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南著述(10划) 海国闻见录（清·陈伦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国闻见录》按注。《海国闻见录·自序》。评价——地理成就。海疆权属。对西洋人进入中国势力范围后首次进行战略探讨。日本知识。）、海录碎事、海亭集（明·南安人郑普撰。）、海上见闻录（明末清初•阮旻锡著。著作过程及内容。版本。台湾版《海上见闻录•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1· 史部27》载（《泉州历史网》站长按注）： 《海国闻见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陈伦炯撰。 伦炯字资斋，同安人。 父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从靖海侯施琅平定台湾。琅又使搜捕馀党，出入东西洋五年。叙功授职，官至广东副都统。（案副都统为满洲额缺，陈昂得是官，盖出特典。）（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昂》） 伦炯少从其父，熟闻海道形势。及袭父荫，复由侍卫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移广东高雷廉、江南崇明、狼山诸镇，又为浙江宁波水师提督，皆滨海地也。故以平生闻见，著为此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伦炯》） 上卷《记》八篇，曰《天下沿海形势录》，曰《东洋记》，曰《东南洋记》，曰《南洋记》，曰《小西洋记》，曰《大西洋记》，曰《昆屯记》，曰《南澳气记》。 下卷《图》六幅，曰《四海总图》，曰《沿海全图》，曰《台湾图》，曰《台湾后山图》，曰《澎湖图》，曰《琼州图》。 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蕃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徵。视剽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 其《南澳气记》中称万里长沙者，即《列子》所谓归墟，《庄子》所谓尾闾，《抱朴子》所谓沃焦，《宋史·琉球传》所谓落漈。但诸书皆言注之不盈，伦炯则推以潮长而此溜落，潮落而此溜长，知水自上入，仍自下出。其言确切近理，足以决千古耳食之疑。 又史称舟落漈者一去不返，伦炯则谓乘潮长之时求出，则外高内下，反不得出。如潮落，乘南风棹船，尚可出。雍正丙午（雍正四年 ，1726 年），有闽船落漈者，果如其说得还。此语亦前人所未发。 惟所记七洲洋带箭鸟，谓由郑和呼鸟插箭为记，以导海舶。又记暹罗鬼与郑和斗法，夜建寺塔，今尚在焉。则蕃俗信鬼，有此附会之谈。伦炯不为辨正，是亦少疏。然是书主於记海道，不主於考故实，彼国既有此说，据而录之，固亦无害宏旨尔。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 先公少孤贫，废书学贾，往来外洋。见老于操舟者，仅知针盘风信，叩以形势则茫然，间有能道一、二事实者，而理莫能明。先公所至，必察其面势、辨其风潮，触目会心，有非学力所能造者。 康熙壬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圣祖仁皇帝命征澎、台，遣靖海侯施公琅提督诸军；旁求习于海道者。先公进见，聚米为山，指画形势，定计候南风以入澎湖；遂藉神策庙算，应时戡定。又奉施将军令，出入东、西洋，招访郑氏有无遁匿遗人，凡五载。叙功授职，再迁至碣石总兵，擢广东副都统（《广东通志》：右翼副都统陈昂，汉籍，福建人；康熙五十七年任），皆滨海地也。 伦炯蒙先帝殊恩，得充侍卫；亲加教育，示以沿海外国全图。康熙六十年（1721年），特授台湾南路参将。皇上嗣位，蒙恩迁澎湖副将、移台湾水师副将，即擢授台湾总兵，移镇高、雷、廉，又皆滨海地也。 伦炯自为童子时，先公于岛沙隩阻盗贼出没之地，辄淳淳然告之。少长，从先公宦浙，闻日本风景佳胜，且欲周咨明季扰乱闽、浙、江南情实；庚寅夏，亲游其地。及移镇高、雷、廉，壤接交址；日见西洋诸部估客，询其国俗、考其图籍，合诸先帝所图示指画，毫发不爽。乃按中国沿海形势、外洋诸国疆域相错、人风、物产、商贾贸迁之所，备为图志。盖所以志圣祖仁皇帝暨先公之教于不忘，又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掠，亦所以广我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也。 雍正八年（岁次庚戌）仲冬望日，同安陈伦炯谨志。 评价 一、地理成就 《海国闻见录》是记录中国沿海地理和世界地理的综合著作，其中的“中国沿海形势图”的内容和思想超过了《郑和航海图》的记述，又补充了东亚、东南亚、欧洲、非洲各国的情况，对于后来魏源《海国图志》等书，发生了巨大影响。 《海国闻见录》不同于《诸蕃志》之专访舶蕃， 也不同于《岛夷志略》之游历见闻；它不及《诸蕃志略》之广泛，也不及《岛夷志略》之远程；但它是武人航海的记录，更侧重于海域形势、气候变幻和海防的密切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绘制了六幅地图，在当时测绘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实难能可贵。 二、海疆权属 “万里长沙”、“七洋洲”即分别记载我国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一带和南海西沙附近海域，并且在历史上产生它的权威性。 柴德赓著《史籍举要·地理类·海国闻见录》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 ，日本商人西泽占沙岛，岛在粤东惠来、海丰之间，有人于此书找出岛属我国的确证，日人无言以对，遂将此岛归还我国。” 三、对西洋人进入中国势力范围后首次进行战略探讨 《海国闻见录》也是陈伦炯为适应1727年后雍正关注东南沿海事务的政治动向而完成的时政著作。 书中提及英、法、荷等国在印度海岸强占土地、建立商馆之事。这是中国关于西方殖民者在印度进行侵略的最早记载，也是大清君臣对西洋人进入中国势力范围以后，首次进行战略性探讨。 四、日本知识 《海国闻见录》中的《东洋记》篇，是清代中前期对日关系认识领域最值得予以积极评价，亦是最有历史影响之作。 《东洋记》对清初以来的日本知识信息，进行系统而准确地清理归纳。 如关于江户时代日本国家体制的陈述：“……予夺之权，军国政事柄于上将军，王不干预，仅食俸米，受山海贡献，上将军有时朝见而已。易代争夺不争王，而争上将军。” 此说对日本国家体制中“王家”（朝廷）和“武家”（幕府）的关系的介绍，与郁永河所谓“其国一听将军主之，国君如赘疣，垂拱而已。故其国中构兵，惟将军是争，曾无有放弑其主者，以国柄非所操，篡弑无益，虚被恶名，用是得长守其国”相较，更趋准确、清晰。 又如述江户时代的社会政治及风俗文化：“……官皆世官，世禄遵汉制，以刺史千石为名，禄厚足以养廉，故少犯法。即如年佥举一街官，街官者乡保也，岁给赡养五十金，事简而闲。通文艺者为高士，优以礼免以徭。俗尚净，街衢时为拭涤……人轻生，有犯法者，事觉向荒山割肚自杀，无累他人。立法最严，人无争斗，语言寂寂，呼童仆鸣掌则然诺。无售卖人口，佣工期满即归。” 最值得重视的是关于江户时代日本的东亚国际外交关系的陈述。所谓：“（日本）所统属国二，北对马岛与朝鲜为界，朝鲜贡于对马，而对马贡于日本。南萨峒马（萨摩藩）与琉球为界，琉球贡于萨峒马，而萨峒马贡于日本。二岛之主俱听指挥。”显然，《东洋记》有助于改善清政府关于日本，尤其日本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正确了解。 近代后士大夫梁章钜在以《日本》为题的笔记中，述日本与周边国家地理关系所用文字：“所统属国，北为对马岛，与朝鲜接；南为萨峒马，与琉球接”，显然脱胎于《东洋记》。 1843年，徐继畲在福建巡抚任上著《瀛寰志略》，其中《东洋二国》篇以与梁章钜相似的文字说明日本相对中国、朝鲜的地理关系，并多处提及对陈伦炯《东洋记》一文的参考。这都足以说明《东洋记》在清代对日关系认识领域的特殊地位。 值得提出，梁章钜和徐继畲都回避了《东洋记》中有涉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的内容。这是在嘉庆、道光后国势日下的背景下，士人社会更不能坦然面对东北亚国际关系实情的精神状态体现。 二十二卷，宋·福建欧宁（建瓯）人叶廷珪著。有叶廷珪序、傅自得序、刘凤序、卓显卿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叶廷珪、傅自得》） 守泉时类编成书 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叶廷珪以左朝请大夫知泉州军州兼泉州市舶司提举，绍兴十九年（1149年）夏编《海录碎事》于泉州。 《海录碎事·自序》云：“始予为儿童时，知嗜书。家本田舍，贫无书可读。曾大父以差法押纲至京师，倾行囊市书数十部以归，因得尽读之。其后肄业郡学，升贡上庠，登名桂籍，牵丝入仕，盖四十余年，见书益多，未尝一日手释卷。”“每闻士大夫家有书，无不借，借无不读，读无不终篇而后止。尝恨无赀，不能尽得写。间作数十大册，择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录》。”“绍兴十八年秋，得郡泉山，公余无事，因取而类之。” 其友人傅自得序说：“暨侯来守泉南，而予实客寓此郡，声闻豫熟，既见欢如平生。”“予尝得见侯所谓《海录》者，凡十数大册，皆亲书，绳头细字惟谨，盖亡虑十万余事，大抵皆诗才也。侯因自言，游宦40余年，未尝一日不作诗，食以饴口，怠以饴神，此书之力为多。” 元·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载：“叶廷珪，绍兴间尝为兵部郎中、泉南太守，所编《海录碎事》，河阳傅安道（傅自得）为之序，谓此书乃叶公博极群书，撮其机要广录而储用之。” 可见，《海录碎事》是叶廷珪在四五十年中借书、读书、摘录而编成的。 关于《海录》 《海录碎事》是叶廷珪《海录》六个序列之一。 《海录》的六个序列是： 其文多成片段者，为《海录杂事》；其细碎如竹头木屑者，为《海录碎事》；其未知故事所出者，为《海录未见事》；其事物兴造之原，为《海录事始》； 其诗人佳句，曾为前辈所称道者，为《海录警句图》； 其有事迹见作诗之由，为《海录本事诗》。 《海录》的六个序列，仅《海录碎事》出版传世。 特点 《海录碎事》是一部中型类书，是宋代类书丛萃之一种。它的特点是辑集群书中的“新奇事，未经前人文字中用者于一编，分门别类，标立词目，以便寻检”。 从编纂体例上看，本书承袭《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的“分门别类”原则，将全书分为天、地、衣冠服用、饮食器用等16部，16部下又详分为581门，每门收标目数条至数十条不等。 但与《艺文类聚》、《初学记》二书相比，本书亦有四方面特点：一、它不像《艺文类聚》在每门中分为“叙事”和“诗赋”两部分，也不像《初学记》在每门中分为“叙事”和“事对”两部分，而是杂叙事和诗赋为一；每一条目另立一个二至四字的小标题，这个标题或是撷取题下引文中的重要词语，或是综合引文大意另成新题。二、题下引文尤为简略，少则四五字，多则三四十字，而以二十字以内的条目为最多。三、许多条目兼录原书与注释。四、本书所收集的许多词语属于新鲜词语。 价值 《海录碎事》每一词目的条文，大都明引自何书、何文。叶廷珪采摭广博，可供辑集古逸书之用，鲁迅先生辑集《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和《岭表录异》就采用了《海录碎事》。 《海录碎事》所征引的旧籍，多为北宋刻本或写本，文字与今本不同，可以作参稽考核之用。日本学者松崎复就注意到一点，发现凡《海录碎事》所录事，“诸书多不登录，盖诸家编摩时，不及见是书欤，此益可喜也。” 《海录碎事》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卷12“市舶门”引用《市舶录》5条之多，均为唐宋市舶司的情况和海交史的宝贵文献。《市舶录》3卷，赵思协撰，是记述唐宋我国市舶司的惟一官书，但几乎没有人提到它，失传已久，在《海录碎事》中保存零金屑玉，不乏史料价值。 《海亭集》4卷， 明·南安人郑普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8·集部31·别集类·存目5》载： “《海亭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明·郑普撰。 普字汝德，海亭其号也，南安人。嘉靖壬戌[误，应为“壬辰”，即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官至云南府知府。（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普》） 是集文三卷，皆应酬之作；诗一卷，仅二十余首，亦殊寥寥。 据王慎中所作《墓志》，谓普精于经学，观集中《复林次崖二书》（林希元号次崖），亦凭虚理断之学，非元元本本之学也。（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慎中、林希元》）” 海上见闻录 《海上见闻录》，明末清初•阮旻锡著。 阮旻锡，字畴生，号梦庵，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人（今厦门岛），曾入郑成功储贤馆，成为郑成功幕僚。（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阮旻锡、郑成功》） 著作过程及内容 《海上见闻录》始著于康熙五至廿五年（1666—1686年）居留京城期间。阮旻锡晚年返厦后，又致力文稿的修订和补充，纠正了初稿中不少错误；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年）阮旻锡80岁，文稿完成，定名《海上见闻录定本》，署款“八十叟轮山梦庵”。 《海上见闻录定本•自序》称：郑成功“海外称王，别开疆土，传及三世，历年三十有七。此古来史册未有之事，而不可使泯灭无传者也。”而见者，即目所亲睹；闻者，则听闻自亲历事件的“退将宿卒”、“故老逸民”。晚年又感于“其间事有缺漏，而岁月或失于后先，尚当补订”，让“其纪之以年月日者，使事有次第，可以按而考之也”。 《海上见闻录》是记载东宁王朝郑森（郑成功）、郑经、郑克塽3世君主的编年体史书，翔实记述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起，到永历卅七年（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郑克塽降清为止的郑成功祖、孙3代37年兴亡史，简明扼要。 《海上见闻录定本》是阮旻锡现存的最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史料。 版本 《海上见闻录》，民国初商务印书馆根据金山钱氏所藏抄本刊行，列为《痛史》第14种。题“鹭岛道人梦葊辑”。 《海上见闻录》，1958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馆据《痛史》本排印出版，列为台湾历史文献丛刊•明郑史料类•第024种。分2卷，题“（清）阮旻锡撰”。 1960年，在同安县发现的1部《海上见闻录定本》手抄本，共2册。 《海上见闻录定本》，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台湾版《海上见闻录•记》 1958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馆《海上见闻录•记》曰： “本书（一册六三面，三七八○○字）分二卷，阮旻锡撰。 此编旧题‘鹭岛道人梦葊辑’；民国之初，商务印书馆始假金山钱氏所藏抄本刊行，列为《痛史》第十四种。 今据《痛史》本排印，并依考证，迳题‘阮旻锡撰’（详见‘弁言’） 旻锡字畴生，福建同安人；世居海上。明•崇祯甲申国变，方弱冠，慨然谢举子业。师事曾樱，传性理学。海上郑氏军兴，与洪初辟等同人储贤馆。清•康熙二年（明•永历十七年），海上竟弃金、厦两岛，旻锡不及从。嗣出游名山大川，北抵燕京，托处十余年。后逃於禅，以教授自给。 本书记海上郑氏之事，以故吏录见闻，自较明确。虽以清历纪年，然称郑成功曰‘赐姓’、其子经曰‘世藩’、台湾郑氏曰‘海上’，‘存郑一之义，情见乎词。卷末附识云：‘自丁亥永历元年起、至癸亥永历三十七年止，海上始末俱载於此，以备采择焉。 取台湾一节，行文多以叙事，而又多载诸人口中语，与本录是两样笔；今两存之。 本书书末附有商务印书馆‘校者跋’，说明间有疑义，亦不敢窜易。今本虽略正讹误，当时因无别本参校，终难惬意。后得彭孙贻、李延昰撰《靖海志》，发见《志》载自祟祯十七年三月至康熙二十二年之文，多与本书相同，始知《靖海志》原以本书为蓝本而改撰。经加比校，发现本书有前后相错及脱漏之处甚多；夏卓如先生在今本《靖海志》末撰加‘后记’并‘《靖海志》及《海上见闻录合校记》’，可资参考。”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读升庵集》二十卷，明·（晋江）李贽编。（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贽》） 是编裒集杨慎诸书，分类编次，凡采录诗文第三卷、节录十七卷，去取毫无义例。且贽为狂纵之禅徒，慎则博洽之文士，道不相同，亦未必为之编辑。序文浅陋，尤不类贽笔。殆万历间贽名正盛之时，坊人假以射利者耳。”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读史吟评》一卷，国朝·黄鹏扬撰。鹏扬字远公，晋江人。顺治丁酉举人，尝官知县。 是编杂咏史事，每诗之后，附以论断，略如元·宋无《弇呓集》例，而词皆拙鄙、则又出无下。玩其意旨，似借讽明季之事，不为品第古人也。”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唐书直笔》四卷，宋·吕夏卿撰。 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举进士。为江宁尉，历官宣德郎守秘书丞。以预修《唐书》告成，擢直秘阁同知礼院。后出知颍州，卒于官。事迹具《宋史》本传。（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吕夏卿》） 案：曾公亮（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公亮》）进《唐书》表所列预纂修者七人，夏卿居其第六。本传亦称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是其位虽出欧阳修、宋祁下，而编摩之力，实不在修、祁下也。 据晁公武《读书志》，是书乃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前二卷论纪、传、志，第三卷论旧史繁文阙误，第四卷为新例须知，即所拟发凡也。惟晁氏作《唐书直笔》四卷、《新例须知》一卷，而此本共为四卷，或后来合并欤？ 晁氏称夏卿此书，欧、宋间有取焉，所有未符，乃欧、宋所未取者。然是丹者非素，论甘者忌辛，著述之家，各行所见，其取者未必皆是，其不取者未必皆非。 观晁氏别载夏卿《兵志》三卷，称得于宇文虚中 季蒙。题其后曰：‘夏卿修《唐史》，别著《兵志》三篇，自秘之，戒其子弟勿妄传。鲍钦止吏部好藏书，苦求得之。其子无为太守恭孙偶言及，因恳借钞录于吴兴之山斋'云云。然则夏卿之于《唐书》，盖别有所见，而志不得行者。特其器识较深，不肯如吴缜之显攻耳。 今《兵志》已不可见，兼存是书，以资互考，亦未始非参订异同之助矣。” 吕夏卿对《唐书》的编纂有不同意见，提出来后，又未被欧阳修、宋祁等采纳，故著《直笔》保存之，戒其子弟勿妄传。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九十二》云：“夏卿与宋、欧等同修《新唐书》，而此书所述体例与《新唐书》多不合，俱属自出意见。观其卷尾一段纠旧书之谬，而云‘《唐书》著于五代幅裂之际，成书匆遽，殊未详悉，故有话纂辑十余年矣'，云云。则其为同修之时，夏卿建议如此，而其后不用可知。” 钱士昕《养新录·十三》记载，夏卿在仁宗朝参加修《唐书》，故作此例。今与《新书》比较，两者很不相同，写母，写内禅，写立皇太子，写立皇后，写命将征伐诸条，拿《本记》比较，没有一条相同的。又说仆固怀恩不该立传，应该在《铁勒传》附见；李白、杜甫同传，不入文苑，李适之应该附于《恒山王传》，今本都不这样处理。这说明夏卿虽有这种建议，而欧阳修和宋祁没有采纳。 宦海日记 清·云南蒙自县人曹仕桂著（参见《泉州人名录·曹仕桂》）。共四本，现仅存一本。 《宦海日记》除附录少数官府公文及文献摘抄外，其余均为赴台时生活、工作的实录，内容真实可靠。《日记》记述了当时清政府对台湾的开拓经营和当时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风情和他们对祖国的归依和向往，也谈及一些官场交往的习尚，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 《日记》第1至35页，逐日记录他在福州官场交往，从福州出发，在泉州候船东渡台湾，以及在鹿港所辖水沙连内山地区巡视的经过。 曹仕桂记述洛阳桥，并附录《闽书》有关洛阳桥的记载、蔡襄《洛阳桥记》、刘子辇洛阳桥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桥梁·洛阳桥》） 曹仕桂到天后宫进香。记述天后宫闳廓壮丽，金碧璀璨，凡自泉州出海者，均沐浴前往竭诚进香，顶礼膜拜。行礼后，用红布或红纸撮些热香灰，携至舟中供奉。（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寺庙·天后宫》） 《日记》中附录：《天后考》、《隆庆泉州府志·泉州府山》、《风信》、《河源考》、《地形训》（《淮南子》）、《三台》、《潮说》。 曹仕桂在李溪岩、李晖卿、吴瑞湖的陪同下游清源山弥陀岩（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山川·清源山》）并小饮。赋诗云： “揽辔邀朋出北关，道经麦陇豆田间。 又有《正月杪观农刈麦》诗： “天南气暖记泉州，未极春分麦已秋。 《日记》记述与泉州士大夫的交往。泉州士大夫宴请他，临走时林秋霞送神曲十斤、药茶二十盒；曹仕桂先送他帽花一盒、肉桂一盒、茶一元、藤膏一块。吴端湖送五子元六筒、神曲四斤、蜜食二匣。李晖卿送皮蛋一篓、兰腿一支。 曹仕桂离开泉州时，林秋霞、李晖卿、吴瑞湖同送行。陈昆官以彩绸张舆口围之。他说闽俗荣客之行类如此。 曹仕桂从泉州乘船到獭沪（獭窟），然后从獭沪乘船到台湾。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浙学宗传》，无卷数，明·刘鳞长撰。鳞长字孟龙，号乾所，晋江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刘鳞长》） 是编乃其为浙江提学副使时所编。以周汝登所辑《圣学宗传》颇详古哲，略于今儒，遂采自宋讫明两浙诸儒，录其言行，排纂成帙。 大旨以姚江为主，而援新安以入之，故首列杨时，次以朱子、陆九渊并列，陈亮则附载于末，题曰《推豪别录》。 又以蔡懋德《论学》诸条及鳞长所自撰《扫背图》诸篇缀于卷后。 懋德、鳞长非浙人，入之浙学已不类，而自撰是自称刘乾所先生，与古人一例，尤于理未安也。” 高斋漫录 1卷，宋·晋江曾慥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慥》）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高斋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宋·曾慥撰。慥有《类说》，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类说》）
《类说·自序》以为小道可观，而归之于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其撰述是书，亦即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中如给舍之当服带，不历转运使之不得为知制诰，皆可补史志所未备。其征引丛杂，不无琐屑，要其可取者多，固远胜于游谈无根者也。
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二卷，世鲜流传。近时曹溶尝采入《学海类编》，而袛存五页，盖自他书抄撮而成，姑以备数，遗漏宏多。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捃摭裒辑，视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乐大典》失载者，亦参校补入。略用时代铨次，合为一卷。虽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略亦可睹矣。” 《高斋漫录》成书年代不明，不过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高斋漫录》与《类说》的编撰思想一致，两书大概成于同一时期，即曾慥因协助金人“立张邦昌”被罢职、闲居银峰期间（1131～1139年）。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182·集部35 》载： “《耻躬堂文集》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国朝·王命岳撰。 命岳字伯咨，号耻古，晋江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刑科都给事中。（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命岳》） 是集自卷一至卷五为奏疏，卷六至卷十七为杂文，卷十八为诗，卷十九为《周易杂卦牖中天》，卷二十为《读诗牖中天》。 据其自序，谓‘辛卯冬，梦文王、周公先后车盖喝道甚盛，命岳自牖中窥视，故以名也'。 其书分十二篇，大旨谓‘《易·杂卦》无错简，而以互卦之法推求其义'。《读诗》凡五十条，皆标识简端之语。一篇或止一两句，如《读〈简兮〉》曰：‘使我怀古之情更深。’《读〈王风〉》曰：‘《大车》之淫甚于《丘麻》，《丘麻》淫人，《大车》淫鬼。’尤非说经之正轨也。” 上、下两卷，卷上《志国》，卷下《志物》，共45篇，约9万字，记截止嘉定三年(1210年)“白达（巴格达）国”条。 《诸蕃志》是南宋地理名著和研究宋代海上交通的重要文献，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询访蕃商、参考《岭外代答》所著。宝庆元年(1225年) 成书。原著已失，现行本系从《永乐大典》辑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海丝之路·南宋》） 《诸蕃志·自序》云：“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汝适被命来此，暇日阅诸番图，有所谓石林、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问其志，则无有焉。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海外环水而国者以万数，南金象犀珠香瑇瑁珍异之产，市于中国者，大略见于此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1·史部27》： “《诸蕃志》二卷（《永乐大典》本），宋·赵汝适撰。 汝适始末无考，惟据《宋史·宗室世系表》，知其为岐王·仲忽之玄孙，安康郡王·士说之曾孙，银青光禄大夫不柔之孙，善待之子，出於简王元份房，上距太宗八世耳。 此书乃其提举福建路市舶（署设泉州）时所作，于时宋已南渡，诸蕃惟市舶仅通，故所言皆海国之事。 《宋史·外国列传》实引用之。核其叙次事类，岁月皆合。但《宋史》详事迹而略於风土、物产，此则详风土、物产而略於事迹。盖一则史传，一则杂志，体各有宜，不以偏举为病也。 所列诸国，‘宾瞳龙’史作‘宾同陇’，‘登流眉’史作‘丹流眉’，‘ 阿婆罗拔’史作‘阿蒲罗拔’，‘麻逸’史作‘摩逸’。盖译语对音，本无定字。龙、陇，三声之通。登、丹，蒲、婆，麻、摩，双声之转。呼有轻重，故文有异同。无由核其是非，今亦各仍其旧。 惟南宋僻处临安，海道所通，东南为近。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越西域，未必亲睹其人。然考《册府元龟》，载唐时祅教称大秦寺，《史》所记广州海獠，即其种类。又法显《佛国记》载陆行至天竺，附商舶还晋。知二国皆转海可通，故汝适得于福州（？应为泉州）见其市易。 然则是书所记，皆得诸见闻，亲为询访。宜其叙述详核，为史家之所依据矣。 ” 上卷《志国》36 条，记录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远达 非洲东北岸，计58个。书中分条记叙海外诸国方位、山川、途程、风土、物产等，凡记载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 多以泉州为基准。 《志国》还记述各地区的物产、风俗民情。如记述当时台湾（时称琉球），其王姓欢斯，当地人称为可老；其风俗是男女皆以白绳缠发，织藤为笠，有刀、、弓箭、剑、鼓之属。无赋敛，有事则均税。视月盈亏以记事。曝海水为盐，酿米曲为酒。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耕地时先用火烧，然后引水灌注，手持一种数寸长的锸（农具）耕地。地产黄腊、土金、尾、豹脯等，运往三屿（今菲律宾）等地贸易。 《诸蕃志》记载了从泉州出海的航线。 一是从泉州至中南半岛的交趾、占城、真腊，再到南洋群岛的麻逸、三屿、渤泥、婆诸、三佛齐，再往西南的马来半岛凌牙斯加，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入印度洋到印度半岛的南毗、故临、细兰，然后入阿拉伯海，入波斯湾 ，至大食、白达，再沿阿拉伯半岛海岸西入红海，或到达非洲东海岸的层拔、粥琶罗等地，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到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这条跨越洲际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线，即是现今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 它的起点就是泉州港 。 二是自泉州港出发，向东北方向航行，经浙江四明，继续往东北开航，至新罗国（朝鲜）、倭国（日本）。 三是澎湖航线，即以泉州港为起点，经澎湖、麻逸、渤泥（婆罗洲）的不甚发达的民间航线。 下卷《志物》48 条，记载货物 47 种类。蕃商兴贩的商品，有运来的也有贩往的，即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 书中许多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如上卷“毗舍耶”条云：“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这就清楚表明南宋时，台湾地区在行政上已隶属中国泉州管辖。下卷记述“海南以外有州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记述中国的地理形势。又如记述水手谈航行情况说，“南海…… 渺茫无际，水天一色，舟舶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规唯谨 ，毫厘之差，生命系矣。”指南针在中国很早就有记载，但明确记述在航海上使用的首推《诸蕃志》。 《诸蕃志》是记载宋代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一部专著， 多角度、多层次真实记载了泉州港在南宋时的繁荣景象，记述详核，从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及加工的技术，制作的工艺水平来看，明显地反映出宋代中华文化居于交往各国各地区的前列，这也就是外商云集泉州港的重要原因之一，为研究宋代泉州港史保存了极为宝贵而又丰富详实的文献资料 ，也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学者所重视。 书中所记海外诸国的风土事物，常为后来史家所引用，甚至用为正史的校补依据。南宋·淳祐间泉州修《清源郡志》，志中有《岛夷志》， 也是取材于此。 1912年有英译本，并加以注释，德国、美国学者也都有翻译。近人冯承钧依据各种版本，博采中外史家研究成果，著《诸蕃志校注》，广为流传。 晋水常谈录
铁冶志 《铁冶志》2卷23目，明•傅浚撰。 傅浚字汝源，泉州南安县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正德八年癸酉（1513年），傅浚以工部郎中督理蓟州遵化铁厂，搜集建置山场、场厂、杂职等资料，创为此《志》；正德十五年（1520年）付梓问世。 遵化是明代最大的官营铁场，开办于永乐(1403～1424年)年间，由工部直接管理。《铁冶志》一定程度上反映遵化和明代冶铁的生产技术状况。 《欽定四库全书总目•卷84•史部40•政书类存目2》： “《铁冶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傅浚撰。 浚字汝源，南安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工部郎中。正德癸酉，浚督理遵化铁厂，创为此《志》。 自建置山场，迄于杂职，凡二十三目。冠以公署、铁厂二图。所纪皆岁办出入之数，颇琐屑无裨考证。 案《明史·职官志》，载工部分司只有提督易州山厂柴炭一员；而浚所志遵化分司始委主事，弘治中改用郎中，奉敕董理，列历官姓名甚悉。不知史志何以遗之，殆其后又经裁汰耶？” 傅浚《铁冶志》后来亡佚。残文散见于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书，如： “遵化铁炉……俱以石砌，以简千石为门，牛头石为心，黑沙为本，石子为佐，时时旋下。” “妙在石子产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斗，小者如拳。捣而碎之，以投入火，则化为水。” “石心如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则沙始销成铁，不然则心病不销也，如人心火大盛，用良剂救之，则脾胃和而饮食进，造化之妙如此。” 骆台晋文集 《骆台晋文集》8卷，明·惠安县骆日升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骆日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9·集部32·别集类存目6》： “《骆台晋文集》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明·骆日升撰。 日升字台晋，泉州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四川布政司参政，殉奢崇明之难，赠光禄寺卿。 日升以节义显，而文章不免渐染时趋；末附《解经》数则及《学约规条》，则其为广西提学佥事时，以示诸生者也。” 养和精舍诗存 “养和精舍”是清末民初·吴增居所的书室。 概述 吴增（1868～1945年），字桂生，自号蹇陀、养和居士，又号古丰州人。清末民国·南安县丰州埔头村人，居泉州。清·光绪卅年甲辰（1904年）进士中式，终身任教职，是泉州创办新式教学的先驱之一。（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吴增》） 吴增善诗，著述甚丰，很富有社会性、史料性。吴增生前刊印行世的有诗稿《泉俗激刺篇》1卷[清·光绪卅四年（1908年）集成付梓]、《养和精舍诗钞·蕃藷杂咏》1卷[民国廿六年（1937年）铅印本]；另有遗著《养和精舍文稿》、《养和精舍诗草》、《毛诗订诂》等，毁于“文革”，幸其后人保存有多首手抄稿，整理为《养和精舍诗誊稿》。 近年，吴增诸孙将《泉俗激刺篇》、《蕃藷杂咏》、《养和精舍诗誊稿》与吴增第4子吴大玠的《圭峰诗誊稿》汇聚为《养和精舍诗存》刊行，陈祥耀署签并作序。 陈祥耀《养和精舍诗存·序》指出，吴增“辞显而意深情激而心恫”, “深有契于白香山氏（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所云为时为事而为诗之旨, 体格亦近白氏之新乐府，而足与林畏庐氏（林纾号畏庐）之闽中新乐府并媲美者也。” 《泉俗激刺篇》 《泉俗激刺篇》1卷，集诗46首，此诗写于清末，反映、抨击当时泉州社会黑暗和民俗败坏的一面，是讽时刺世之作, 更是警世、醒世之作。当年作序者有云：“作者怜此睡梦, 熬焉忧之，大声疾呼，长歌当哭 。”其语言通俗流畅，富有节奏感，易于诵读、领悟，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白居易新乐府的特点。 《泉俗激刺篇》内容大致可分为3类： 第一类，写官场腐败、政治黑暗。 如《诬命案》、《验尸费》、《慢押放》，揭露官员衙役枉法办案，制造冤案，借办案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的行径。 《狱卒酷》真实勾画出牢狱的黑暗：“画眉笼，快乐床，任是铁汉也销亡；猴吹箫，魁吊斗，那怕有钱不出口。此外名目尚纷纷，旁人见之为惊魂，淋漓血腥满牢狱，哀哀求死苦不得，似此野蛮蛮到极。” 《门签》、《轿班》 等生动描绘了衙门里的差役、轿夫等小人物仗势欺人、肆无忌惮的种种丑态。这些人尚且如此，那些有点身份的青吏更是为非作歹了。“衙中著名恶青吏，铜臭薰心变为蠢。谓汝蠢无角，势能速我狱。谓汝蠢无牙，力能破我家。啮人骨髓吮人血，贪囊涨大欲破裂，无厌犹如古婆餐。” 清朝末年, 为尝还沉重的赔款与外债, 清政府加重盘剥, 其中之一是在交通要点设卡收税，其主事者多利用权力填饱私囊, 或随意估征或任行罚款，百姓称之“卡蠢”。《卡蠢》中最后写道：“废国法，蔑公理，惟有洋籍堪抵制，君不见往来南北大商家，纷纷挂旗英日美。” 《衙蠢》：“关卡有关蠢，厘卡有厘蠢, 为害津梁苦行路。阂如虎，狠如羊，黯如鼠；明明无则例，勒索相牵制；明明有定章，刻削饱私囊。” 《诬命案》中，在揭露贪官庸官草营人命后写道：“为渊驱鱼丛驱雀，何怪窜名洋籍中，誓将去汝恐不速。” 第二类，写社会问题。 《鸦片》：“人吃鸦片, 鸦片吃人，销膏血，耗精神。鸦片之瘾入骨髓，未死先成鬼。新鬼瘾小故鬼大，新鬼面焦黑，故鬼无人色。” 《缠足》：“悲哉我中国，女不读书著其目，眯其心，乃复缠其足，坐使人种弱。有骨拗之断, 有肉揉之烂，趾步不能行，四万万人减一半，如此野蛮真可叹。” 在《早婚》中，吴增从壮我人种、强我国脉的高度，呼吁人们认清“早婚最为人种害”，?必须从对家庭、社会、民族负责出发，杜绝早婚。 还如《赌》、《酒》、《械斗》、《论聘金》、《大妆奁》、《不种植》等篇。 第三类，写迷信恶习。 有《风水》、《神姐》、《跳童》、《孟兰会》、《贡王》、《烧纸》、《佛讨药》等篇。 《蕃藷杂咏》 民国廿二年（1933年），吴增、林骚、苏大山、宋应祥等人组织泉州能诗善文的耆老们重建诗社，名“温陵弢社”。吴增在社中独树一家诗风，至民国廿五年（1936年），连续创作蕃薯诗197首。 《番薯杂咏》吴增“自序”云：“此物有关民食而作诗者少。天寒无事，乃日作小诗数首，积数十日凡得一百九十七首。”? 叶青眼“序言”中说：“全诗中起结数十首，独具见解。中间百数十首，逐层分咏，意亦多有寄托。章法整然，如作一篇古文，又如作一首长篇古体诗。自有番薯以来未之有也。” 《番薯杂咏》各首皆为七言绝句, 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每首后面附有自注，以阐释诗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涉及的内容丰富, 主要有番薯原产地的考辩探研，介绍番薯的栽种、食用、加工等方法，栽种番薯的社会意义, 提倡闽南地区因地制宜多种番薯。其语言质朴, 通俗易懂，用典自然，方言里谚融人诗中，且所说的种法、食法皆源于闽南百姓的经验之谈, 富有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诗的前面30多首，从番薯本源开始写起，虽然普遍认为番薯是从海外引入的，但吴增却把它和我们的文化渊源相联结，认为“故园桃李谁相识，错认葡萄入汉家。”“谁为细心咨野老，《齐民要术》补遗篇。” 关于番薯的原产地, 开篇就亮出“华产”的观点：“若疑先世非华产，试读《神农本草经》。”“自注”中提出，番薯即《神农本草经》、《山海经》所载之薯菠，属山药之类, 古人以药物视之，不为粮食，后流入东南各海岛，“至明时复入中国，逐渐为粮食之用。”这种观点虽为当今农史专家所否定, 但在当时也算是一家之言。接着，对原产地的“交趾说”、“美洲说”等一一批驳。在驳“美洲说”时咏道：“大陆东西各一天, 地层偏有汉家钱。从知嘉种遐方去, 已在西人探险前。”“经翻贝叶来华夏，忽被风吹到美洲。颇怪西游僧法显, 不携异种寄归舟。”吴增以当时史学界的考古成就和法显抵达美洲的研究成果, 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是中国人最早抵达美洲，“法显是为华人到美洲之始”，“华人到彼地远在哥伦布之前”。虽然吴增要以此否定番薯起源美洲说,肯定“华产说”, 但他所提出的中国人远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到了美洲的看法, 至今依然是中外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 关注民生、关注国运是《番薯杂咏》一个突出思想内容。 “滋味虽微可救贫，活人可作稻粱看。”“消渴无须七月瓜，黄心一片烂朝霞。”“补脾不应让淮山。” “米价日高可奈何，薯根咬得日能过。台湾割去粟仓破，无汝人将饿死多。”“自注：台湾为泉州粟仓，自改隶之后，米绝不到泉州。诸航户皆失业，而时有米荒之患。睹然东望，不知何时复我外府，言之可为长太息矣。” “一从外府失台澎，米舶千艘不得行。急备食粮薯最易, 防他锁海有飞鲸。” “教战从来必课耕, 屯田充国久知名。种薯亦一御戎策，足食便成子弟兵。” “饼子中穿戚继光，腰缠一串作军粮。薯干当日如曾有，带汝平楼到战场。” 还有关于如何辨识番薯品质的，如：“削蒂钻肤细细看”，“肉要坚实水要消”，“外观徒取庞然大，味淡如瓠不可餐”。有介绍如何种植的：“新藤剪自旧藤本，一到清明就插枝”，插藤要“浅深长短一般齐”。有介绍如何料理的：做番薯签“两头尖尖新芽形”，做地瓜粉“细于玉屑白如霜”，油炸地瓜丸“冰盘捧出凤凰蛋，虾子鱼丸逊一筹”，等等。 此外，《番薯杂咏》也体现了吴增回归田园的心境。“终岁自耕还自食，腹中有味胜诗书。”“尚存薯地好归耕，于世无忧担负轻。”还有一首赞美番薯花的诗：“一样花开小锦葵，侬家藤本较人肥。剪藤邻女未曾到，但见花间蝴蝶飞。” 《养和精舍诗誊稿》 《养和精舍诗誊稿》以收录吴增抗战时期的诗作剩稿为主，有50多首。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蔡廷楷将军重修洛阳桥。吴增作长诗《洛阳桥重修落成》, 结尾咏道：“更有一事为君说，我乡地势东南缺。自从外府割台澎，东邻迫人来咄咄。海疆一有事，粮精便告绝，墨守弹丸何异瓮中鳖。此桥幸告成，转输始灵活。欲从死里求生机，借此一线通匝粤。” 在另一首长诗《鹭江竞渡》中，描绘了端午节“白鹭江中船如飞”场景，目睹竞渡者的矫健身手，联想到“磋尔海疆好身手，出没波涛胆如斗，一经调节成雄师，净扫鲸统亦何有。”?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吴增作《抗敌歌》8首。他认为“吾人抗战是长期”,?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以蜜蜂为喻，指出蜜蜂遇敌来犯时,“动员出一致”，“穴内纷然起”, “与敌相抵抗”，“勇往直前去冲锋”, 而“人不抗敌不如蜂”，“人不抗敌不如彼”。 对妇女说：“抗敌不必尽男儿，妇女抗敌古有之”，号召他们以花木兰、梁红玉、沈云英、冯婉贞为榜样，“誓歼顽敌效忠精”，“事迹垂青史，声名远过奇男子”，“气忽馁”， “打倒东洋日本鬼”。 对老人说：“老年无不爱子孙，国亡不若犬与豚”，“抗敌不必尽少年，老人抗敌亦宜然”, 当学“西汉赵充国、东汉马将军, 行年七八十, 尚能为国立功勋”。 对和尚说：“抗战出全面，和尚亦须加训练”， 必要时“会当执起降魔柞，直前与敌争生死”。 对孤儿院的孩子说：“凡我诸孤儿，刻苦忽嬉戏。训练再数年，组织树一帜。努力去冲锋，杀尽日本竟。” 这组《抗敌歌》还痛斥汉奸的罪恶、日寇的暴行，警告侵略者“问汝师出是何名，如此无公理，国际皆不齿，占地更多汝更死。吾人抗战是长期，汝将一败不能支。” 1938年日寇占踞厦门后，时常出动飞机对泉州狂轰滥炸，吴增愤恨地写下《敌机》、 《疏散》等诗篇。“指日复台澎，破竹势莫歇。飞廉驱海外，金欧全无缺。得道者多助，奇耻一朝雪。” 《继昆姻世讲奉省令前往慰劳南洋各属赋此赠之》七绝4首，勉励侨胞“要将儿女英雄泪，洒向长洋作怒涛”，“本根莫忘大中华”，“杀敌同归到战场”。 民国廿九年（1940年）七月，日军血洗晋江永宁，吴增以歌当哭：“濒海渔家数万稠，生涯多似水中鸥。沉舟谁与秦军战？误国偏来曹鬼谋。布谷无田忧不殖，晒盐有地苦难留。死生冤报为谁语，祲气重重结蜃楼。” 1945年，英、美向日本宣战，出兵太平洋，收复南洋群岛，吴增挥笔作诗：“比闻大复仇，西邻奋挞伐。群岛次第收，师至马尼刺。指日复台澎，破竹势莫歇。飞廉驰海外，金瓯完无缺。得道者多助，奇耻一朝雪。远客各归来，浩劫从头说。复我旧山河，胸怀一开豁。” 吴增在抗战时期的诗作，既抒抗战之情，叙抗战之事，喻抗战之理，还追思和讴歌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俞大猷、郑成功等民族英雄和南宋·爱国诗人谢皋羽（谢翱字皋羽）等，寄托着对抗日将士的冀望，“剑经一卷气凌空，曾斩鲸鱼大海东。以《易》言兵兵即易，今人谁是古之雄。”同时，在另外几首诗中，则斥责石敬塘、刘豫、秦桧等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笔指汪精卫之流。《书愤》：“漫说金人立刘豫，终看去病扫王庭。”《感事》：“丧心古有中行说 , 误国今多秦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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