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南著述(13—19划) 目录 13划： 14划： 15划： 19划： 十三划 《新仪象法要》，3卷，北宋·苏颂、韩公廉合撰。（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苏颂》） 宋·晋江曾公亮监修，吕夏卿修部分。（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公亮、吕夏卿》）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 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旧例修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志、表、题修名。’然考《隋书》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于修与祁。 又宋《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书中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 至于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 《尘史》，则同局且私心不满……” 《彙音妙悟》是系统保存泉州方言词汇的泉州地方韵书，清·南安黄谦著。黄谦字思逊，号柏山主人，南安官桥文斗乡人。 书前有黄谦的叔父黄大振写的序言，序言的最后一行是；“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上元日，愚叔瞻二大振题于兴安府学官署。” 黄大振的序言，先提出对韵学的理解，“盖出于天籁，非可强而致，故虽无知之童稚，矢口歌谣，自叶于韵，似不待学而能矣。然考之《周礼·大行人》九岁谕书名，而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则又不能无待于学”，并举诗书六经为例，说明何莫非韵。其次提出“齐梁以来，定以四声，至唐则专诗赋试士，韵至此而严。士子竞相研究，皆守其韵，亦惟中州之士清淑之气为得其正。僻处一方者，各囿于地，杂以土音，于四声未能悉合，虽有韵书，声吻互异，欲全凭天籁，谓不必学而能，有是理乎？” 因此大振对他侄儿的研究十分赏识：“我阿宜(侄儿的代称)思逊，因念功令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诸试，皆不能离韵学，著为《彙音妙情》，其苦心用功，阅几寒暑而成，邮寄兴(安)来相质。置之座右，诸生见之皆称赏焉。余观其平仄无讹，有声无字者，亦有字焉。盖不独学士大夫执笔为诗有所补益，即农商贾阅之，于俗语俗字所不经见者，亦出其中。则是书之为用，实韵学之指南。” 黄谦也有《自序并例言》一篇，先说明古无所谓韵，只有音而己，“今所谓韵书者，自魏李登之韵书始，嗣是而《切韵》、《集韵》、《唐韵》、《广韵》诸书，不能枚举。然而疆域既分，乡音各异，山陬海澨与中原之声韵迥殊，况闽省喉齶贰喃，加之轻唇、正齿、撮口之音并缺，故临文操觚，声律不谐，应酬失次。 “吾泉富知园先生，少熟等韵之书，壮游燕辽之地，诸任既该，群音悉解，爰辑为《闽音必辨》一书，于唇喉齿舌分别厘然。乡里后生熟复之，可无为方言之所惑矣。乃客有曰：‘是编以字而正音，何如因音以识字，使农工商贾按卷而稽，无事载酒问字之劳乎 ?'余喜其见解之辟，辑成一编，以五十字母（即韵部）为经，以十五音（即声母）为纬，以四声（即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为梳栉，俗字土音皆载其中，以便村塾。事物什器之便，悉用泉音，不能达之外郡，固不免贻笑大方之诮也。藏之家塾为子侄之用，亲友见之，以为有裨于初学不浅，怂恿付梓以公同人。余不能辞，爰缀数言而陈其例于左…… ” 五十字母为：春、朝、飞、花、香，欢、高、卿、杯、商，东、郊、开、居、珠，嘉、宾、莪、嗟、恩，西、轩、三、秋、箴，江、关、丹、金、钅句 ，川、乖、兼、管、生，基、猫、刀、科、梅，京、鸡、毛、青、烧，风、箱、弎、熊、嘐。 十五音为： 柳、边、求、气、地，普、他、争、入、时，英、文、语、出、喜。 比如春韵柳声：麻（下“香”字）、腀、籥、忍、箻；朝韵求声:骄、娇、鹬、挢、荞、桥；轩韵他声 ：天、青（右“气”字旁）、兀（下“兀”字）、目（右“火”字旁）。不认识的字，不懂读，按声韵切之就是。 在每个字下，或加注释，或给例词，所以又对于研究200年来泉州话语音及词汇的变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彙音妙悟》虽研究的是泉州声韵，但提出两个带有全国性的大问题。 第一，认为方言应该从属全民语言，所以在一些声韵中特标出正音的读法。 第二，他是认识汉语应走拼音化道路的第一人。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于1958年《拼音》月刊发表《黄谦的“三推成字法” 》一文中说到，当时论述汉语拼音运动历史的人，每推崇同安卢憨章为自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人，事实上，卢的《一目了然初阶》出版于1892年，而黄谦的《彙音妙悟》里的“三推成字法”发表于1800年，早于卢著九十二年。所以汉语拼音首创之功，应以泉州黄谦为第一人。 “三推成字法”： 其精神是把复杂的声、韵、调化为十个数码，把五十个韵母、十五声母、八个声调，纳入代表十个数的基本笔划，加以拼切。 其“三推成字法”拼音要诀云：“先从字母弁于头，反切声音左位收。平仄分明居右畔，完成一字传千秋。三推之法意何如？但愿世人喜读书。凡字旁通心内得，无忘昔日诵于斯。” 这样拼写，人们只要记住数量很少的十种笔划及其所代表的基数字，就能从位置上懂得该字的声、音、调值。一个字的声韵调合起来最多才五笔。只要记住几十个少量的符号、数字、音值，就可以拼出一二千个音节来，因音寻字,何等方便；比起死记几千个或几万个汉字的方法，无疑是对传统汉字的一次大革新。但因为“三推成字法”字形模糊，书写易错，结构较繁，连写不便等原因，比不上“罗马白话字”使用拉丁字母的简明方便易学，所以未能广泛流行。 尽管如此，黄谦提出的汉语走拼音化道路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在汉语拼音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该书在闽南一带影响很大，系闽南各地韵书的蓝本。 2卷，清·施琅著。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富鸿基（泉州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李光地（安溪人）、户部江南清吏司主事林麟昌作《叙》，翰林院庶吉士曾炳（泉州人）作《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施琅、李光地、曾炳》） 曾炳《序》曰： “岁在丁巳(康熙十六年，1677)，炳薄游京师，从舅氏太常后，获与公(施琅)追随。会闽海余孽复炽，攻围郡邑，东南一带，为之震动。 天子方南顾拊髀，公(施琅)时以内大臣奉朝请即，慨然有澄清之志。每蒿目时艰，嘘唏扼腕，声泪俱下，忠孝之性其天植也。时吾闽先生人士在都者，群诣公(施琅)，私请平海方略。公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扼塞之处，如列诸掌。 公(施琅)自其先任楼船，则已熟察环海形势。疏论寇可灭，状因诣阙，痛切陈之。当事将为息边之计，持抚议；疏寝不行，公(施琅)既留宿卫，逆知鲸穴未捣，终当为边患，寝食燕处，未尝一日忘歼贼也至是。 皇上稔知公(施琅)智勇威望素著，特简公南征之戍，得以便宜行事。公(施琅)之再奉命也，练舟师、修战具，克期进取。议者以澎湖险远，贼负固据守，难以猝拔。又风信不测，进退为艰，欲徐用间谍，以待其毙。持两端，公(施琅)抗疏曰：臣今日操演水师，以制贼命。譬若有人焉扼其吭，气将垂绝，一为之稍松，则其气将舒而复起。且曰臣年已六十有二，血气未衰，尚堪报称。今不使臣乘机扑灭，过此将老无能为，更无敢肩渡海灭贼之任者。前后五六疏，皆披肝沥胆、慷慨激烈。 皇上感公(施琅)忠诚，可其奏。不逾时，遂克澎湖，尽降其众，台湾平。夫不读公之疏，不考公平南始末。谓公与海逆不共之仇，不惮波涛危险，捐躯报国乃公素志，岂知其料敌制胜不遗毫发。如此哉!抑又说讨贼，公任也。既奏肤功告成子。 工宜可谢厥责，公(施琅)人乃不遑启处，毅然以经营为己任。如请减租税，免移驻辑海外流民。诸皆言人所难言，是其仁心为质。原本经术将以培养国家元气，固非勋名之士，邀功一时而忘久远，善后之计所可仿佛，公(施琅)可谓社稷臣暧矣。 公(施琅)勋名烂然，史不胜书。不具论，唯是叙。公(施琅)生平忠孝大节，以匡济弘猷皆出素定。而实为炳昔日京师追随，闻见之悉，不待功成而后知之。公(施琅)克敌之役，余待罪史馆，不获亲悉。公(施琅)鏖战状今读是疏，雷霆精锐之气如或接之。何啻作从诸侯壁上观也，敬为序。 康熙岁次乙丑(康熙二十四年，1685)季春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候补主事曾炳谨撰。”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循良前传约编》四卷，国朝·张先岳撰。先岳字北拱，晋江人。 是书一名《历代名吏录》。采诸史循吏传，各以时代先后编次。亦有旁取于他书者，然为数无几也。其所论断，亦罕新裁。” 《筹海重编》10卷，明·万历廿年壬辰（1592年）邓钟编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邓钟》）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筹海重编》十卷，明·邓钟撰。 钟字道鸣，晋江人。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年），倭大入朝鲜（史称“壬辰战争”），海上传警。（两广）总督萧彦命钟取昆山郑若曾《筹海图编》（著于嘉靖时期），删其繁冗，重辑成书。（时邓钟任广东东山参将。） 冠以各处海图，次记奉使朝贡之事。又分案沿海诸省，记其兵防制变各事宜，而以经略条诸终之。于前代旧事，亦间有引证。 前有彦《序》一篇，极称胡宗宪功，亦当时公论也。” 《筹海重编》对于分析“壬辰战争”爆发之初，时人对万历（1573—1620年）倭患的认知与御倭方略等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启发价值。 然而，邓钟虽指出北方海防的重要性，实际上仅是其对“万历倭患”的直观感受；其提出的海防战略，虽然准确，实际上也只是明人对“万历倭患”的最初认知的代表。 另外，对于现代钓鱼岛归属问题，该书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福雅堂诗钞 《福雅堂诗钞》，清•安溪林鹤年著。 林鹤年（1846—1901年），字氅云，又字谦章、铁林，晚号怡园老人，清末·安溪县崇信里胪传乡（今芦田镇芦田村）人，是著名诗人。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光绪九年（1883年）应礼部试，历国史馆誊录官、知县、工部虞衡司郎中。光绪十八年（1892年）渡台，光绪廿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败绩，光绪廿一年（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林鹤年退居厦门，在鼓浪屿筑“怡园”以居。光绪廿四年（1898年）到工部就职，旋告归。光绪廿七年（1901年）卒。（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林鹤年》） 内容 《福雅堂诗钞》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林鹤年的毕生诗著，收林鹤年古近体诗2018首，4册16卷，按其编排顺序分别为《华年集》、《珠讴集》、《山园集》、《岭云集》、《烟浒集》、《水仙集》、《春明集》、《宝林集》、《浇余集》、《万梅集》、《东澥集》、《鼓浪集》、《燕筑集》、《湖游集》、《园隐集》、《唱和集》，映射了在晚清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的真实心理。 林鹤年一生关心时局，其诗多为感事忧时之作，风格直追杜少陵（杜甫）、陆放翁（陆游）。有《古剑》诗咏志：“聚首琴书未肯闲，几番磨洗出深山。销沉烽火逃秦劫，吒咤风云入汉关。斩马果能如我愿，化龙聊复戏人间。故交肝胆今谁是？千古英雄为破颜。” 林鹤年尽管内渡，但始终难忘台湾，对甲午战争台湾的沦落，愤慨悲吟，常见诸笔端，如“山河涕泪田横岛，家国离忧杜甫诗”(《寄挽台北刘履尘通守》)、“海枯石烂看东溟，几度沧桑眼底经”(《题延平王井栏》)等，诗集中“鹿耳”、“鲲身”之词触目可见。 对清末朝廷腐败无能的外患内乱，林鹤年表示不满和无奈，写下“万里随槎虚奉使，千秋孤注误和戎”、“漏卮无计补疮痍”(《铜牛篇》)、“环中时局只心伤”(《钟德门大令卸同安任诗以送之》)等诗句，借咏颂郑成功，寄望英雄再世，实现复台壮举。 《福雅堂诗钞》也是史上最多涉及茶的诗词，有安溪咏茶诗众多，为研究清末安溪茶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泉州历史网《泉茶小志》）。 版本 民国六年（1918年），都门印书局出版，线装4册16卷。 2016年12月，吴辉煌等点校，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7年3月，福建教育出版社收入陈庆元主编《台湾古籍丛编第八辑》出版。 十四划 榕村全集 《榕村全集》，其前历各种版本，是清·理学家李光地（1642—1718年，谥“文贞”）的著作总集。（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光地》） 康熙五十八年“清谨轩”刊《安溪李文贞公解义三种》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谨轩”刊《安溪李文贞公解义三种》，收李光地注《离骚经》1卷附《九歌》1卷、《参同契》1卷，《阴符经》1卷。 《榕村集》 乾隆元年李清植刊 《榕村集》40卷，乾隆元年（1736年），李光地孙李清植刊。其中“诗”为李光地自选，其余均为李清植所选辑、编纂。（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清植》） 《榕村集》后来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榕村集》，其“提要”曰： “《榕村集》四十卷，国朝·李光地撰。 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 是集为乾隆丙辰（乾隆元年，1736年）其孙清植所校刊，其门人李绂为序。惟诗下注‘自选’字，则余皆清植排纂也。 凡《观澜录》一卷，《经书笔记》、《读书笔录》共一卷，《春秋大义》、《春秋随笔》共一卷，《尚书句读》一卷，《周官笔记》一卷，《初夏录》二卷，《尊朱要旨》、《要旨续记》共一卷，《象数拾遗》、《景行摘篇》又《附记》共一卷，《文》二十五卷，《诗》五卷，《赋》一卷。所注诸书及语录刊本别行者不与焉。 其不以诗文冠集而冠以札记者，光地所长在于理学、经术，文章非所究心。然即以文章而论，亦大抵宏深肃括，不雕琢而自工。盖有物之言，固与鞶帨悦目者异矣。数十年来，屹然为儒林巨擘，实以学问胜，不以词华胜也。” 李绂《序》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榕村集》： “《榕村集》原序 文与道无二也，孔子畏于匡，以斯文自任。斯文也，即斯道也。子贡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岂文与道二耶？既曰言，何不可闻之有？盖子贡亲受无言之训圣，不言而无行，不与天不言而时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与天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闻也。’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所得闻者文章而已，文章即道之发见焉耳。后世雕章绘句之文，始与道二；又其甚者，或至破道，则不得复谓之文矣。 座主安溪公榕村先生，早岁志道，沈潜卷籍而自得于心，笺疏六经，各自成书，学者翕然师宗之，莫不曰‘安溪先生，今之程、朱也。’顾道足于中，气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为诗、古文辞，亦遂蔚然奇秀，盎然深醇，夐乎其莫可及。先生之文，固先生之道也。 康熙十九年（1680年），先生奉勅进所作文字，因进读书笔录及论学之文，自为之序，推尊圣祖皇帝（康熙帝）继五百年圣人之统，盖隐然以伊莱望散自居，故为文必衷于道，而非末世雕章绘句之文所可及，其又可以文字目之哉。 今先生捐馆阁二十年，于兹论道解经之作，流布海内，惟诗、古文未有别集。嗣孙、侍读清植始彚而刻之，属绂拔其卷帙，循讽卒业，喟然而叹道：‘德之腴，充乎其中；经史之华，发乎其外。于孟、韩为具体，而旁及于欧、曾，读之者可因以想见先生之文章，即可以想见先生之言性与天道，斯文其不在兹矣乎？近世学者，道不足而强言之，无惑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即夫子之文章，亦不可得而闻矣。’编校之余，姑识其所见如此。 时乾隆元年（1736年）季春下澣，受业门人临川李绂敬书。” 嘉庆六年补刊为《李文贞公全集》 嘉庆六年（1801年），李清植又补刊《榕村集》，除收原《榕村集》40卷外，增刻《诗所》8卷及《榕村别集》、《榕村制义集》、《榕村语录》、光地所注经书、诸子书等，共38种149卷，书名题为《李文贞公全集》。至是，李光地著述基本囊括在内。 《李文贞公全集》还收入李钟伦（李光地子）著作3种、李清植自己的著作1种（《淛嗳存愚》）。（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钟伦、李清植》） 《李文贞公全集》原版本流传至今，只有五六部。 《榕村全书》 道光九年李维迪辑刊 道光九年（1829年），李维迪（李清植孙）主持重辑刊行其高祖李光地著作，名《榕村全书》。 《榕村全书》以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谨轩”刊《安溪李文贞公解义三种》、乾隆元年（1736年）李清植刊《榕村集》（《四库全书》本）、嘉庆六年（1801年）刊《李文贞公全集》等为基础辑刊。 《榕村全书》较《李文贞公全集》多《春秋毁余》4卷、《历象本要》1卷、《榕村韵书》5卷、《程墨前选》2卷、《名文前选》6卷、《易义前选》5卷等，而少《通书》1卷、《西铭》1卷、《颜子所好何学论》1卷等；将《大学古本说》1卷、《中庸章段》1卷、《余论》1卷、《四记》1卷、《读论语札记》2卷、《读孟子札记》2卷，改题《四书解义》8卷。 《榕村全书》大体杂取旧书板并陆续新刊者编纂成书，共收录李光地著作35种190卷，其经学、理学、诗文及历算等著述，基本备列齐全。 同时，《榕村全书》又将李光地子李钟伦著作4种、孙李清植著作4种、孙李清馥著作3种、李宗文著作1种，编刊于后，做为附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钟伦、李清植、李清馥》） 此刻多为李维迪校刊，个别为李师洛所刻，而《榕村语录》和《淛嗳存愚》则用《李文贞公全集》本的旧版重修刷印。 2013年4月福建人民出版社整理版 《榕村全书》道光九年（1829年）刊本，经陈祖武注解，2013年4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套装共10册。共录李光地著述30余种、250卷；另有李光地后人辑《文贞公年谱》等10种、40余卷。 目录： 第一册：《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周易观彖大指》。 第二册：《尚书解义》、《洪范说》、《诗所》。 第三册：《四书解义》、《春秋毁余》、《朱子礼纂》。 第四册：《孝经注》、《古乐经传》、《历象本要》、《阴符经注》、《离骚经注》、《九歌注》、《参同契章句》、《正蒙注》。 第五册：《榕村语录（上）》 。 第六册：《榕村语录（下）》 。 第七册：《榕村续语录》。 第八册：《榕村全集（上）》 。 第九册：《榕村全集（下）》、《榕村续集》、《榕村别集》 。 第十册：《文贞公年谱》、《榕村谱录合考》、《李光地传记资料选编》、《四库全书总目辑录》。 2023年1月出版“泉州文库”本《榕村全集》 “泉州文库”本《榕村全集》（全两册），《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整理，黄立一、吴亿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点校，商务印书馆2023年1月出版。 泉州文库本《榕村全集》收录《榕村文集》、《榕村别集》、《榕村续集》卷。 《榕村文集》40卷： 《榕村别集》5卷：内容较杂，涉及音韵学、星相、公文、乡约等。 《榕村续集》7卷：包括书札、疏、序、论、说、解、记、传、书后、祭文、墓志铭、杂著、诗歌、赋等，既有应酬文字，又有论学札记。 2023年11月出版“八闽文库·要籍选刊”本《榕村全集》 “八闽文库·要籍选刊”本《榕村全集》(全二册)，陈祖武以道光间刊《榕村全书》为底本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 《榕村全集》为李光地文章及诗词的汇编，分“全集”40卷，“续集”7卷、“别集”5卷，包括《观澜录》、《经书笔记》、《春秋大义》、《尚书句读》、《周官笔记》、《初夏录》、《尊朱要旨》、《象数拾遗》等，基本展现李光地的学术思想。 榕村语录、续语录 版本 《榕村语录》30卷，清·安溪李光地（号榕村，1642—1718年）撰，由其门人宿迁籍翰林院侍读徐用锡及孙李清植辑录成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光地、李清植》） 现存《榕村语录》有《榕村全书》本、《四库全书》本，2019年商务印书馆整理本，202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本。 民国间，傅增湘藏园刊《续集》20卷。 1995年6月，中华书局“理学丛书”出版《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含《榕村语录》30卷、《榕村续语录》20卷，底本采用《榕村全书》本和傅增湘藏园刊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点校。 2019年5月，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经李玉昆校注，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泉州文库”本。 体例 卷前有“榕村语录序”、“榕村语录跋”、“榕村语录跋”、“榕村语录续集序”。 全书含“正编”《榕村语录》30卷与“续编”《榕村续语录》20卷。 《榕村语录》： 卷1“经书总论、大学”；卷2～3“上论一”、“上论二”；卷4“下论”；卷5～6“上孟”、“下孟”；卷7～8“中庸一”、“中庸二”；卷9～11“周易一”、“周易二”、“周易三”；卷12“书”；卷13“诗”；卷14“三礼”；卷15～17“春秋一”、“春秋二”、“春秋三、孝经”；卷18～19“宋六子一”、“宋六子二、诸儒”；卷20“诸子”、“道释”；卷21“史”；卷22“历代”；卷23～24“学一”、“学二”；卷25“性命”；卷26“理气”；卷27～28“治道一”、“治道二”；卷29～30“诗文一”、“诗文二”、“学附（韵学考辨）”。 《榕村续语录》： 卷1“经书总论、大学、上论、下论”；卷2“上孟、下孟、中庸”；卷3“易、书、诗”；卷4“三礼、春秋”；卷5“宋六子、诸儒”；卷6“诸子、□端”；卷7“史”；卷8“历代”；卷9“本朝人物”；卷10～15“本朝时事”；卷16“学”；卷17“性命、理气”；卷18“治道、家政”；卷19～20“诗文、学附”。 内容概述 《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是李光地的理学言论汇编，是其代表作，全面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而明辨其是非得失，往往一语而决疑。 李光地继承朱熹理学体系，主张“理气合一”，能心知其意，但得所变通，故不拘于门户之见。李光地批判王阳明以“心”代“性”的观点，提出“性即理”与“理即性”的辩证关系。书中辨析孟子性理观与程、朱学说的差异，兼采汉、唐经学与陆、王心学，《四库全书》称其“诂经兼取汉、唐之说，讲学酌采陆、王之义”。 其“经书总论”，谓： “孔子之书，如日月经天，但看尊之则天下太平，废而不用，天下便大乱。” “孔子六经，字字可信。” 其论《孟子》，谓： “仁、义、智、礼者性也，事亲、从兄者道也。性在内，道在外。性之理似乎虚而难见，故指其实而可循者。” “程、朱分理与气说性，觉得孟子不是这样说，孟子却是说气质，而理自在其中，若分理气，倒像理自理，气自气一般，气中便有理，气有偏全，理即差矣。”【按：“程、朱”：指“程、朱理学”，由北宋·程颢、程颐创立，南宋·朱熹发展为完整体系。】 其论“性命”，谓： “王阳明说万物一体处，言见赤子入井，恻然救之，是赤子一体也”，“论皆极精。” “性之不明也，虚斋、整庵欲于气之曲折处见性，姚江以昭昭灵灵言之，皆难以口舌争，须知气不过运动，神不过知觉，而所发之理乃性也。” “程子称形而上下为截断分明，朱子言太极阴阳当离合观，可谓精切。” “姚江以一灵明者为性，虽少近理，然所见乃心而非性也。” 【按： 其论“理气”，亦与程、朱一致。谓： “先有理而后有，有明一代虽极纯儒，亦不明此理。” “程子言性即理也，今当言理即性也，不知性之即理，则以习为性，而混于善恶，以空为性，而入于虚无；不知理之即性，则求高深之理，而差于日用，溺泛滥之理，而昧于本源。性即理也，是天命之无妄也；理即性也，是万物之皆备也。” 榕村四书说 《榕村四书说》七卷，清·安溪李光地著。 《榕村四书说》含《＜大学＞古本说》1卷，《＜中庸＞章段》1卷，《＜中庸＞余论》1卷，《读＜论语＞劄记》2卷，《读＜孟子＞劄记》2卷。有《四库全书》本。 《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八·大学古本説、四书类·中庸章段、中庸余论、读论语劄记、读孟子劄记》按语： “臣等谨案：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月恭校上。” 清·晋江陈埭丁拱辰著。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丁拱辰出国谋生，先后到菲律宾、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他把自造的全周仪带到船上，测量航程远近，北斗的方位。这为后来探索西洋炮火和科技创造，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他的行动引起西方同行人员的重视和佩服，他们把所藏的有关图书借给他阅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但从中悟出炮法、造船的原理，而且以惊人的记性，铭记在心。嗣后，他航经各地，更加注意考究访问，对推测色肌密率等三角八线弧弦，参酌尽善，加以发挥创造。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丁拱辰回国。他目睹了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炮火炮舰的滋扰猖獗，深觉要拯救中国，抗击侵略，必须发展科技，改善武器，加强海防，“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夜以继日地整理有关西洋武器的资 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编著成《演炮图说》一书，并竭尽私囊，自费予以刊刻问世，书一出便引起反响。 这本书针对中国炮法未精，所铸大炮未合法度的缺陷，绘制了“演炮差高”和“用滑车拉炮、举重”等图说，经实际试验，操纵灵便，命中率大大提高。 当时不少爱国志士对此书给予极高评价。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被贬谪时读到《演炮图说》，非常盼望与丁拱辰见面详谈。名士魏源称《演炮图说》“甚合时用”。闽浙总督邓廷祯称赞《演炮图说》为“辨徵妙解弧三角，策事真通垣一方。”并把此书转给驻广东的靖逆将军奕山等人。道光皇帝听到《演炮图说》“演试有准”，还特地命靖逆将军奕山和两广总督邓廷祯查明具奏。但由于鸦片战争失败，道光皇帝失去信心而不再加以重视。 拱辰又通过多次实践，对《演炮图说》继续修订，三易其稿，定名《演炮图说辑要》，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泉州城内会文堂刊印出版。全书分四卷五十篇，附图110多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详细介绍西方军械技术、普及火炮、火药常识的专著。 《辑要》对各种炮式、火药、炮弹以及轮船、战舰的制法和运用，以及各种炮台炮位依式变化的的建造和安置，演练火炮时应注意的各种事项，都加以说明，并绘图显示，还介绍他所改进的“滑车绞架”和用象限仪测量演炮高低的方法等等。《辑要》特别强调炮弹的制造与火力的关系，准确测量各种火炮的远近高低的方法，指出炮弹发射角度“高自二十四度起至四十五度止为极远”，同时论证比较中国火炮与西方火炮的优劣长短。《凡例》中写道：“西洋各国兵船炮位，尽行加表，或铸就炮上，或炮上铸小空，用时加之……炮上加表，可使炮发易中。” 前有序，后有跋。 番禺张维屏《序言》说：“君所著书，于铸炮、用炮之法精且备矣。若夫用以克敌，用以奏功，则在乎将能用兵，兵能用命者。” 另一位番禺人潘仕成作《跋》说：“粤军讲求炮火之法，奇材异能之士咸思有所建白。而晋江丁君乃覃思极虑，著成此书，图说相辅，如指诸掌。其中备详立表，测望之理，参以中西算术，且具亲历演放，试验不爽。实为明·张焘《西洋火攻图说》及近世《火龙经》诸书所未逮。”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丁拱辰偕其胞侄丁金安，应钦差大臣赛鹤汀之聘，前往广西桂林，与丁守存等铸造各种类型的大小火炮106门，兼造火药、火箭、火喷筒、抬枪、鸟松等火器。经过这次实践，他又对《演炮图说辑要》加以补充阐发，又撰写了《演炮图说后编》1册2卷64篇，附图81幅，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在桂林刊印。 《后编》具体论述制炮、铸弹、配药、瞄准诸法，对各种小型火器的制造与操作、测量、演练、选将练兵的方法，以及火药库的制式等，都加以详尽阐明。文词简易，配图说明，士兵便于练习。《后编》对制弹、配药特别强调，在卷一中就有17篇这方面的专论，占本卷总数的三分之二。 宋·泉州南安人(一说同安人)苏颂编著。 嘉祐二年(1057年)，苏颂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在此以前，《唐新修本草》收入850种药，宋《开宝本草》收入983种药，而《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共收药1082 种。 嘉靖大政类编 《嘉靖大政类编》，明·黄凤翔编撰。 黄凤翔，晋江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凤翔》） 《嘉靖大政类编》无分卷，内容按照嘉靖（1522—1566年）年间的大礼、四郊、庄肃谥议、章圣南拊、大同兵变、辽东兵变、南京兵变、京营、河道等18类重大政治事件编撰，大体囊括了明世宗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大事，是重要史料。 2018年5月，《嘉靖大政类编》与黄凤翔《田亭草》合为一书，作《泉州文库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 七卷，明·泉州赵本学著。收入俞大猷辑编的《续武经总要》一书。 古代兵书有《六韬》及《玉钤》，故以韬钤取名。《六韬》、《玉钤》 相传是姜太公吕望所作，分文韬、武韬、虎韬、豹韬、犬韬。《韬钤》意思是深藏不露的行军布阵秘诀。 《内篇》四卷，记述明代以前“圣王贤将”所作“攻守便利”的有一定影响的演步阵法22种，赵本学对这些阵法既有广博征引考订，也有自己的见解，“绘为图，纂为法”，图文互证，“便人索其理”。 《外篇》三卷，分析汉以来文人俗儒附会伪托的阵法17种。在广征博引的基础上，详加考证，指出这类阵法华而不实，巧而无用，迷误后学，应予“非之”。 最后还附诸葛亮阵法十八势。 俞大猷在《兵法发微·自序》中说，由于该书根于《易》，如先天后天之卦、河图洛书之数，来作为论述依据，显得比较玄奥，叙述未尽明白流畅。故而作《兵法发微》加以阐述。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精忠类编》八卷，明·徐缙芳撰。缙芳字奕开，晋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事迹附见《明史·刘策传》。（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徐缙芳》） 是编辑录宋·岳飞事实、艺文。首为表类，纪姓氏世系之属。次为传类，记生平始末，次为遗翰类，皆飞诗文。次为宸纶类，皆高宗所赐，载于《金陀粹编》者。次为褒赠类，皆历人制诰案牍。次为家集类，皆岳珂之文有关于飞者。次异感类，纪诸灵应。次诗类、文类，则皆后人题述之作也。 编次颇无条理，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桧、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义。飞之忠烈，自与日月争光，不假此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也。”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疑耀》七卷，旧本题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贽》、《泉南著述·九正易因》） 是编前有张萱序，称‘负笈数千里，修谒其门，乃裒一编见示，属以订正。戊申岁，以地官郎分务吴会，登梓以传'云云。 案： 贽恃才妄诞，敢以邪说诬发。所作《藏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藏书》），至谓“毋以孔夫子之是非是非我”，其他著作，无一非狂悖之词。 而是编考证故实，循循有法。虽间倡儒、佛归一之说，其言谨而不肆。至云“儒不必援佛，佛不必援儒”，又云“经典出六朝人润色，非其本真”，且与贽论相反，断乎不出其手。 王士禛《古夫子亭杂录》云：“家有《疑耀》一书，凡七卷，乃李贽所著，而其门人张萱序刻者。余尝疑为萱自纂，而驾名于贽。以中数有‘校秘阁书修玉牒'等语，萱尝为中书舍人，纂《文渊阁书目》，而贽未尝一官禁近也。及观‘论温公'一条中云‘余乡海忠介'，益信不疑。”云云。 今因士禛之说，而考之《奉朝请》一条云：“余今年五十矣，始为尚书郎。”是萱官户部时语，贽亦未尝官六曹也。《兰香》一条云：“此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广始。”《苏东坡》一条云：“东坡寓吾惠最久。”《文天祥》一条云：“文璧盖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是皆广东人语，与萱之乡贯相合。贽本闽人，无由此语也。知此书确出于萱，士禛所言为不谬。盖以万历中贽名最盛，托贽以行，而其中删除不尽者，尚有此数条耳。 相传坊间所刻贽《四书第一评》、《第二评》皆叶不夜所伪撰，知当时常有是事也。其书多由记忆而成，如文彦博伪帖，不知为《玉照新志》所载石苍舒事；翡翠屑金，不知为欧阳修《归田录》语。谓沈约“还家问乡里，讵堪持作夫”二语为白居易诗，谓《左传》巫允为巫者名允。皆失之疏舛。谓《本章》称螬可疗目，故陈仲子耳无闻，目无见，食螬李而即愈。又谓《本草》称莼鲈作羹，下气止呕，张翰在当时，意气郁抑，遇事呕逆，故思此味，尤穿凿无理。 然其他考证乃往往有依据，旧以恶贽之故，并屏斥之，过也。今改题萱名，从其实也。”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蔡可泉集》十五卷，明·蔡克廉撰。克廉字道卿（号可泉），晋江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克廉》） 其文每篇皆系以时地，末缀以各体诗及案牍之文。万历初，其子应龙、应麟录而梓之。 克廉少与乡人王慎中齐名，而其文乃远不及慎中。苏濬（又作苏浚）《序》称：‘克廉秉枢执钺时，慎中已跧伏故园，日寻欧、曾之绪，而克廉方锐意事功。论者谓慎中阒寂丘园，故文独工'云云。是当时已有定评矣。（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慎中、苏浚》）” 蔡文庄公集 蔡文庄公集，是蔡清短篇综合性文章的结集，1986年泉州历史研究会据《虚斋集》影印出版，易名《蔡文庄公集》。 蔡清，号虚斋，谥文庄，明·晋江人，著名理学家。（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清》） 实际上，蔡清文集有两种古本：一为《虚斋集》，5卷，明·正德（1506—1521年）间葛志贞辑；一为《蔡文庄集》，8卷，清·乾隆七年（1742年）蔡清族孙蔡廷魁重刊。 虚斋集 《虚斋集》，5卷，明·蔡清撰，明·正德（1506—1521年）间葛志贞辑。《明史·艺文志》有载。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虚斋集》五卷，明·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易经蒙引》） 《明史·艺文志》载清《虚斋文集》五卷，与此本合。盖正德间葛志贞所辑，林俊为之序。其后梨枣漫漶，清·族孙廷魁复为重刊，而益以补遗附录，分为八卷。然所增不过手简墨迹，本无关轻重，而史乘传赞之作，一概附入，尤多冗滥，固不若原本之诗择有要矣。 清学以穷理为主，笃守朱子之说，其《读蜀阜存稿私记》中谓‘朱、陆俱祖孔、孟，而门户不同，然陆学未尽符于大中至正之矩，不免为偏安之业’，其宗旨所在可以概见。然其《易经蒙引》于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驳正，不为苟合。是其识解通达，与诸儒之党同伐异者有殊。 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虽不以藻采见长，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镂者所可几也。 《明史》本传称清在吏部，因王恕访以时事，清上二札，一请振纪纲，一荐刘大夏等三十余人，恕皆纳用。今检其札乃不见集中，即蔡廷魁增辑之本，亦复不载。盖清不欲居功，已讳而削其稿矣。其斯为醇儒之用心欤！” 《虚斋集》题材多样，包括诗文、书札、序跋、传赞、墓志铭、箴言、祭文、告文、哀辞及其他杂著，凡 300 多篇（首）。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发程、朱理学的原理，提出修养与治学的方法；二是反映明代中期泉州民情风俗的演变；三是赞颂清官贤宦以及良师、孝子、慈母、烈妇、义民等；四是品鉴书画作品，提出诗文创作主张；五是倡议续修族谱等。 蔡文庄集 《蔡文庄集》，8卷，明·蔡清撰，清·乾隆七年壬戌（1742年）蔡清族孙蔡廷魁重刊。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蔡文庄集》八卷，明·（晋江）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易经蒙引》） 其集凡有二本：一为石崖 葛氏所刊，即《明史·艺文志》所载五卷之本；一即此本，乾隆壬戌（乾隆七年，1742年）其族孙廷魁所重刊也。 自一卷至五卷，仍其旧文，而重订其目。又搜辑墨迹、遣稿为《补遗》一卷，附以其孙 邦驹 所集事迹及志、书、传、序，为《附录》二卷。 集中有《与孙九峰书》，述宁王·宸濠讥其不能诗文。廷魁序中因反覆辩论，历诋古来文士，而以清之诗文为著作之极轨。夫文以载道，不易之论也。然自战国以下，即已岐为二途，或以义理传，或以词藻见，如珍惜之于菽粟，锦绣之于布帛，势不能偏废其一。故谓清之著作主讲学明道，不必以声偶为诗，以雕绘为文，此公论也。谓文章必以清为正轨，而汉以来作者皆不足以为诗文，则主持太过矣。 廷魁《序》又称以家藏《密箴》、善本《太极图说》、《河洛私见》三种附焉，而此本无之。盖本各自为书，故或附载或别行也。” 十五划 清·晋江陈埭丁拱辰编，共1册3卷，附图88种。 《则克录》原为德国教授汤若望、安徽人焦勗记述的火炮制作技术专著。丁拱辰指出其一些疏漏舛误，如《则克录》未言中线加表之法，“则炮法无准，无准则不中，不中则不 能克敌”。于是他为该书补充修改，增入中线差高加表，使制炮方法准确，重新编补成《增补则克录》。他又逐条批注《则克录》中的《火攻挚要》的正误，从实践上为我国制作火炮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十五卷，明·泉州晋江王慎中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慎中》）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遵岩集》二十五卷，明·王慎中撰。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 正（正德）、嘉（嘉靖）之际，北地、信阳声华藉甚，教天下无读唐以后书。然七子之学得于诗者较深，得于文者颇浅，故其诗能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遂成伪体。 史称慎中为文，初亦高谈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而悟欧（欧阳修）、曾（曾巩）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唐顺之初不服其说，久乃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于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李攀龙、王世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 其诗则初为藻艳之格，归田以后，又杂入讲学之语，颓然自放，亦与顺之相似。朱彝尊《明诗综》乃谓其五言文理精密，嗣响颜、谢，而论者辄言文胜于诗，未为知音。 今考集中五言如《游西山普光寺》、《睡起登金山》、《游大明湖》诸篇，固皆邃穆简远。七言如‘每夜猿声如舍里，四时山色在城中'，‘万井遥分初日下，群山微见远烟中'，‘琴声初歇月挂树，莲唱微闻风满川'，亦颇有风调。 然综其全集之诗与文相较，则浅深高下，自不能掩，文胜之论，殆不尽诬。彝尊之论，不揣本而齐其末矣。 慎中集旧有《玩芳堂摘稿》（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玩芳堂摘稿》）、《遵岩家居》诸刻，率杂以少作。是本乃隆庆辛未（明·隆庆五年，1571年）慎中子同康及婿庄国祯（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庄国祯》）稍为芟削重锓，较为精整。 惟简端洪朝选《序》称诗文四十卷，此本止二十五卷。目录卷数亦多改补，未喻其故，或刻成之后为简汰欤。” 清·康熙五十年(1571年)，另有李光墺、李光型所编四十二卷本。还有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晋江张汝湖编的《遵岩文录》十卷。 内容分序、记、书、碑、传、墓表、行状、志铭、祭文、杂著及诗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文运动的主张及这种主张在文章中的体现。 王慎中是唐宋派的倡导者，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推崇唐宋散文。这一派的重要人物还有唐顺之、第坤和归有光。 自永乐以后，“台阁体”长期统治文坛，致内容贫乏，篇章冗赘，文风萎弱，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 为了矫正这种流弊，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七人，结成一个文学集团，打起“复古”旗号，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风气所促，竟至于“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把秦汉的好文章拿来，刻意摹仿，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完全着眼于形式的追求，即使损伤作品的内容也在所不惜。在文学内容上没有提出任何主张。“前七子”鼓吹一阵之后，终因其弱点而消歇。 嘉靖中又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起，变本加厉，又把复古运动余波，搅起一阵浪花。这个为首者李攀龙，正是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时识拔出来的。也还是这个李攀龙，对王慎中为代表的唐宋派的攻击不遗余力。 王慎中在《寄道原弟书·八》中写道：“方洲(风洲)尝述交游，中语云，总是学人，与其学欧、曾，不若学马迁（司马迁）、班固，不知学马迁莫如欧，学班莫如曾。今我此文正是学马、班，岂谓学欧、曾哉! 但其所学非今人所谓学。今人何尝学马、班，只是每篇中抄得三五句史(《史记》)、汉(《汉书》) 全文，其余文句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如是而谓之学马、班，亦可笑也 !”这正是对复古派王世贞言论的批判，指出复古派形式主义的危害。 《再上顾未斋书》追述生平为文，从迷误到尽弃前学的改变过程。书云：某少时师心自用，妄意于文艺之事。勤思竭精十余年，只知剽割拾取并凑，以为这样多闻博识，摹仿依效即为近古。就像自己饮酒装醉，自以为乐，而不知旁观者正觉得好笑、可怜! 这样沉溺下去，已成废物；天机诱发，使不致沦落。“二十八岁以来，始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闲门扫几，伏而读之，论文绎义，积以岁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谬，其不见为大贤君子所弃而终于小人之归者，诚幸矣! 愧惧交集，如不欲生，乃尽弃前之所学，潜心钻研者又二年于此矣。” 他进一步指出唐宋诸名家所以可追崇的原因。在《与汪直斋》书中说：“自有序记文字以来，诸名家之文为记学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词，虽昌黎（韩愈）夫子庙一篇亦为劣。盖唐制立学不广，不但诸家无名文，而诸家之文为学而作者亦少。惟宋·庆历诏天下立学制，始盛于郡县；而古文之兴亦自庆历以后，故宋人之记学者其文甚多。然惟李时江(李觏)《袁州》、欧阳六一（欧阳修）《吉州》二记，盛为一代所传。二文要为差强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丰(曾巩)《宜黄》、《筠州》二记，王荆公(王安石)《处州》、《慈溪》二记，文词义理并胜，当为千古绝笔，而荆公视曾犹为差贬焉。学问文章如宋诸名公 ，皆己原本六经，轶绝两汉，而记学之文，其难为工如此……”说明宋诸公所达到的造诣,而他们本身就是学两汉、原六经脱颖而出的，学唐宋文是学两汉的实质，这和文必秦汉、只学习其形式正是本质的差别。 王慎中学唐宋文，达到了立意谋篇的程度，遣词用字能表达真正的感情，感人至深。这种行文达意的文章，和追求形式的毫无情感、毫无生气的复古主义文章相比，优劣自现。 看王慎中为佩甫其亲写行状一文，便知写真情和刻意摹仿的根本区别。王慎中《与吴泉滨书》云：“仆为此文以授佩甫君，使刻石纳圹中。佩甫读之，未毕涕数行下，哽咽不能出声，几于自绝，为废其读，读之三四而后能毕。每读皆饮泣欲绝，以谓道其情事如探其肺肠肾胆。而所以写其亲者，不独神志如存，形貌亦宛然在目矣。夫孝子不志其亲者，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所乐所嗜，思之之极，其精诚之专而犹不得见。而一读吾文，则其人忽然在前，而居处、笑语、乐嗜皆是。盖文之妙如此。昔少君致李夫人于帷帐，灯烛之间，使武帝真以为李夫人为生也，文亦有是欤!” 晋江市安海镇赤店村农民藏书家曾华衡（1947年—）藏书，未印行。 《毅轩杂志》为曾氏先祖于清代辑撰，约高半米。 《毅轩杂志》记载，明代航海家王景弘是晋江青阳王厝人。母亲东石女，于东石生了王景弘，由于他排行第三，人唤“三郎”，随着父亲迁徙漳州，后又至龙岩。王景弘与郑和一同下西洋，经常到故乡购买陶瓷、竹器、珠、绣、锦、帛、茶叶等，还征集少年壮士以及航海水手。（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景弘、郑和》） 根据《毅轩杂志》的记载，有不少泉州人曾随王景弘下西洋。如黄逸初、张联抗、普照、蔡良桢、苏世荣、蔡红树、杨其泽、吴士诚、施山秀、王东维、蔡贤法、王师如、黄影骐、曾闻如、叶德俊、苏远征、苏远荣、曾孟春、杨益盛、吴金土、蔡友渔、蔡钦岳、王世初、张宏盛、刘志坚，塔头刘家裕、孙永生，白沙曾闻升、蔡有加，肖下肖景聪等38人。此外，还有东石蔡盛、李兴、洪保，安平、陈埭、蚶江等地的舵手陈荣、黄芳、颜彰、陈善成、林衍豪等20人。 这些人名也确实查有其人，各地的族谱上大都有载，只是简略写诸如“外夷”等之类的注明，未再有更详细的出处介绍。 “樗全”之意取自《庄子》。《樗全集》七卷、《附录》一卷，明·晋江王畿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畿》）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介绍 《樗全集》是施邦曜把王畿著作合成刻版印刷的，并为之“叙”。
“《樗全集》七卷、《附录》一卷，明·王畿撰。畿字翼邑，号慕蓼，晋江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与讲学之王畿同名，非一人也。(文中所称“讲学之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山阴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此王畿是王阳明弟子，属“浙中王学”派学者。） 是集诗文共七卷，末附《家谱劝戒》二十则，为一卷。畿立自居官，矫矫自励。故所为诗文，皆质朴类其为人。 卷首《序》为施邦曜所作。畿视学浙江时拔邦曜第一；邦曜贫不能婚，畿为备聘，拜雁于官署。邦曜即于是秋登第，后殉节为完人。其识鉴为世所推服云。” 体例 清·乾隆廿四年己卯（1759），王畿六世从孙王宗敏鉴于《全集》散失殆尽，特取旧本加以校对，作《重刻樗全集序》重新刊刻问世（该版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
彭国翔《<樗全集>及其作者》一文介绍：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樗全集》一部，为清·乾隆廿四年己卯作者王翼邑的六世从孙王宗敏重刻。其中，王宗敏在《重刻樗全集序》中云：‘《樗全集》者，太高祖伯慕蓼先生所手著也。集刻于明季，当时宇内盛传其书，贵重宝惜，不啻如藏拱壁，兵变以后，镌板散失，迄今百余年。'” “笔者所见的这部清代重刻《樗全集》，共分八卷。 卷一包括奏疏4篇，揭8篇，议4篇，寿文5篇，序17篇。 卷二包括序5篇，跋4篇，引1篇，记3篇，论2篇，表4篇，策6篇，学政1篇(《两浙学政十六条》)。 卷三包括解辨2篇(《不惑知天命解》和《大心小心辨》)，志铭7篇，行略3篇，祭文44篇。 卷四包括五言古诗1首，五言排律2首，五言律3首，五言绝句4首，七言古诗1首，七言排律1首，七言律14首，七言绝句10首，赋2篇，歌2首，吟1首，行1篇，传3篇，赞5篇，婚启22篇，启41篇。 卷五包括启104篇。 卷六包括启10篇，尺牍145篇。 卷七包括尺牍92篇。 卷八包括家谱劝戒二十则(《十戒规范》和《十戒药石》)。 八卷正文之前，有九篇文字，分别为:一、六世从孙王宗敏所撰《重刻樗全集序》；二、姚江门人施邦曜所撰《樗全集叙》；三、四明门人赵珽禹所撰《樗全集序》；四、年友吕图南所撰《特祠王方伯文集叙》；五、年友龙溪张燮所撰《樗全集序》；六、其侄观光所撰《樗全集序》；七、六世从孙王世浚所作《重刻樗全集序》；八、《省志人物传·王畿》；九、蒋德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蒋德璟》)所作《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左布政使慕蓼 王公墓志铭》。 八卷正文之后，有三篇跋文，分别为长子王尚诹所作《樗全集后跋》，其孙王昌缵所作《跋》以及其次子王尚谐所作《樗全集后跋》。 据王宗敏在《重刻樗全集序》中所谓‘并增入先生本传、志铭，弁诸全集，庶几披览者可以仿佛其生平'，则可知除《重刻樗全集序》外，至少《省志人物传·王畿》和蒋德璟所作的《墓志铭》，为原明刊本所无，乃乾隆廿四年乙卯重刻时补入。” 学术渊源 彭国翔《<樗全集>及其作者》一文还介绍： “透过《樗全集》中的文字，我们又可以看到翼邑先生在隽秀的文笔中，平实地渗透了儒家的一贯思想 张燮称‘先生之为文，大都与人子言孝，与人臣言忠，原本六经，而自舒轴，水流峰峙，日朗煙褰，不问而知为大儒之结撰焉'(《樗全集序》)。 施邦曜对翼邑先生有一个基本的概括，所谓：‘吾师之学虽博极而万殊，而一本之以正心诚意。言理学则濂、洛、关、闽的派也，言经济则伊、皋、稷、契其芳躅也，言文章则六经诸史印证也。'(《樗全集序》) 而吕图南对翼邑先生的文字和学问风格，则说得似乎更具体些，所谓：‘论文则以韩、柳、欧、苏为的，近世独服膺唐应德、王道思，而于王元美衷其材；济南奇、京山杂，无取焉。论学则以濂、洛、关、闽为派，近世独服膺蔡文庄、薛文清，而于王阳明衷其旷；泰山傲，庐陵泛，无取焉。' 当然，这样的说法仍不免简略，且准确与否，尚需我们对《樗全集》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研究方可判断。譬如此处翼邑先生学术思想的路数，似乎让人感觉属程、朱一派。 王宗敏在《重刻樗全集序》中亦言‘夫先生以理学祀学宫，直接虚斋(蔡清，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清》)、紫峰(陈琛，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琛》)数先生嫡派'。 但明代经过了阳明学的洗礼之后，翼邑先生的思想，亦难免不受影响，观《樗全集》卷三翼邑先生为数不多的直接论学文字之一——《大心小心辨》，即可见一斑。 再者，施邦曜曾经辑评过十五卷本的《阳明先生集要》，且‘少好王守仁之学'(《明史》卷265)，应试文字中难免不有所流露，而翼邑先生能‘拔邦曜第一'，恐非偶然。” 慤书 《慤书》，或作《悫书》，原本12卷，现存10卷（缺卷1、卷6两卷），明•蒋德璟著。 蒋德璟，字申葆，号八公，明末·泉州府晋江县福全人（今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崇祯十三年（1640 年）擢礼部右侍郎。崇祯十五年（1642年）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崇祯十六年（1643年），改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南明·隆武朝召为阁臣。隆武二年（1646年）九月卒于家。（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蒋德璟》） 《悫书》是蒋德璟的文集，或称工作笔记，由晚年政务记录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其代皇帝所拟祭文、谕旨、敕文，以及记（纪）、疏、考、咨文、记注、论、册文、策论、奏对、揭帖等，涵盖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议题，如辽饷加派、钞法、练兵等，是研究蒋德璟其人及崇祯一朝（1628—1644年）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部分记载可补正史之缺漏或纠正讹误，展现了蒋德璟对晚明政局与制度变迁的观察与参与。 2015年12月，鹭江出版社出版《晋江文库》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晋江文库”本，粘良图校注。 201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泉州文库”本，粘良图校注。 燕居录 《燕居录》1卷，明·晋江李廷机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廷机》） 蒋德璟为作《燕居录序》。（全文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廷机·评价·明蒋德璟《燕居录序》》） 明末有刻本。清·康熙（1662—1722年）间收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无载。现代王钟翰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收有书目。 譬如： 他在谈到对“英雄”的理解时称：“真正英雄须从战战兢兢中来。曾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故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此之谓真正英雄。不从战兢中来者假耳邪耳，非英雄也。” 说起“道德功业”时，更是言简意赅：“做官、做家要知足，做道德、功业要不知足。” 论及官场内中伤自己的“政客”，李廷机也不抱恨意：“己丑岁（万历十七年，1589年），有欲中伤予不克而自中者，其人恐予不能忘，有后患也。将归，使人谢予。予谓之曰：‘祸福有命，人我一也。人不能害我，我能害人乎？’予生平不怕人害，亦不害人。” 李廷机任京官时，曾说：“当官三事，曰‘清、慎、勤’，而‘清’居首。”又说：“大臣须办得一点诚忠，不为身，不为家，不为官，不为荫，一心为国为主。禄赐之外，更无它营。” 回想万历四十年（1612年），李廷机告老返乡在泉州重遇故人时，也是深有感触。他借用苏轼赠赵晦之言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见故人而一笑，自有余欢；念平生之百为，亦无可恨。” 十八划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藏书》六十八卷，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 是编上起战国，下迄于元，各采摭事迹，编为纪传。纪传之中，又各立名目。 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 又曰：‘《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览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云云。 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成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 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藏书》是李贽编著的人物评和记传述评。《藏书》之名，就是取“藏之名山”，不以示人的意思。他自称“惟此一种，系千百年是非。” 《藏书》记述上起战国、下迄元代的历史人物约800名。多取材于正史《通鉴》，各采辑事实编为纪传。其中《世纪》六卷，《列传》六十卷。在帝王、大臣传记之前各有总论，后附评语，抒发自己的观点。《列传》之中分为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八类。 李贽思想力主解放，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在《总目前论》中，开宗明义不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认为古代所谓“圣贤”的言论，不可能永久作为人类思想的绝对标准，在衡量历史人物时，不受孔子之是非的羁绊，其议论又往往独创，反对保守。因此，有的千百年来的见解被推翻，有的人物评价颠倒过来。封建卫道者们对此惊呼，群起而攻之。 他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誉之为“千古一帝”；冯道历经五代，稳定社会动乱，人称变节，他称为“五代一人”；对历史上一些变革家给予高度评价，如商鞅、韩非、晁错，列为“强主名臣”，把李悝、桑弘羊等列为“富国名臣”；评论三国时事，以司马懿为巧，以诸葛亮为拙；论晋政事，极赞赏王导、谢安“治以不治”的治道为不可及，认为儒者“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选其域”。对韩愈、朱熹的道统论以及传统的世俗见解均进行尖锐批评，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窦建德列入《世纪》等。 李贽对班固所著《汉书·司马迁传》指责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看法大不相同。在《藏书·卷40·司马迁传论》说：“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己；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 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 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即《春秋》)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按古圣人以为是非也。” 再如《司马相如传》的评论，先感慨相遇相知之难，司马相如若不逢汉武帝，即使他的赋是千古绝唱，也是徒然。再以卓王孙等人不如一女子之知人加以说明：当相如作客临邛时，临邛富人如程郑、卓王孙等虽财富倾东南，而目不识丁。虽令相如鼓琴，也是白鼓，谁知琴心? 那些作陪的贵宾都衣冠楚楚，空有其表，只看到金没见到人；只看到相如贫，没见到相如富。如果不是卓文君，谁能知相如？假如当时文君要求王孙，与相如成梁鸿、孟光之结合，我知道王孙肯定不答应。这样目光短浅的人，怎能与他计议大事，白白失去佳偶，空负良缘。所以卓文君果断地私下找相如，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正是归凤求凰，何等正确，岂能非议。” 十八划 籀经堂集 《籀经堂集》，14卷，补遗2卷。清·陈庆镛著。 陈庆镛，字乾翔，别字颂南。清·晋江县卅九都玉塔里塔后村人（今丰泽区北峰街道北峰社区塔后村）。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改工科给事中。咸丰三年（ 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初兴，福建泉州、漳州、兴化（今莆田市）、永春等府州农民纷起响应，陈庆镛以在职御史奉诏回原籍办理团练。咸丰八年（1858年）卒于泉州。（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庆镛》） 清·道光 廿 六年（1846年），陈庆镛门人何秋涛收录陈庆镛此前所作诗文，分为14卷，共137篇，称《籀经堂稿》刊行。 同治十三年（1874年），陈庆镛另一门人、晋江龚显曾收录陈庆镛在道光廿六年（1846年）后所作诗文17篇，为“补遗”2卷，加上《籀经堂稿》14卷137 篇，共154篇，交由诵芬堂出版印行，名《籀经堂集》。（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龚显曾》 ） 2018年8月，《籀经堂集》作为《泉州文库》丛书之一，根据诵芬堂正本以及西冷印社聚珍版为底本进行点校 ，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籀经堂集》内容丰赡，语言朴丽，体裁多样，在语言文字研究和史学研究等方面都有一定学术价值。 另有从《籀经堂集》中辑出有关金石文字考释内容的文章，编为《籀经堂钟鼎考释题跋》，民国八年（1919年）收入山阴吴隐所辑《遯庵金石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