泉州历史研究会影印重版，仍为10卷，原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黄寿祺为其署检，列为《泉州文献丛书》之一。 十二卷，明·泉州晋江蔡清著。（号虚斋，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清》） 是书原为其子松江府推官蔡存远所进献，分正、副二部各26册，共52册，乞颁示天下。圣旨下礼部刊行。礼部即委派易经教官1员、生员4名，将《易经蒙引》订正明白，发委建阳县书坊作速刊刻。 据礼部评议：蔡清潜心易学，专意注疏，平生精力所得，尽在《蒙引》一书，真足以羽翼圣经开示后学。 陈琛（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琛》）《蔡虚斋先生乡贤呈》云：“虽其谦云初稿未定之见，仅可引蒙，然间亦有先贤未发之言，何妨立教。辞取达意，粗亦寓精。皆嫌布吊元文，岂知粟菽有味。熟玩皮肤切训诂，始信名儒之守专门；遍观声律词章，深美壮夫之不为……虽立言之人亦多，而同道之言自别。”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 “《易经蒙引》十二卷，明·蔡清撰。清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 是书专以发明朱子（朱熹，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朱熹》）《本义》为主，故其体例，以《本义》与经文并书，但于《本义》每条之首，加一圈以示别，盖尊之亚于经也，然实多与《本义》异同。 如经（《易经》）分上、下，朱子云：‘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上、下两篇。’清则云：‘六十四卦何以不三十二卦为上经，三十二卦为下经，而乃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朱子云：‘用九是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见群龙无首’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辞。’清则云：‘孔子《象传》及《文言》，节节皆是主六爻皆用九之者言，但《本义》又不主此说。’又云：‘若依朱子之说，则于用九之下又当添‘六爻皆用九者一句’。 ‘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朱子说‘上句‘知’字重（重复）， 下句‘终’字重（重复）。’清则云：‘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岂偶然哉！岂姑以对上句而无所当哉！’ 其他不肯屈委附和，大率类此。 朱子不全从程（程颐）《传》，而能发明程（程颐）《传》者莫若朱子，清不全从《本义》，而能发明《本义》者莫若清。醇儒心得之学，所由与争门户者异欤！”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易经存疑》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明·林希元撰。 希元字茂贞，号次崖，同安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见《自序》及王慎中《序》。《泉州府志》称官至大理寺丞，误也。《明史·儒林传》附载《蔡清传》中。（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林希元、王慎中》） 是书用注疏本。其解经一以朱子《本义》为主，多引用蔡清《蒙引》。故杨时乔《周易古今文》谓其继《蒙引》而作，微有异同。（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清》、《泉南著述·易经蒙引》） 其曰《存疑》者，洪朝选《序》谓其存朱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传》、《义》也。 《自序》谓：‘今必下视程、朱，则吾之说焉能有易於彼。无已则上宗郑、贾，郑、贾之说其可施於今乎？’ 盖其书本为科举之学，故主於祧汉而尊宋。然研究义理，持论谨严，比古经师则不足，要犹愈於剽窃庸肤为时文弋获之术者。盖正（正德）、嘉（嘉靖）以前儒者犹近笃实也。 原刻漫漶，此本为乾隆壬戌其裔孙廷玣所刻。旧有王慎中、洪朝选二《序》，载朱彝尊《经义考》，廷玣删之。所言皆无大发明，今亦不复补录焉。” 八卷，明·晋江陈琛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琛》） 《浅说》的成书，陈琛答门人潮阳人萧良球云：所抄去《易经浅说》、《四书浅说》，皆从游朋友私记大概，未足以尽区区管中之见。我不善于记诵，平日读书独观大意，得其意时，即使文词是出于古人的也常常忘记；至于科场应试之作，则无暇阅读。所以朋友中有以举子业文字求我，那是对我不了解。不过也不能说我不懂得举子业，有时有人拿经义论策来访，也略为指点去取，但知之而不乐为之。 侍御陈让曾说：虚斋（蔡清）者《蒙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清》、《泉南著述·易经蒙引》），得圣学之精深，有时意识到了或未用文字表述，而所独到者，可以发晦翁（朱熹，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朱熹》）之所未发。先生（陈琛）《浅说》，得圣学之光大，意之所到则言无不到，至其所独到，又可以发虚斋之所未发。《蒙引》可用易笺注，《浅说》可以备讲读。故有人认为，学易者不可一日无易传，本义则不可一日无《蒙引》；《浅说》之有功于《蒙引》，就象本义之有功于易传。因为易传言其体，本义推其体而致之用；《蒙引》言其详，《浅说》则约其详而反之要，所以都羽翼圣经，有功来世。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易经浅说》八卷，明·陈琛撰。 琛字思献，晋江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乞终养归。嘉靖中，起授贵州提学佥事，不赴，再起江西提学佥事，亦不赴。事迹附见《明史?蔡清传》。 是书一名《易经通典》，原刻作六卷，此本乃其后人拟欲重刻之稿，本分为八卷。中多涂乙，有标某句为后人增改者，有标采入《折中》者，然《文言传》‘知至至之’一条，标‘采入《折中》’，而《折中》实未采，则亦有所假借依托不尽可据矣。 琛《易》学出蔡清，故大旨主于义理，然欲兼为科举之计，故顺讲析讲，全如坊本高头讲章，较清《易经蒙引》，可谓每况愈下矣。” 四卷，明·晋江人苏濬著，为其理学代表作，是当时科举的一部重要指导书。（苏濬又作苏浚，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浚》） 濬《周易冥冥篇》，恍惚支离，颇涉异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南著述·周易冥冥篇》）。及作是书，乃墨守朱子《本义》，尺寸不逾。（其说以蔡清、陈琛为宗，而参以自己的见解，学者称蔡、陈、苏为晋江三家。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清、陈琛》） 《易林疑说》10卷。明·晋江杨瞿崃撰。该书考证深人，提出不少新见解，在当时《易》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是杨瞿崃的代表作。（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杨瞿崃》） 《易经勺解》3卷，明·晋江林欲楫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林欲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经部8·易类存目2》: “《易经勺解》三卷，明·林欲楫撰。 欲楫字平庵，晋江人，万历丁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事。是书乃其子华昌所录。 其说专主人事，以发明理义为主，不及象数。欲楫与杨瞿崃（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杨瞿崃》）同里同年又同说《易》，而持论各局一偏，岂相激而相反欤？然瞿崃似探《易》之本原，实牵合于《易》之外；欲楫似得《易》之皮毛，犹寻求于《易》之中也。” 《易史象解》2卷，明·晋江林允昌（又作林孕昌、林胤昌，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林孕昌》）撰。主要解释易象各卦，配之以史实，每一卦为一解，师承苏浚的基本观点。 易学管见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经》一卷，明·林允昌撰。允昌有《易史象解》，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林孕昌》、《泉南著述·易史象解》） 是书仿《孝经》分十八章，篇末引诗亦仿《孝经》之本，大抵掇拾陈言，徙供覆瓿，又伪《忠经》之重矣。” 经史耨义 《经史褥义》22篇，明·林允昌（林孕昌、林胤昌）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 概述 林孕昌，字为磬，号素庵，明末清初·晋江人；理学名儒。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历官至吏部郎中。崇祯十三年（1640年）以避宦党、忤权臣被下诏狱百日，后削籍为民归家，从此里居讲学不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卒。（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林孕昌》）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四月起，林孕昌到莆田为金石社林氏宗人讲学，月3会，共22期。这些讲稿经门人张拱宸、何承都等编辑成书。林孕昌曾以“请学为圃”自题居所，又引《礼》经中的“讲学以褥之”之语，取书名《经史褥义》。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经史耨义》二十二卷，明·林允昌撰。莆田有金石社，乃林氏宗人讲肄之所，允昌集子弟月三会于其中之栖绿堂，每会讲五经及诸史。自崇祯庚辰四月始为第一期，至十一月止，凡二十二期，而经史义俱讲毕。门人张拱宸等因辑而成编。允昌以请学为圃，自题所居，故复引《礼》‘讲学以耨之’之语名之曰《耨义》。” 清·朱彝尊将《经史褥义》与《周易耨义》混为一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经部8·易类存目2·易史象解》辩曰：“案：朱彝尊《经义考》载允昌《周易耨义》六卷，称莆田有‘金石社’，允昌集子弟月三会，自崇祯庚辰（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至十一月，凡二十二会。门人张拱辰、何承都等辑而成编。因允昌以‘请学为圃’名斋，故曰《耨义》。此书书名、卷数皆不符，当各自一书，彝尊失载也。” 2013年，泉州文库校点出版《素庵先生栖绿堂经史耨义》一书， 讲论 《经史耨义》讲论之典籍，有《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礼记》及诸史。林孕昌与门人执经论史，各抒己见，以儒家学统和儒家正统史观，辨析经籍要义，评论史实功过，臧否历史人物。 如： 讲解《易》“井、革、鼎、震”4卦时称：“井以不变为德，终日引汲未尝言损，终日泉注未尝言益，不以人有往来，改其洗濯之骨也。” 谈及《易》经“下繋七章至十二章”时，林孕昌曰：“有不可远之书，须有不远书之人，所谓‘其人’者也。” 论至《礼记·坊记、表记》时称：“盖欲嗜侵人，惨于水祸也，千丈之堤溃于蚁穴，万家之聚障以寸土，吾惧吾身之有蚁穴，不得不兢兢然捧土以塞之也。” 评说《春秋》“庄公十一年至二十年”时称：“处险之时，无一可恃，所恃者维心耳。信心而行，则履险而道自亨，‘纳约自牗’，纳以心也。” 解说《礼器》时言：“礼之著于外者，是诚之已发的，故君子乐其发；礼之著于内者，是诚之未发的，故君子慎其独。” 论史至晚唐，林孕昌称：“事或不可前规，祸或不可虑卒，因其理而为之处，则騞然立解，故曰：‘御得其道，则狙诈咸使；御失其道，则狙诈咸敌’。”
《明刊戏曲弦管选集》（简称《明刊三种》），是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之一，龙彼得辑录著文，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200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发现和出版 《明刊三种》包括3种明代木版刻本：第1种《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二卷》（简称《满天春》），藏于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第2、3种《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一卷》（简称《钰妍丽锦》）、《新刊弦管摘要集三卷》（简称《百花赛锦》），藏于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三种刊本的版式、字样和选择的曲目各有特色，显然是明代不同年段不同坊间的刻本；其中之一明确是明·万历卅二年（1604年）刊刻印刷的。这些书何时藏入欧洲不得而知。 廿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著名汉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龙彼得教授先后在上2个图书馆发现这3部书。据他说，因为当地没人识德中文，所以尘封了数百年，无人过问。 之后，龙彼得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先后到台湾、东南亚，最后来到泉州作田野调查，潜心研究闽南的弦管与戏曲。至1992年，他用英文写完《古代闽南的戏曲与弦管-明刊三种选本之研究》的长篇论文，连同3部书的书影，在台湾南天书局自费出版了《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1993年，龙彼得将3本《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书籍，从英国牛津通过台湾邮寄到泉州 赠送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和梨园戏剧团。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征得龙彼得同意，请人翻译了他的论文第一章，仍以《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书名，于1995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 但龙彼得对此版的译本不满意，认为不完整。后来，为了追求有一部完整的便于阅读的《明刊三种》，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一方面委托台湾大学王樱芬教授重新翻译论文的第四、五章，一方面对全部书影认真点校，对方言俗字、错字、自造字加以注释，作成校订本。而2002年5月，龙彼得去世，校译工作中止。 2002年6月，泉州启动南音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托人去英国牛津，征得龙彼得夫人同意，将论文书稿带回台湾，再经王樱芬修改、王秋桂审定，完成龙彼得中译论文五章十多万字和全书校订、汇编，书名更为《明刊戏曲弦管选集》。 恰在此时，一部丢失多年的《文焕堂指谱》被意外发现，与《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合为一函（两本），于 2003年底交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内容 《明刊三种》包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二卷》（简称《满天春》）、《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一卷》（简称《钰妍丽锦》）、《新刊弦管摘要集三卷》（简称《百花赛锦》），除两折官话戏文外，均用闽南方言编写。 《满天春》刊载弦管曲词146首，折戏18出，其中梨园戏16出；《钰妍丽锦》刊载弦管曲词74首；《百花赛锦》刊载弦管曲词52首。全书合计收录首弦管曲词272首、折戏18出。 意义 《明刊三种》发现的意义在于： 一、《明刊三种》是弦管史上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曲目最为丰富的海外孤本。它也证明南音原称“弦管” 。书中载有一种“百花赛锦”，同时又叫《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 二、《明刊三种》保留有晚唐、五代的许多曲子词等丰富的音乐历史信息。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的“唐·燕乐二十八调”的具体音乐形态，现在很难说得清楚了。 但在《百花赛锦》中，却保存几十首调名标明〖双调]、〖越调〗及十分罕见的〖背双〗等源自“燕乐二十八调”调名的散曲，于今则以 〖倍工〗、〖中倍〗和〖大倍〗、〖小倍〗的调名存活在南音中。而这些〖双〗、〖背双〗的曲文周围的“ 撩拍”符号，与现在曲簿的“撩拍”也相当接近，有的则完全吻合。 三、《明刊三种》内容丰富，有弦管、有梨园戏，有泉州方言，还有大量的简体字，甚至包含多条傀儡戏难得的历史信息。它是一部多学科的闽南文化的历史文献，当今泉州引为自豪的动态性的历史文化，几乎都可以从 中找到历史凭证。《明刊三种》戏曲、弦管中，可以找出我们今天可知的30多出戏的痕迹，这批四五百年前刊行的弦管曲词和折戏，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而且有一半以上仍然活在泉州弦管社团和梨园戏的舞台上。如它的272首曲目，其中近100首还活在当今弦管界，经常在传唱中；南音名曲《月照芙蓉》、《一纸相思》、《金井梧桐》、《正更深》、《精神盹》、《尊前告》、《客鸟叫》等 ， 都在《明刊三种》中。 四、《明刊三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录南音的书籍 ，其证明“弦管”的记谱方法在明代已经十分成熟。其间虽然不见一个“工乂谱”字，但“新刊弦管”52曲词中留下密密麻麻的滚门、曲牌及“拍”号和“开拍”号。由此可推知，如果明代无成熟“工乂谱”记谱方法，就不可能完整地留下历史记忆，也就不会有清代的《道光指谱》和《文焕堂指谱》了。 四卷，清初晋江安海黄虞稷著。黄虞稷于清·康熙间入明史馆时编撰。 体例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相近。原辑除收录明代典籍外，还收录南宋及辽、金、元人著作，附在各类之后，计 12000 余种。康熙末年至雍正元年，史馆总裁王鸿绪删弃“无卷帙氏里可考”、“疑信未定”、“书不甚著”者和南宋至元人之著作，定为《明史稿·艺文志》四卷，仅留明人著4633种。雍正年间，继任总裁张廷玉又稍加改动。 《明史艺文志》虽有遗漏，但它首创史志目录仅记一代著述的先例，从南宋至明代的著述赖其保存。以后 《明史艺文志·补编·附篇》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的。 二卷。 明·晋江蔡清撰。（号虚斋。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清》）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性理要解》二卷，明·蔡清撰。 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是编以《性理要解》为名。而上卷题《虚斋看太极图说》，下卷题《虚斋看河图洛书说》。前有苏濬（苏浚）序，称其‘冥搜之暇，神游太极。左图右书，字字而栉之，言言而综之’。亦但举二书，其序词气拙陋，殆出依托。疑清本有此残稿，其后入汇为一编，强立此名，又伪撰濬序于前也。”（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易经蒙引》、《泉州人名录·苏浚》） 二十卷。明·晋江杨道会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杨道会》）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性理钞》二十卷，明·道会撰。道会字惟宗，晋江人。隆庆戊辰进士，历官至湖广左布政使。 是编取《性理大全》删节繁冗。前有万历戊子王道显序，称其‘更定者十之一，而裁割者十之九’。然去取多未得当，盖亦书帕本耳。” 当年明·郑和下西洋，船队云帆高张，劈波斩浪，其丰富的航海经验，后来汇集成中国地图学史上最完备的一份海图，即著名的《郑和航海图》。 海图标注郑和船队所经之处各重要山川、河流、岛屿、市镇等名称。在原图第十页，明确标注泉州著名的航标塔“关锁塔”（即姑嫂塔）、“永宁卫”、“崇武千户所”、“祥芝巡检司”、“深沪巡检司”、“金门千户所”、“加禾千户所”（即中左所，今厦门）等名称和方位，足以说明“永宁卫”在当年福建海防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关锁塔”在航海导航中的重要地位。 （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郑和》、《泉州史迹·关锁塔》、《泉州古港·永宁港、祥芝港、深沪港》、《泉州邑卫城·崇武古城》） 南宋·永春人王胄（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王胄》）编纂。今已不存。 罗浮山在广东省博罗县，又名东樵山。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王胄任惠州教授时，集前惠州文学家的《罗浮山记》和惠州知州谭粹的《罗浮集》之善，编为《罗浮图志》。 “凡地里广袤之数、岩洞泉石之名、祠宫蓝舍之居、真仙高士之迹、宸奎圣翰之焕炳、符瑞宝镇之璀灿；与夫一草一木、一禽一虫之有异于人间者，靡不详访而备录之；而又搜寻古今之碑记以实其言，收拾士大夫之诗词以备其事。记录有据，编次有序。……是编既成，可以穷数千载事于须臾，览数百里境于指间”。 清·道光间惠安县岭头村人陈金城著。（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陈金城》） 主要收集陈金城有关当时政治和海防的文章，如《平夷论》、《筹守福州议》、《筹守泉州大坠议》、《杞忧私记》等。 光绪十五年（1889年），福建督学乌拉布为之序。 四卷，明·泉州晋江王慎中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慎中》）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玩芳堂摘稿》四卷，明·王慎中撰。慎中有《遵岩文集》，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遵岩文集》）。此本乃嘉靖中江陵曹忭以御史巡按江西，取箧中所有慎中之文，校而刻之。仅一百首，故以摘稿为名。”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咏史集解》七卷，明·程敏政编，林桥松注。敏政有《宋遗民录》，已著录。乔松，晋江人，始未末详；其注其书，则官景宁县知县时也。 其书取古人咏史之作，依代编次。自三代迄宋末，此七言绝句一体，采辑颇备。然亦有本非咏史而因类编入者，又有改窜原题者，体例颇有冗杂。乔松之注，亦多就事铺叙，依文训义，不足以资考证也。” 《岭南文献补遗》六卷，明·晋江杨瞿崃编。（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杨瞿崃》） 《诗经世本古义》，28卷，明·晋江何楷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何楷》） 此书可说是《诗经》解释史上体例最特殊的一部书，也是历代注解《诗经》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将《诗经》三百零五篇，分成廿八个时代段落，各系以廿八宿的一个宿名，从角部“夏·少康之世”至轸部“周·敬王之世”，恰好以28个君王代表28个时世。每一部内所录诗篇，即是该君王时代的作品。这种编排诗篇的方式，显然受到郑玄《诗谱》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经部16·诗类2》：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订诂》，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南著述·古周易订诂》） 其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焉。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著所以论列之意。 考《诗序》之传最古，已不能尽得作者名氏，故郑氏《诗谱》，阙有间焉。三家所述，如《关雎》出毕公，《黍离》出伯封之类，茫昧无据，儒者犹疑之弗传。 楷乃于三千年后，钩棘字句，牵合史传，以定其名姓时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忧受兮’之文，即指以为夏征舒，此犹有一字之近也；《硕鼠》一诗，茫无指实，而指以为《左传》之魏寿馀，此孰见之而孰传之？以《大田》为豳雅，《丰年》、《良耜》为豳颂，即属之于公刘之世，此犹有先儒之旧说也；以《草虫》为《南陔》，以《菁菁者莪》为《由仪》，以《缗蛮》为《崇丘》，又孰传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谓乎？ 然楷学问博通，引援赅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譬诸搜罗七宝，造一不中规矩之巨器，虽百无所用，而毁以取材，则火齐木难，片片皆为珍物。百余年来，人人嗤点其书，而究不能废其书，职是故矣。” 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四十卷（分前、后集），北宋·泉州晋江曾公亮等编著，是我国第1部以“武经”命名的综合性军事百科兵书，是兵家的经典著作。（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公亮》） 北宋·宝元二年曾公亮、丁度奉诏编《三朝武经圣略》 宋王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藩镇割据，实行“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治军制度。所择将帅又往往是些文职官员，不懂古今兵学，严重损害军队的战斗力。 宝元(1038—1039年)间，西边用兵，朝廷讲武备。宝元二年（1039年）初，因曾公亮上书议论边事，仁宗遂诏令曾公亮（国子监直讲）与丁度编了1部祖宗任将用兵边防事迹，名《三朝武经圣略》，分20门（一说王洙编）。（无存）（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三朝武经圣略》） 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1》：“晁氏（晁公武）曰：‘皇朝曾公亮、丁度撰。宝元（1038—1040年）中西边用兵，朝廷讲武备，是时奉诏编祖宗任将用兵边防事迹，分二十门。’”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经总要》：“《读书后志》别载王洙《武经圣略》十五卷，乃宝元中西边用兵，诏洙编祖宗任将用兵边防事迹为十二门，今已佚。” 康定中曾公亮、丁度等又奉敕修撰《武经总要》 《三朝武经圣略》书成，仁宗感到统兵将帅“鲜古今之学”，不知古今战史及兵法，又于康定元年(1040年）敕令曾公亮、丁度在《三朝武经圣略》的基础上，取材“经籍所载，史册所记”，“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修1部适合他们需要的兵书。 该书历时5年，至庆历四年（1044年）编成[或说撰修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至庆历七年（1047 年）四～六月]。仁宗御制《序》文，并命名《武经总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主修的第1部武备经典著作，也是曾公亮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曾公亮时任天章阁待制，是主编官之一，对书稿“多所裁定”，有“编削”之功；丁度时任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也是主编官之一，具体领杨惟德、朱寀等一班儒士进行编撰。成书之后，曾公亮与丁度共同署名。 【丁度（990—1053年），字公雅，开封府祥符人（今河南开封）。大中祥符时登服勤词学科，仁宗时累官端明殿学士，久在经筵，后拜参知政事。性格淳质，当官不用威仪，生活简朴，一生著述颇多。】 南宋•晁公武《读书后志》曰：“康定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仁宗御制《序》文。”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四十卷，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 晁公武《读书后志》称：‘康定中，朝廷恐群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仁宗御制《序》文。’” 现代《全宋文·卷548·曾公亮》：“尝奉敕撰《武经总要》四十卷（存）。” 现代《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曾公亮》：“尝与丁度编《武经总要》。” 有宋一代朝廷修讲武备之书存者惟此编而已 有宋一代，除《三朝武经圣略》、《武经总要》外，所著修讲武备之书尚有南宋《御前军器集模》。今《三朝武经圣略》已佚，《御前军器集模》仅存《造甲法》2卷、《造神臂弓法》1卷收入《永乐大典》中，其余均佚。完整存世者惟《武经总要》而已。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经总要》： “南渡以后，又有《御前军器集模》一书。今惟《造甲法》二卷、《造神臂弓法》一卷尚载《永乐大典》中，其余亦佚。 宋一代朝廷修讲武备之书，存者惟此编而已，固宜存与史志相参也。” 体例 《武经部要》全书共40卷，分前、后2集，附有300多幅的插图。《武经部要》“总兵学之大要”，“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无不记载。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四十卷……其书分前、后二集。 前集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而十六卷、十八卷各分上、下。 后集故事（兵例）十五卷、占候五卷。” “前集备一朝之制度”，20卷，收录本朝“制度”15卷、“边防”5卷，其中第16卷、第18卷又各分上、下。 “前集”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各卷分别介绍边防各路州的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地等情况，以及选将用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城池攻防、火攻水战、武器装备等内容。 “前集”详尽记述和介绍了北宋时期军队使用的各种冷兵器、火器、战船等器械，并附有兵器和营阵方面的大量绘图。特别是第10至第13卷，如《攻城法》、《水攻》、《水战》、《守城》等攻战篇，不但记录了与这几种战法有关的各种兵器装备，还有防御工事和战舰的情况，附有各式插图250幅以上，图上还以楷书注有详尽的器物名称、使用方法等文字说明，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后集具历代之得失”，20卷，辑录“历代用兵故事”15卷、“占候”5卷。 “后集”以辑录历代战争案例与实战兵法为核心，系统总结北宋以前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经验。分卷整理春秋至宋代军事策略，通过齐“宋郎之战”、张良献计破秦等战例，剖析战术谋略，并结合《天文总论》阐释星象占验、太乙九宫推演等古代“兵阴阳”学说。部分章节收录军法条文及战场指挥细则，如胡建斩监军御史事强调军纪规范，李愬“雪夜袭蔡州”例证战机把控。内容融合传统兵学理论与实战经验，分析品评用兵得失，体现宋代军事思想中对天时、地理、人事的综合运用。 其中“占候”（阴阳占卜、气象预测），亦称“兵阴阳”，《武经总要》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武经总要》有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军事思想 《武经总要》反映了宋仁宗时期军事思想上的某些积极变化。 兵贵知变 本来，北宋初以来为防止地方割据，将帅专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将帅的统兵权和作战计划的制定权都收归皇帝直接制辖，但矫枉过正，结果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导致仗仗失利，节节败退。 仁宗朝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 《武经总要》结合时代背景，直指北宋初期的“将从中御”、严格限制将帅自主权的治军原则。 《武经总要》十分注重人在战争中的作用。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主张“兵家用人，贵随其长短用之”；重视军队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 “奇正”也是中国传统兵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历代对此论述较多。这一概念的关键，就是强调根据实战情况，灵活用兵。《武经总要》重新重视和强调《孙子》“贵知变”、“不以冥冥决事”、《虎钤经》“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等兵书的思想，认为战争态势瞬息万变，没有成例可循，唯有因时、因地、因敌制宜，经归纳总结，并进一步加以申论，提出“兵贵知变”、“利中见害、害中见利”，以变应变。 反对“畏战怯战、偏安求和” 《孙子兵法》中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是中国古典战略思维的经典主题。作为《孙子·谋攻》篇中的内容，这一思想是在“谋攻”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强调的是“屈人之兵”，而非“不战”。 入宋，对于这一论述的重心发生了偏移。如《孙子》“十家注”中的注者梅尧臣、张预等人在论述时，以“战则伤人”、“爱民”为由，片面强调“不战”，偏离《孙子兵法》的原意，成为当时畏战怯战、偏安求和社会氛围的托辞。 可贵的是，《武经总要》在这一论题上，与当时占据主流的观点不同。它在重申《孙子》本意的基础上，专门设置“不战而屈人之师”条目，以西汉·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等4个经典战例加以阐释。这不仅发展了宋代的《孙子兵法》兵学，更是从全局高度，对偏安求和的现实从理论上加以回应。 军事措施 《武经总要》在军事学上也提供不少珍贵的原理原则，如作战的指导思想、作战原则、选择将领的标准和方法、士卒的训练、军事法规等。 《武经总要》一再强调“择将帅”的重要性，认为当时之所以出现“将不称职”的原因，并非世无将才，而是因为“选之不得其要，或用人之未尽其才”。指出：“择将之道，唯审其才之可用，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并且提出：“自今择将，未加迁擢必选，试以行阵疆场之事。所试有效至于三四，始以显官厚禄以重其任，然后委其命而勿制，用其言而勿疑。” 《武经总要》提出“五才”（智、信、仁、勇、严）必须具备，这是继承《孙子兵法》选择将领的要求。 又提出“五谨”（理、备、果、戒、约）的修养要求。理，指调度有方，指挥若定； 备，指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果，是临敌果敢，临机果断；戒，是胜而不骄，持身严谨；约，指军令简明，不搞繁文缛节。 并提出考核将领的“九验”办法： ①派到偏远地方去执行任务，考验是否忠于职守； ②留在身边工作，考察对领导是否尊重，对左右是否谦恭； ③经常使用，观察其才能； ④突然提问，测验反应能力和智谋； ⑤限期完成使命，考察是否守信遵时； ⑥委托管理货财，考验是否廉洁； ⑦处危难之时，考验其气节操守； ⑧喝醉酒时，观察是否举止失态、言语无礼； ⑨平时观其一言一行。 这些选择将领的标准,对后世选任官吏也有借鉴作用。 在军事法规方面，也详细制定了“偿格罚条”。 记录北宋中国海军就已在西沙群岛一带行使主权 《武经总要》在记述宋代中国“疆域地理”方面，保存了重要资料。 《武经总要》记述，当时，宋朝水师在广州南面海岛上设有“营垒”，置有“舟刁（“舟刁”合一字）鱼入海战舰”，从屯门山乘东风西南行7日，至九乳螺州（西沙群岛），又西南3日至不劳山，又南300里至陵山东有甜水，再西至狮子、天竺、大食诸国。这些记载证明至迟在北宋时西沙群岛已置于中国管辖之内，而且对南海其他诸岛也有了行程的记载。 庆历（1041—1048年）间，朝廷设置广州海军指挥使，并建立广南（今广东）巡海水军，“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治舟刁（“舟刁”合一字）鱼入海战舰”，“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 “九乳螺州”即今西沙群岛，这一历史资料证明早在北宋，中国海军就已在西沙群岛一带巡逻，行使捍卫主权的任务。 火药 火药在唐代已经发明，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罗盘、火药、造纸、印刷术）之一，但在《武经总要》之前，没有关于火药配方的记载。 《武经总要》总结整理前人研制火药的经验，在“前集”卷11和卷12中武器部分，最早明确记载了火药的制备方法，尤其是第1次完整记载了3种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火药法”，用13种药料，捣合为球；“蒺黎火球火药法”，含有10种药料；“火砲火药法”，含有14种药料。 如“毒药烟球火药法”的配方和制法：“球重五斤，用硫黄一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焰硝一斤十四两，芭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木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贯之以麻绳一条，长一丈二尺，重半斤，为弦子。更以故纸一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捣合涂缚于外。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二物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 该3种火药配方中关于硫、硝含量的比例接近一比三，与后世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己相当接近。同时各种少量辅助性原料如桐油、黄蜡、松脂等，也已配入，达到易燃、易爆、制造烟幕的效果。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工艺流程的记载，被军事家们制成了火器应用于古代战争，为我国第1批军用火器的发明和制造提供了物质条件。 《武经总要》记录的火药配方，使得该书成为世界上最早记载火药制备的书籍，证实了我国发明火药起码早于欧洲300年。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对《武经总要》作高度评价：“《武经总要》提及的火药配方，较所有其他文明国家的记录为早。欧洲第一次提及火药时间是在1327年，或是1285年之间，总之，是在1044年很久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日本兵器史家马成甫在他所著《火炮的起源及其流传》一书中，经过对世界各国有关方面资料的对比鉴定后，也认为《武经总要》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火药和首先使用火药的国家。 指南鱼 “指南鱼”属磁性指南技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罗盘、火药、造纸、印刷术）之一“罗盘”（指南仪器）的1种形制。 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构，西晋•崔豹《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作，均未详载。 《武经总要•前集》第15卷首次详细记载“指南鱼”的制作方法。曰：“鱼法以薄铁叶剪载，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1次记载的利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在，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 “指南鱼”的记载，证明我国在公元11世纪以前就已掌握了地磁倾角原理，并应用以制造指南仪器。而欧洲直到公元1544年德国人哈特曼才发现地磁角。这个记载比德国人的发现早了5个世纪。我国发明的指南仪器也是靠《武经总要》记述而传之于世的。 兵器 承上启下 宋代的兵器承继汉、唐以来的传统，故《武经总要》中记录的许多兵器类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从汉代以后，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变化，由这部书作了总结后，又影响到北宋以后的兵器类型。 此外，自唐、五代以来，宋代军队还吸收了不少北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的优秀兵器。如《器图》中的“铁链夹棒”，书中明白地注明是从“西戎”处学来的，是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用来攻击宋代步兵的兵器，被北宋部队吸收过来，经过改造，成为更适用的兵器。 宋初国家对武器制造业集中管理 五代•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位登基，建立宋朝，改元建隆，成为北宋开国皇帝，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赵匡胤为防止历史重演，采纳赵普建议，杯酒释兵权，从此独揽军队，加紧朝廷对禁军的直接控制，也加强对武器制造业的集中管理。 时北宋王朝在国都汴京（东京，今河南开封）建立大规模的兵器生产作坊： 南、北两作坊：设在汴梁的兴国坊，主要制造各种铠甲、刀、枪等兵器以及兵幕、甲袋等装备。在南、北作坊以下，还有更细密的分工，分为51“作”，每“作”专门负责制造一类产品，如“铁甲作”、“马甲作”等。两作坊的工匠多达七、八千人。 “弓弩院”：专门负责远射兵器的生产，制造各种强弓劲弩和各类箭支。 赵匡胤还亲自督查武器的生产情况，开宝八年（975年），每隔10天便查核1次各种兵器的质量。 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使得北宋初的军械生产水平便有了很大提高，南、北作坊的武器年产量达3万多件。南北作坊、弓弩院，每年制造数以万计的涂金脊铁甲、数十万具角弓。 各州作坊也制造数百万计的黄桦黑漆弓弩，领有火药、猛火油等制作燃烧性火器，而且逐步制造燃烧性火药武器。 《武经总要》正是诞生于宋初军队的高度统一领导和军备生产集中管理的背景下，成为集当时及古代兵器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式兵书，突破了中国传统兵学“重理轻器”的局限，详细介绍了军事技术、兵器装备等内容。 《武经总要》详尽记述了北宋时期军队使用的各种冷兵器、火器、战具（如础车、战船等）等，有文有图，注有详尽的器物名称、使用方法等文字说明，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的重要资料。 宋代兵器承继了汉、唐以来的传统。从书中记录的许多兵器类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从汉代以后，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变化，在中国兵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冷兵器 中国古代的冷兵器，主要是步兵兵器，在宋代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所谓“十八般兵器”，到此时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 【格斗兵器】 《武经总要》对“十八般兵器”的形状与运用，说得非常具体。 《武经总要》讲到北宋军队装备的格斗兵器，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格斗兵器，主要是刀和枪。二是北宋时期新出现的兵器类型，主要是各种“棒”类，以及“骨朵”（“蒜头”）等。 （一）刀 刀，《武经总要》记录有8种名目：“手刀”、“掉刀”、“屈刀”、“掩月刀”、“戟刀”、“眉尖刀”、“凤嘴刀”、“笔刀”。其中只有“手刀”是短柄的，其余7种都是装有长柄的。 “手刀”的式样，已和汉、唐以来的传统形制不同，刃口弧曲，刀头较宽，厚脊薄刃，坚重有力，比汉代的环首直刃铁刀更适于劈砍，是军中常用兵器。 长柄的刀泛称“陌刀”，其中又有直刃尖锋的“掉刀”，以及类似偃月状的“掩月刀”、“凤嘴刀”、“屈刀”、“笔刀”等。 以上列举的是当时军队里最常用的刀。 （二）枪 枪，《武经总要》记录有9种名目：“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鵶颈枪”、“锥枪”、“梭枪”、“槌枪”、“大宁笔枪”。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装有长的木杆，上装刃，下装鐏。 这些枪有些是供骑兵用的，有些是供步兵用的。骑兵用的枪常在枪首侧面加有双倒钩、单倒钩，或是在杆上装环，称“环子枪”。步兵使用的多是“素木枪”、“鵶颈枪”等。 “梭枪”是1种值得注意的兵器，其柄较短，只有几尺长，是北宋时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那里汲取来的新品种。它是和盾牌配合使用的，战士一手举着盾牌保护自己，另一只手拿着“梭枪”，可用于与敌人格斗拼刺，还可投掷，以击中几十步以外的敌人。在当时，也称“标枪”。 （三）棒 除了有锋刃的刀枪以外，北宋的步兵还常常使用没有锋刃，专门用来砸击敌人的兵器，其中最常用的是“棒”类。 棒，北宋时又叫“棍”、“杵”、“杆”，用粗重坚硬的木料制成，一般长约1.5米，其中有在表面包1层铁皮的“诃藜棒”、前端装有带双倒钩尖刃的“钩棒”，以及没有尖刃只有倒钩的“抓子棒”。还有更厉害的一类，是在棒端安粗头，上面密密麻麻地安着尖钉，叫做“狼牙棒”。 还有一种“铁链夹棒”，形状类似农村打麦场上使用的连枷，在棒的前端用链环连着另一个较短的铁棒，用来自上而下打击敌人，这是向西北的少数民族学来的一种兵器。 另有一种“连珠双铁鞭”，后世俗称“三截棍”。 （四）骨朵 “骨朵”是这时期出现的新兵器，是在1根棒的顶部装1个圆球形的锤头，锤头呈多瓣球状的称“蒜头”；制成带刺的蒺藜形状的称“蒺藜”。 在宋辽、宋金战斗中，主力是步兵的宋军要面对铁骑上的辽、金骑兵，抡起大棒和锤去砸击敌人的兵马，当然比用单薄的刀枪直射更为有力。也许这就是宋、辽、金时期宋军大量使用棒类砸击兵器的直接原因。 【远射兵器】 北宋时期，步兵的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是利用1个士兵的力量就可以发射的，便于行军野战，是部队中大量配备的兵器。此外，根据攻城略地需要，还进一步发展出两种重型远射兵器，即利用复合弓的“床弩”和“发石机”。 （一）弓 《武经总要》里记录4种：“黄桦弓”、“黑漆弓”、“白桦弓”、“麻背弓”，从所附图像看，它们都是复合弓。 （二）弩 《武经总要》中记录6种弩：“黑漆弩”、“雌黄桦梢弩”、“白桦弩”、“黄桦弩”、“跳镫弩”、“木弩”，前4种较强，由士兵自己踏张；后2种较小，由士兵用臂力开弩。 （三）箭 弓和弩所用的箭，有“点钢箭”、“铁骨丽锥箭”、“木扑头箭”、“三停箭”、“飞羽箭”等。 （四）床弩 “床弩”，又称“床子弩”，是在唐代“绞车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为加强了弩的张力和强度，“床弩”将2张或3张弓结合在一起，张弩时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战士们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士兵用大锤猛击扳机，机发弦弹，把箭射向远方。 一类是“双弓床子弩”，上面装有2张弓，分别置于粗大的弩臂前端和后部，2张弓相对安置。 发射前，先用1条两端带钩的粗大绳索，一端钩住弩弦，另一端勾住绞车的轴，然后用5、7个或10余个战士合力绞动绞车，把弩弦张开，扣在机牙上，专管装箭的弩手安好弩箭，并瞄准目标。放射时，用人手的力量是扳不动扳机的，得由专管发射的弩手高举起1柄大锤，以全身力气锤击板机，于是巨大的弩箭便呼啸着飞向敌方。这些箭很粗大，箭镞是扁凿形的，称“凿子箭”，射程约120至135步。 另一类是“三弓床子弩”，较“双弓床子弩”更强大，射程也远1倍，故又俗称“八牛弩”，意为用八头老牛的力量才能拉开它。 弩臂上的3张弩弓，前端安2张，后面装1张，也是前后相对安装。用人力开弩，一般需20至100人，一般射程在200至300步，即370～560米左右。 “三弓床子弩”使用的弩箭更为巨大，有粗壮的箭杆和铁制的箭羽，前端装有巨大的“三棱刃铁镞”，因为它的大小和一般士兵使用的长枪差不多，又叫“一枪三剑箭”。它还有1种特殊功能，即在攻打敌方城堡时，将粗大的“三弓弩箭”射向敌方城墙，使弩箭的前端深深插入墙内，只留半截粗大的箭杆和尾羽露在墙外，攻城的士兵在己方的掩护下，可攀着这些射插在墙上的巨大箭杆登上城墙，攻陷城池。于是，这种巨大的弩箭又成了攻城者攀登的踏橛，因此这些箭又称“踏橛箭”。 《武经总要》中载有各种床弩的射程。 （五）发石机 各种类型的“发石机”，是1种以器械发射石头的远射兵器，威力胜过“床弩”。在火炮发明以前，“发石机”就是最重型的远射武器，简称为“砲”。 将“发石机”用于战争，历史甚早。据说在春秋末期的越国，就已经使用了可以把12斤重的石头抛掷到200步远的兵器。三国时，曹操也使用过“发石机”，在“官渡之战”中，用来打击袁绍营垒的“霹雳车”，就是发射时有巨大声响的“发石机”。约晋朝，开始出现与“发石机”有关的字，写作“□”字（“石马交”合一字），后简写为“砲”。唐代也有不少使用“发石机”作战的记载，如李勋攻辽东时，使用的“发石机”可以把很重的石球抛掷到1里以外。 “发石机”是利用杠杆的原理制造的。把1根长长的炮梢，即巨大的杠杆，装在可以转动的横轴上，再把横轴架在用粗大的木材构成的炮架上。在炮梢的一端用绳索连着一个用来兜装石弹的皮窝，另一端系上几十根长长的拽索。 放射时，由一个战士负责把石弹安置在皮窝里，另外几十个战士猛地拽动拽索，梢杆一下子反转过来，把安在皮窝中的石弹抛射出去。巨大的石弹可以摧毁敌方的防御工事，可以摧毁敌人的攻城器械，也可以杀伤敌人，击乱敌阵。 宋代的发石机——“砲”，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以前的“发石机”，虽有零星的记载，但没有留下任何形象材料，只有在《武经总要》中，才清楚地见到其形象。 《武经总要》中共记录了十几种不同式样的“砲”，有“单梢砲”、“双梢砲”、“五梢砲”、“七梢砲”、“虎蹲砲”、“柱腹砲”、“旋风砲”、“合砲”、“卧车砲”、“车行砲”、“行砲车”等，有附图。还有1种只用两个人的轻便的“手砲”，能发射半斤重的砲石，但没有附图。 以上列举的各式砲中，“单梢”、“双梢”、“五梢”、“七梢”等砲，基本结构是相同的，都是在1个由4根脚柱构成的方形砲架上装置砲梢。按轻重之分，最重的“七梢炮”可把90～100斤重的石弹抛掷到50步远，有拽索125根，需用2人定砲，250人拽索。比较轻便的“单梢炮”，只用1人定砲4人拽索，可以把2斤重的砲石抛掷50步远。 “虎蹲炮”和“柱腹炮”也安有砲架，但不是4根脚柱构成的方形，而是斜三角形，较为灵活。这种炮需战士71名，发射12斤重的砲石，投掷到50步外。 另一种是“旋风砲”，这类砲没有上面讲的那种架子，而是竖立1根巨大的“冲天柱”，在柱头安放砲梢的轴，于是砲梢可以变换方向，向四面发射，不用像单梢砲改变方向时还要移动炮架。缺点是因无架座，故不如“单梢砲”等稳固，发射的砲石也不能太重，只能3斤左右。 把各种各样的砲装置在轮车上，就成为各种“砲车”。“砲车”有2轮的，也有4轮的。 这种原始的“砲”（即“发石机”），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南宋初年陈规《守城录》里，就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认为攻城方如果“得用砲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砲，也能够稳守城池。特别是他曾根据北宋•汴京（今开封）被金兵攻克的教训，指出守城方的砲不应安放在狭窄的城头上，因为那样既不便设较多的炮架，也容易被远处的敌人看到，成为敌方砲石集中攻击的目标。他认为应利用砲石发射后曲射的特点，将它安在城墙里侧，砲前可设置树木伪装。发射时，每砲在城头上设一战士，专管观察敌情，根据观察的“斜直远近，令炮手定放”。小偏，就让拽炮索的人移动一下位置；大偏，就让炮手移动炮架；炮石打远了就减少拽炮索的人，打近了就增加拽炮索的人。这样试射两三次后，就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 一直到后来“火炮”出现，“发石机”逐渐淘汰，“砲”即改名“炮”。 火器 《武经总要》记载当时制造的火器，主要是“火球”类和“火箭”类。 《武经总要》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曾公亮也被诸多史学家们推崇为“世界军火家的启蒙之师”。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还尊曾公亮为“现代武器的鼻祖”。 【“火球”类】 “火球”是利用弓箭、弩发射的火器。 火球，《武经总要》记有“大火球”、“引火球”、“蒺黎火球”、“霹雳火球”，还有“猛火油柜”、“铁嘴火鹞”、“竹火鹞”、“烟球”、“毒药烟球”等，以及制作和使用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火球”，有些装有“火药”。如“霹雳火球”，火药装后，点燃时响声如雷，使敌人闻声丧胆。又如“猛火油柜”，以猛火油作燃料，制作成火药喷射器，被视为现代火药喷射器的前身。这些火药武器，有的用于陆战，有的用于海战，为现代各种火药爆炸武器提供发展的历史过程。 【“火箭”类】 “火箭”，是带火焰射出的箭，有普通“火箭”和“火药鞭箭”2种。 “火药鞭箭”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火箭”。《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记：“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链后，燔而发之。” 城池攻守战具 北宋时期，城防工事更为牢固，城池的攻守武器装备也相应发展。《武经总要》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有关城防建筑以及守城、攻城的各种重型装备，其中包括一些专用的特殊类型的兵器，反映出当时攻占和守御城市在战争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城防工事】 关于城防工事，《武经总要》中画有详细的图像：坚固的砖筑城墙，外面围着宽而深的壕沟，外壕上架的吊桥在敌人来攻时即可升吊起来。城门外面加筑有圆形瓮城，敌人即使攻入瓮城，也可能成为瓮中之鳖，被困在其中消灭。高高的城墙上砌筑着女墙，上面开有向下射箭的箭窗。每隔一段还筑有凸出墙面的“马面”，上面设敌棚或敌楼，配置各种守城器械。同时还沿城构筑一些和城墙相联接的弩台，上设重炮和强弩。在战棚前和女墙外，垂挂着防御炮石弩箭的垂钟板、篦篱、皮竹笆等用生牛皮、荆柳、竹皮等材料编制的防护设备。 【攻城器械】 （一）云梯 云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鲁国巧匠鲁班，但因没有图样流传，故其形制无考。战国时的云梯，在已知的战国铜器图案纹饰中有示，系由3部分构成：底部装车轮，可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攻城时靠人力扛抬，倚架于城墙壁上；梯顶端装钩状物，用以钩援城缘，使之免遭守军的推拒破坏。 唐代的云梯较战国时有了很大改进：主梯身固定装置在木制底盘上，下面有6个车轮；主梯之外又增设一副活动的“上城梯”（副梯），其顶端装有一对辘轳，登城时可以沿着城墙壁面上下滑动，“谓之飞云梯”。攻城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设“上城梯”，便可“枕城而上”，减少在战火中架梯的危险和艰难。 宋代的“云梯”有了重大的改进。 《武经总要·攻城法》记载：“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丈余，中施转轴，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内以人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之上。”采用了中间以转轴联接的折叠式结构，又在梯底部增添了防护设施。 此外，“上城梯”（副梯）也出现了多种形式，有“飞梯，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著城推进”；有“竹飞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以登”。这些改进，增加了云梯车运动时的稳定性，减少遭守军破坏的可能，也使叠城迎敌更加简便迅速。明朝以后，这种巨大的“云梯”因无法抵御新式火器的攻击而逐渐废弃。 （二）巢车 “巢车”是一种登高观察敌情的车辆。车上高悬可坐人的“望楼”，因“望楼”形似鸟巢，故名“巢车”。 最早使用巢车的记载见于《左传》，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中，楚共王曾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动向，当时还有大宰伯州黎随侍，可知此“巢车”的体积不小。 “巢车”又名“楼车”，《武经总要•攻城法》配附有“楼车图”。从图形看，其车体为木质。底部有四轮，车上树“望竿”，竿上设置望楼，竿下装有转轴，并以6条绳索分3层从6面将竿固定，绳索底部则以带环铁镢楔入地下。 （三）其他 此外，《武经总要》中介绍的攻城器械还有：“行女墙”、“木女墙”、“行天桥”、“杷车”、“扬尘车”、“填壕车”、“搭天车”、“钩撞车”、“火车”（一种点火炉前进的车）；还有为开掘地道攻城用的“挂搭棚”、“雁翅笆”、“皮幔”，以及“火钩”、“火镰”、“火叉”、“抓枪”、“蒺藜枪”、“拐枪”、“凤头斧”等各种兵器。 守城用的各种器械装备，还有“车脚檑”、“穿环”、“木立牌”、“竹立牌”、“拐突枪”、“钩竿”、“锉手斧”等。还有为防备敌人用地道攻城的“听瓮”（“地听”）、“风扇车”，以及火攻敌军用的“飞炬”、“燕尾炬”、“鞭箭”、“铁火床”、“游火铁箱”、“引火球”、“猛火油柜”等。 防护装具 北宋军队使用的防护装具，仍旧是传统的“盾牌”、“铠甲”。 【盾牌】 《武经总要》里记载的“盾牌”，只有步兵和骑兵使用的各1种，都是木制胎骨，外蒙皮革。 步兵“盾牌”较长，平底尖首，可以倚立地上，使步兵的整个身躯都蔽隐在牌后。 骑兵“盾牌”正圆形，前面画着兽面图案，面积不大，作战时套在骑兵的左臂上，以抵御飞来的敌箭。 【铠甲】 北宋的“铠甲”，是在唐代“铠甲”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完整的形制。 北宋初年，南北作坊制造了大量的铠甲，品种很多，有“涂金脊铁甲”、“素甲”、“浑铜甲”、“墨漆皮甲”、“铁身皮副甲”、“金钱朱漆皮马具装”、“铁钢朱漆皮甲具装”等。甲胄的质料有铁、皮、纸3种，铁铠最为贵重。 北宋步兵使用的称“步人甲”，甲身是一整片，由12列小长方形甲片组成，上面是保护胸、背的部分，用带子从肩上系连，腰部又用带子向前束扎，下垂左右两片膝裙。身甲上缀披膊，左右两片披膊在颈背后联成一体，用带子结系在颈下。头部的兜鍪是圆形的覆钵状，后面垂缀着较长的颊项，顶上中央插着3朵漂亮的缨球。 北宋初年宋军的马甲有皮质和铁质2种，到北宋中期则主要应用皮质的马甲。马甲结构合理而完整，包括面帘、鸡颈、荡胸（即当胸）、马身甲和搭后五部分，披裹在战马身上，可有效地护住战马的头、颈和躯干，只有眼睛、嘴、耳朵、四肢和尾巴露在外面。这种皮马甲外还涂漆，最初涂黑色，以后逐渐改成了朱红色。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 《武经总要》虽在中国武备之书中不失其首创地位，在中国军事科学和军事活动上产生巨大影响，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经总要》仍曾批评《武经总要》系文人谈武，有些地方不切实际，如往往侧重于地理形势又不够准确，阵法、战具亦有失误。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经总要》： “仁宗为守成令主，然武事非其所长。 公亮等亦但襄赞太平，未娴将略，所言陈法、战具，其制弥详，其拘牵弥甚，在抵所谓检谱角抵也。 至于诸番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刺谬。 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亦有足资考证者。” 版本 北 宋•庆历四年（1044年），《武经总要》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均已不传。 元代虽有刊刻，亦不传。 现存主要版本，为明、清抄本、刻本。 明代，有正统四年（1439年）李进刻本，弘治、正德（1488—1521年）间据南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视作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弘治十七年（1504年）李赞刻本、嘉靖刻本，万历廿七年（1599年）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万历卅六年（1608年）庄重抄本，以及明抄惨残本等。 清代，有《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清抄本等。《四库全书》本最劣，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现当代《武经总要》点校注释版本有：郑诚整理的《武经总要前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7年1月），孙雅芬、于孟晨等注释的《武经总要注》（西安出版社出版，2017年），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精装本（泉州文库版，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12月）等。 十二卷，约30万字，明末·晋江黄景昉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景昉》）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破北京，崇祯帝自縊煤山，《国史唯疑》脱稿于此前。 《国史唯疑》系黄景昉怀疑明代所修“国史”有缺漏、不实和偏颇之处，而加以点评及修正、补充所作。《国史唯疑》节取“国史旧闻”，并参考诏令、奏疏、私史、方志、别集、笔记以及个人见闻，取材广泛，内容宏富。诚如孟森所言，书中所记载的“遗闻轶事足补史传者极多，故自可贵”。 前十一卷按朝代顺序，依次记述自洪武至天启年间的史事，第十二卷为补遗。每卷之末均载明共若干条。崇祯朝因无“国史”可唯、可疑，故付之阙如。 在前十一卷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著者对各个朝代的记述详略分明。大体说，离他生活时代（万历至天启）越近的越详细，反之则越简略。可见黄景昉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正德以前对他来说只是“传闻世”，他不熟悉，因此“惜墨如金”；正德以降为“所闻世”，相对而言，掌握的材料多一些，所以能够多做一些探讨；万历以后则是他的“所见世”，耳闻目睹的事情更多，自然可以诉之笔端的不少，故而在全书中所占的分量最重。 《国史唯疑》的旨趣似在探索总结历代朝政的治乱得失，评骘朝官士子言行的是非功过。为求真求实，黄景昉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力求做到客观公正，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 故自明太祖至熹宗朝，凡有可议之处，均一一评述。即如太祖、成祖等雄主，虽有创业定边的丰功，但对他们的刑杀之酷，也不无微词。至于建文帝的宽仁与文弱，英宗·正统间虽宠信刘瑾，轻启边衅，但天顺之善政也功不可没，诸如此类，都能秉笔直书。 对于朝士，即便名臣亦不讳其过失，奸佞也不隐其微善。例如于谦虽有社稷功，但他掌兵部，竟未察觉夺门之变，也属失职；徐有贞虽奸险，但善治河，等等，议论均能持平。 这种史德是不多见的。故此书不同于野史，也不同于考异，而兼有博闻与史评之长，足为治明史者论世知人之助。且书中重气节，慎进退，爱廉静，恶纷竞，不失为正人君子之言。 其他如《卷三》说永乐以后，后妃不选自公侯家，所以皇家国戚虽封侯、伯，位保、傅，不干预朝政。又如《卷八》云穆宗、光宗在当太子时，因生活拮据，不得已向他人借贷谋生；张居正当国时，自养“探事人”，专门打探和搜集边镇消息，因此他所掌握的边镇情况，连边镇督抚都不如他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三百年来，《国史唯疑》不见刊行，现仅存有高兆本、虹亭本、双云堂本、烟屿楼本、周星诒校本、杞菊轩本和台湾杞菊轩本七种手抄版本，是一部流传不广的明代珍贵史料，也不存在清朝篡改问题。清代以及近代许多名人学者，如全祖望、傅以礼、徐时栋、周星诒、缪荃孙、傅增湘、孟森等，都对此书极为关注推崇，或高度评价，或亲自题跋，甚至校勘。 今已校勘出版。 拍掌知音 畅所欲言 钓矶诗集 《钓矶诗集》，宋末元初丘葵（号“钓矶”）著。 丘葵（入清后史书均改称邱葵），字吉甫，自号“钓矶翁”，宋末元初·泉州府同安县小嶝屿人（今厦门翔安区大嶝街道小嶝岛）；著名处士。（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丘葵》） 家藏抄本 至明末尚存 《钓矶诗集》原为家藏抄本，至明末尚存。 南明·永历（1657—1660年，即清·顺治四～十七年）间，同乡林霍找丘葵后裔借得写本抄录并作订正，诗集方始面世。 南明·永历十四年庚子正月卢若腾为作《序》，谋划出版未果 其时留居金门依郑成功的南明·隆武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若腾（金门人），也对《钓矶诗集》进行校正，庚子年（南明·永历十四年，即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并为之作《序》，一度谋划出版，未果。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33·征士丘钓矶先生葵·备考》收录“沧浯卢氏若腾序《诗集》”曰： “沧浯卢氏若腾序《诗集》 吾邑丘钓矶先生，品著于宋末元初，论定于昭代，既列祀乡先贤，且配享朱文公（朱熹）祠矣。《八闽通志》列之‘儒林传’中，以其曾著《四书日讲》、《易解疑》、《书直讲》、《诗□义》、《春秋通义》、《礼记解》、《经世书》、《声音既济图》、《周礼补亡》等书，为大有功于经传。然其书今已无传，仅存者惟《周礼补亡》及其《诗集》耳，学士家每用惋惜而要之。 先生所以取重后世者，不专在是。夫为学，莫急于明理；明理，莫大于维伦。先生伦完理惬，行谊堪为后学楷橅，即不著书立言，固足以当学宫之俎豆而无愧，矧其穷究天人、洞彻性命，晚年吟咏篇什，足以见其大概，又何必以诸书亡失为先生致惜也！ 先生一抔土，不立碑碣。万历（1573—1620年）年间，或利其地形之胜，遂指其祖兆而争之；官为勘验，劚地得志铭，乃加封而表识焉。马鬛渔矶，俱岿然后天地老矣。先生不求身后名，而名卒不可掩；无意于儌天之报，而天卒昌厥后士。生乱世，其可不择所以自处也哉！ 《周礼补亡》余曾见梓本，《诗集》则惟其家有写本，林子濩钞得之，喜而示予。读之，苦多‘亥豕’，稍为订正，拟俟时平梓行，非徒表彰吾邑人物，亦欲使后学知所兴起也。 夫庚子（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正月下弦日，同邑后学沧浯卢若腾手题于‘与耕堂’。” 【按：卢若腾，字闲之、海运，号牧洲、留庵，泉州府同安县浯洲贤聚里人（今金门县金城镇贤厝里）；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左参议。明亡，南明•弘光朝任佥都御史、巡抚凤阳；隆武朝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东四州；永历朝留居金门，依郑成功。清·康熙三年（南明•永历十八年，1664年）二月，郑经退守台湾；三月，卢若腾与沈佺期、许吉璟等同舟入台，至澎湖疾作卒。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卢若腾》】 清·康熙五十二年刊行 名《独乐轩诗集》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邱氏裔孙邱国珽掇拾家藏《钓矶诗集》抄本残剩诗194首，经阮旻锡订正，施世騋较正，分为3卷，以《独乐轩诗集》为名予以刊行。 【阮旻锡，或作阮文锡，字畴生，号梦庵；后为僧，法号释超全、释大轮，别称“轮山遗衲”。（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阮旻锡、施世騋》】 施世騋为作《序》 施世騋为作序。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33·征士丘钓矶先生葵·备考》收录“晋江施氏世騋序《诗集》”，曰： “余‘论经轩’中藏有《周礼补亡》梓本，读其‘序’，即知吾乡有丘钓矶先生，而海滨耆老及童孺往往诵先生《却聘诗》，所谓‘皇帝书征老秀才，秀才懒下读书台’者，即知先生工于诗，必有集而无从搜访也。 阮轮山为予言：‘先生家小登（小嶝），其子孙藏有先生诗集，不借人；欲钞者，具纸笔就其家钞之。’意同邑学士大夫家必传有钞本。 岁乙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林君子濩馆于予，携有手订删本。予与轮山略一借阅，适岁暮，子濩即取回。明年，子濩复来泉，未几物故，其残书多散矣。予亟属吴君石门驰札就其令嗣借取，久之绝无回信。倏经三载，而竟茫然。 今春子濩令嗣以事至泉，石门面征之，云钞本为人所借，今捡得所存旧本，随即致上。余按其本，乃卢牧洲（卢若腾号“牧洲”）先生及子濩所手较者，本极丑恶，诗多失次，字复差讹，兼以败楮坏烂，更苦虫蛀，瞪目视之，莫可辨识。然的系全集，如玉在璞，未经剖破，殊可喜也。 予即付轮山从新订定，白峰细阅重钞，余再加较正，而授之梓。 噫！以五百年沉埋之诗，一旦遂传于世，丰城宝剑跃出龙津，岂不称快。然非其家子孙之谨于藏弆，诸公前后之勤于搜索，殆不及此。 因思古来志士仁人，遭时否塞，其胸中郁勃不平之气，发而为诗，必有一段光芒不可磨灭之处，经千百年后有人焉，旷世相感，为之表彰而不至湮没，如圅之于盖，不期合而自合，其所遇亦云奇矣。 然此非志士仁人所遇之奇，而表彰者之人所遇之奇也。何也？独行则不离跬步，附骥则一日千里，附前贤以不朽，岂易遘哉！ 余因叹斯人所遇之奇，心窃向往而深愧，予固非其人也。 康熙癸巳岁（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朔日，后学晋江施世騋谨序。” 后数历刊刻 后，诗集又数历刊刻，名《钓矶诗集》，多为抄本和刊本合并。 现存最早为清·道光（1821—1850年）刊本，卷首有林鸿年、陆心源、林本庐等人的《序》。 清·陆心源《仪顾堂集》“卷7”有《丘钓矶诗集序》，“卷19”有《钓矶诗集跋》。 陆心源《钓矶诗集·序》有曰：“《钓矶诗集》尚为完帙，苍老激楚，道古以刺时，缘情而类物，写其感情不平者必于诗，盖古所谓镂肝摧肾结为章句者也。” 【按：陆心源，字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清·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以知府发广东。同治四年（1865年）简广东南韶兵备道，六年（1867年）调高廉道，十一年（1872年）署闽粮盐道，后乞养归。光绪十七年（1891年）荐召不就。陆心源收集江南宋、元以来刻本藏书颇丰，号其藏书楼“皕宋楼”。著《集韵校误》、《群经音辨校误》、《宋史翼》、《穰梨馆过眼录》、《仪顾堂集》、《皕宋楼藏书志》等，合署为《潜园总集》。】 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邱氏裔孙邱炳忠再度刊发，共收诗346首，为当下《钓矶诗集》的定版。 正文分为5卷：卷一“五言古、七言古”，卷二“五言律”，卷三“七言律”，卷四“五言绝、七言绝”，卷五“警学遗言”，附《梅花赋》。 2019年7月刊本 2019年7月，《钓矶诗集》与蒲寿宬《心泉学诗稿》合刊为“泉州文库”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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