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适 （上 卷） 早年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谥文定，南宋·温州永嘉人（今浙江温州鹿城区）；绍兴廿年（1150年）五月初九生。叶适的政治和学术活动则主要在孝宗、光宗、宁宗3朝，是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永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永嘉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叶适，字正则，永嘉人。”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叶适，字正则，永嘉人。”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有传。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郑氏门人·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有传（称“梨洲原本”），但较简，清·雍、乾间全祖望续修《学案》时别为立传，而特详具其事迹以明之。后合为一传。[按：全祖望（1705一1755年），字绍衣，号谢山，清鄞县（今属浙江）人。]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据《闽书》”为作传。 早年 绍兴卅二年随父迁居永嘉 据《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等资料载： 叶适祖籍处州（今浙江丽水）龙泉县，曾祖叶公济迁居温州瑞安县，“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叶适即出生于瑞安县城南门望江桥一带。 叶适之父叶光祖，字显之，教授生徒为业，母杜氏（瑞安人）尚需织些粗布以贴补家用。 叶适10岁能属文。绍兴卅年（1160年），叶适11岁，永嘉名儒陈傅良应瑞安县城林元章家之聘，为林家子弟授学，叶适常在林家嬉戏，因与林家子弟同学，得有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叶适后来的回忆，叶适此后受教于陈傅良达40年之久。 后又在永嘉楠溪从刘愈学习，并与当时名流戴溪、王楠、陈武、刘凤、刘朔等结识交游、问学。 绍兴卅二年（1162年）13岁，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居永嘉（今浙江温州）。由于温州、台州一带发生大水灾，数年之中居无定址，住过永强、楠溪，“随僦随迁，凡迁二十一所”，“穷居如是二十余年”。 绍兴卅三年（1163年）14岁，从毛崈学于城南茶院寺学塾。隆兴二年（1164年），叶适学诗及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 游学 乾道元年（1165年）16岁，叶适即赴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至乾道三年（1167年）19岁，历时3年。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乾道五年（1169年）20岁，叶适专程赴金华拜访永嘉地区的著名学者薛季宣，向其问学，此后书信往来频繁。陈傅良、薛季宣2人对叶适思想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 乾道九年（1173年），叶适24岁，因家贫无以为养，奉母命赴临安（今杭州）谋生，就学于太学。在太学期间，淳熙元年（1174年）叶适曾上《上西府院书》予签书枢密院事叶衡。 淳熙二年（1175年），叶适26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其后又结识了周必大。 淳熙三年（1176年），叶适授徒乐清雁荡山僧舍。 淳熙四年（1177年）28岁，叶适娶永嘉人高子莫之女为妻。至此年共10年间，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还曾从学于郑伯熊，客居过乌伤（今义乌）。 附：淳熙元年上《上西府院书》 淳熙元年（1174年），叶适以太学生上《上西府院书》予签书枢密院事叶衡。 楼宇烈《叶适》： “叶适二十四岁时，由于家庭生活实在贫困，无以为养，奉母命赴京师临安（今杭州）谋生，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叶适在求学时期就十分关心政治的治乱和国家强弱的问题，因此在他到京师后的第二年，即上书枢密使（即《水心文集·卷27·上西府书》，下引文均见此），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他认为，当时政治上主要的问题是朝廷中有一种‘畏战无勇之俗’，那些‘谋议之臣’只要‘兵寝事竟’，大家就‘动色相贺’，即使是‘侵肤及骨’，也可以‘一切不计，以求苟安’，而且丝毫‘不自知其耻’。 他指出，这种积弱的形势是长期以来朝廷只求苟安政策造成的。他分析说，自宋太宗兵下太原，‘势可以定燕、代而不果’，宋真宗澶渊之盟‘力可以破契丹而不听，乃反黜币赐金’，已开始造成这种风气。而到宋仁宗采用‘专以偃兵不战，持守天下’的方针后，‘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这种风气已到了‘莫能易也’的地步，以至于蒙受靖康之耻，尽失北地，而‘刚心勇气，无复存矣’。 叶适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一定要‘使民无嗜战之意而亦无畏战之心’，这样才能‘外可以立功而内不失为无事’。 同时，他引征历史实例说：‘穰且之胜，战已败之师；勾践之霸，奋垂亡之国’，因而相信当时那种积弱的形势也是完全可以改变的，问题是要采取革除积弊的正确措施。 于是，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建议。如：‘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广武举之路’；‘耕因屯之田以代军输’等等。 而要使这些措施得以实行，他认为执政者还必须做到：‘诚、赏、罚’三条。所谓‘诚’，即‘发号出令，无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所谓‘赏’，即‘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所谓‘罚’，即‘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戳而遗其贵近之厚’。 这里所以不嫌其烦地引述叶适这封《上西府书》的主要内容，一是由于叶适的这些分析和建议切中时政；二是由于叶适在这封信中所表明的政见，贯穿于他的一生政治、学术活动之中。” 淳熙五年进士 淳熙四年（1177年），因翰林学士周必大以门客名义保荐，叶适参加两浙东路转运使司漕试合格，中举人。 淳熙五年（1178年）29岁，四月，叶适以进士第2名及第（榜眼），廷对时提到“急政要务十数条”，包括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等。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为文藻思英发。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人。”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淳熙五年进士。” 历平江府观察推官、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 淳熙五年（1178年）四月举进士后，叶适初授文林郎、平江府（今浙江苏州）观察推官。次年闰六月廿三日，母杜氏卒，丁母忧家居。 淳熙七年（1179年）秋七月，陈亮应徐谊邀请，由永康到永嘉，与叶适、陈傅良等诸子相聚论学。 淳熙八年（1181年）服除，叶适32岁，改任武昌军节度推官，到鄂州（今属湖北）赴任；秋，少师史浩荐于朝，孝宗命其赴都堂审察，叶适具状申省并致书宰相赵雄，力辞不就。 淳熙九年（1182年），改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居平江。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授平江节度推官。丁母忧。 改武昌军节度判官。 少保史浩荐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士多从之游。”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授平江节度推官。” 叶适在平江首尾4年间，在苏州葑门讲学授徒，培养了滕朗、周南、厉仲方、薛仲庚等一批学者；并游览许多名胜古迹，写下《虎丘》、《齐云楼》、《灵岩》、《葑门》等诗篇。 【按： 淳熙十二年召入都，累太学博士 淳熙十二年（1185）冬，叶适36岁，以宰相王淮荐，参知政事龚茂良复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擢太学博士。为应召对，叶适准备了奏稿40余篇。 淳熙十四年（1187年）38岁，叶适上殿轮对，进《上殿札子》，论复仇大事，提出“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所以举人事”的变革主张。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参知政事龚茂良复荐之，召为太学正，迁博士。 因轮对，奏曰： ‘人臣之义，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指徽、钦二帝）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 【叶适轮对奏札《上殿札子》原文收录于《水心别集·卷15》。 文中有曰：“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 叶适还对“重誓约，畏先事，以金币啖虏，本（真宗）景德以来立国之素规”，和“（高宗）绍兴既和，则拙损不较，册命行于至尊，陪隶施于宰辅”，“屈意损威以求和好”的国策提出尖锐的批评。】 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也。 盖其难有四，其不可有五： 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此国是之难一也。 国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论亦然。为奇谋秘画者止于乘机待时，忠义决策者止于亲征迁都，深沉虑远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议论之难二也。 环视诸臣，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论议者谁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此人才之难三也。 论者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1126—1127年）之得祸。今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足之地。若顺时增损，则其所更张动摇，关系至重，此法度之难四也。 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 【叶适在原文中进而提出“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材”，以举“大事”的改革主张。】 读未竟，帝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召为太学正。”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初为太学博士。” 太常博士 淳熙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 淳熙十五年（1188年），叶适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除太常博士。” 荐士 叶适上书丞相周必大，荐举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郑伯英、吕祖俭、徐谊、杨简、戴溪等34人。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尝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后皆召用，时称得人。” 淳熙十五年六月上书为朱熹疏争 淳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兵部侍郎林栗发起对朱熹被参劾。叶适上《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激烈抨击林栗以政治权力压制学术的恶劣行径。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会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职，为侍郎林栗所劾。 适上疏争曰： ‘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 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己愆，相与指目，使不得进。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 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 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类。’ 疏入，不报。”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朱熹为林栗所劾，适疏争，不报。” 叶适上书、荐士的举动，在当时的士人中反响强烈。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十分赞赏叶适。《朱文公集·卷36》中有曰：“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同陈亮，朱熹都有书信往来。（参见《水心文集·卷6》） 淳熙十六年五月任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内禅，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叶适作为太常博士，对仪礼颇预讨论 。 出外 淳熙十六年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 淳熙十六年（1189年），值周必大免去相职，叶适自求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六月十一日赴任，陈亮为作《祝英台近·六月十一日送叶正则如江陵》。（按：“江陵府”：今湖北荆沙市荆州区故江陵县城。） 到任后，朝命叶适兼提举淮西铁冶司。 任上，叶适作《江陵府修城记》。 绍熙元年上《条奏六事》 绍熙元年（1190年），叶适41岁，应诏条奏《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六事”，亦称“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强调要论恢复之事，必须先解决此六大问题。曰：“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不报。（《水心别集·卷15·应诏条奏六事》） 楼宇烈《叶适》：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叶适四十一岁，又应诏条奏六事。 他首先阐明‘治国之意’是要‘当微弱之时，则必思强大；当分裂之时，则必思混并；当仇耻之时，则必思报复；当弊坏之时，则必思振起……’ 然后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的六大问题，即‘国势未善’、‘士未善’、‘民未善’、‘兵未善’、‘财未善’、‘纪纲法度未善’。” 绍熙二年转知蕲州 绍熙二年（1191年）十月，叶适以秘书郎转知蕲州（今湖北蕲春），政事简静。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光宗嗣位，由秘书郎出知蕲州。”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由秘书郎出知蕲州。” 尚书左选郎官 淳熙四年十一月入为尚书左选郎官 淳熙四年（1193年），叶适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即吏部员外郎）。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入为尚书左选郎官。”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入为尚书左选郎官。” 调和“三宫”矛盾 光宗有隐疾，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赵昚有矛盾，加上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人又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1191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是时，帝以疾不朝重华宫者七月，事无钜细，皆废不行。适见上，力言：‘父子亲爱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岂有事实？若因是而定省废于上，号令愆于下，人情离阻，其能久乎！’既而帝两诣重华宫，都人欢悦。 适复奏：‘自今宜于过宫之日，令宰执、侍从先诣，起居异时，两宫圣意有难言者，自可因此传致，则责任有归。不可复近习小人增损语言，以生疑惑。’不报。而事复浸异，中外汹汹。 及孝宗不豫（“不豫”：不安逸，不高兴），群臣至号泣攀裾以请，帝竟不往（重华宫）。适责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见，当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轻议君父，可乎？’”（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留正》） 绍熙五年六月赞赵汝愚定内禅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宋孝宗薨，光宗称疾不执丧事，且放任皇后控制朝政，又引发朝政危机。赵汝愚（谥忠定）及叶适等人，通过外戚、知枢密院事韩侂胄请高祖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史称“绍熙内禅”。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未几，孝宗崩，光宗不能执丧，军士籍籍有语，变且不测。适又告正曰：‘上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 宰执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为皇太子，帝许之。俄得御批，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之语，正惧而去，人心愈摇。 知枢密院赵汝愚忧危不知所出，适告知阁门事蔡必胜曰：‘国事至此，子为近臣，庸坐视乎？’蔡许诺，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计。 翌日禫祭，太皇太后临朝，嘉王即皇帝位（宋宁宗），亲行祭礼，百官班贺，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与适裁定，临期，取以授仪曹郎，人始知其预议焉。”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赞赵忠定定内禅。” 淳熙五年七月擢国子司业 因拥立宁宗有功，淳熙五年（1178年）七月，叶适擢国子司业，诏敕云：“朕御图之初，思欲作新学者耳目，求当今第一流素为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师席，宜莫若汝！”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迁国子司业。 汝愚既相，赏功将及适，适曰：‘国危效忠，职也。适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迁秩不满望怨汝愚。适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汝愚不从。适叹曰：‘祸自此始矣！’遂力求补外。”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迁国子司业，力求补外。”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历国子司业，力求补外。” 庆元党争 绍兴（1131—1162年）间秦桧当政，即禁私史和程颐之学，但未形成风潮。淳熙（1174—1189年）间，围绕“道学”之争已渐显朋党形迹。随着朱熹登上政治舞台和学术讲坛，反对者视其为“道学”领袖，朝廷中主张禁止程、朱“道学”者日众，“道学”被斥为“曲学”、“伪学”。 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既嗣位，八月赵汝愚推荐朱熹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朱熹初见宁宗，即上《行宫便殿奏札》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朱文公文集·卷14》）；闰十月，宁宗免去朱熹职位，朱即回到福建考亭。 次年，改元庆元。 庆元元年反道学的斗争渐次展开 庆元元年（1195年），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对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叶适劝赵汝愚满足韩侂胄求节钺之望，赵汝愚不从。 韩侂胄旋与赵汝愚相倾轧，程学之禁加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适等，朝中展开新的斗争，史称“庆元党争”、“庆元党禁”。 韩侂胄使右正言李沐奏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于是赵汝愚被罢相出朝，以观文殿学士知福州。国子祭酒李详、博士杨简、太府丞吕祖俭等，以赵汝愚勋劳卓著、精忠贯于天地．先后上疏挽留，太学生伏阙上书，皆遭贬斥。朱熹也欲写“封事”为赵辩护，被门人蔡元定劝止。有人以赵汝愚“倡引伪徒，图为不轨”，又从福州诏谪宁远军（位今广西容县）节度副使，贬放永州（今湖南零陵）。赵汝愚怡然就道，对送行者说：“看侂胄用意，必欲杀我。我死，君等方可无事。” 赵汝愚被罢后，韩侂胄握权，反道学的斗争渐次展开，叶适也受到牵连。 楼宇烈《叶适》： “宁宗·庆元元年，叶适四十六岁。 当时朝廷上反对程、朱道学的势力高涨，支持道学的宰相赵汝愚被罢官，代之而起的宰相是反道学的韩侂胄。” 庆元二年“党争”越演越烈 韩、赵之争越演越烈。 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赵汝愚行至衡州，得病，为衡州郡守钱鍪所窘暴卒（或作“服药而卒”）；右正言刘德秀以私隙劾观文殿大学士留正引用“伪学之党”，留正落职。所谓引用“伪学之党”，系指光宗时留正曾荐朱熹为秘阁修撰一事。（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留正》） “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 庆元三年三月降两官、奉祠 二月，朝廷诏布“伪学之党”不得任侍从官。三月，因查禁“伪学”受牵连，御史胡纮劾叶适“阿附权臣，过从伪党，诬蔑君上”，降两官，除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 八月，监察御史胡纮上疏请宁宗宣谕大臣，伪学猖獗，图谋不轨，选官时停止选拔“伪学之党”。 时宁宗诏布颁诏宣布“伪学之党”是“逆党”，地方监司、帅守荐举、改官，不得任用“伪学之党”。闰十月，叶适即放罢，宁宗御批除叶适主管冲佑观奉祠，于是离开临安；所著《进卷•君德论》书板被毁。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除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及汝愚贬衡阳（衡阳市，湖南省辖地级市），而适亦为御史胡纮所劾，降两官；罢，主管冲佑观。”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赵公（赵汝愚）贬，先生亦降两官，奉祠。”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除太府卿兼总理江淮军马钱粮。罢，主管冲祐观。” 楼宇烈《叶适》：“由于叶适在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曾上书反对兵部侍郎林栗弹劾朱熹的奏章，为朱熹和道学辩护，因而被目为朱熹道学一党，于是也为御史胡纮所劾而罢官。” 十二月，叶翥上书，批判“伪学之魁，以匹夫窃入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丕变”（《朱子年谱·卷4下》），请“除毁”道学家书，科举取士，凡涉及程、朱义理的，统统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还指控朱熹10罪。 是月，诏命中书省设立“伪学逆党籍”，入籍者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朱熹、彭龟年、陈傅良、叶适、杨简、蔡元定等59人，皆贬官落职。 庆元四年 庆元四年（1198）五月正式颁诏禁“伪学”，于是“方之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宋史·朱熹传》）。 庆元五年差知衢州，辞 庆元五年（1199年）夏，叶适差知衢州，时得异疾，辞，由镇江回乡定居生姜门外水心村。叶适其《即事》诗有“生姜门外山如染，山水娱人岁月长”、“听唱三更罗里论，白榜单桨水心村”等句。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差知衢州，辞。”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差知衢州，辞。” 庆元六年在永嘉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卒，韩侂胄为防止“伪徒”为“伪师”送葬，命令当时官员监视葬礼，朱熹众多门生因此不敢会葬。 在庆元党禁中，朱熹门人“有平生从学而不通书问者，有讳言其学而更名他师者，有变节改行狂歌痛饮佻达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尝亲厚愤不笃、己而反损之者。”（黄榦《槃涧先生墓铭》） 是年叶适在永嘉。四月，岳父高子莫病逝于永嘉，叶适因病不能执丧。 嘉泰元年起为湖南转运判官 嘉泰元年（1201年），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带病赴任。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起为湖南转运判官。”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 嘉泰二年迁知泉州 嘉泰二年（1196年），弛伪学、伪党禁，叶适以右文殿修撰迁知泉州；嘉泰三年（1197年）四月到任。（按：泉州、晋江地方志“嘉泰”作“庆元”，误。）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迁知泉州。”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知泉州。”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庆元三年（1197年？）迁知泉州。” 嘉泰三年九月除权兵部侍郎 嘉泰三年（1197年）九月，叶适应召入对，旋除权兵部侍郎；荐楼钥、丘崈、黄度3人，皆为郡守。 十一月十一日，其父叶光祖卒，叶适丁父忧去职，回永嘉守制。 在永嘉丁忧期间，嘉泰四年（1204年），叶适编定《外稿》凡6卷。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召入对。 言于宁宗曰：‘陛下初嗣大宝，臣尝申绎《卷阿》之义为献。天启圣明，销磨党偏，人才庶几复合。然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己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帝嘉纳之。 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者，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其后侂胄亦悔，故适奏及之，且荐楼钥、丘崈、黄度三人，悉与郡。自是，禁网渐解矣。 除权兵部侍郎，以父忧去。”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召入，权兵部侍郎，丁忧。”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宁宗朝召入对。” 开禧北伐 开禧二年历权工部侍郎、权吏部侍郎 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加平章军国事，下令各军密作准备，即将北伐金朝。 开禧二年（1206年），叶适守制服阕，召至。除权工部侍郎，随改任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欲借叶适之名以草诏；叶适力辞直学士院兼职，不肯草诏。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服除，召至。” “除权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诏以动中外，改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以疾力辞兼职。”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 “服除，权工部侍郎。 时以（叶适之议）为迂缓，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诏，先生力辞。”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谢山补）：“开禧（1205—1207年）用兵之说起，以人望召入朝。” 《上宁宗皇帝劄子》 时韩侂胄重用主战派将领，想通过北伐建功立业；宋宁宗受不了面对金国的不平等地位，也支持韩侂胄之议。叶适对北伐提出异议，韩侂胄不听，遂《上宁宗皇帝劄子》，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策略。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服除召至。时有劝侂胄立盖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将启兵端。 适因奏曰： ‘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兴。陛下申命大臣，先虑预算，思报积耻（指“靖康之耻”），规恢祖业，盖欲改弱以就强矣。 窃谓必先审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论定然后修实政，行实德，弱可变而为强，非有难也。今欲改弱以就强，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金已衰弱，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1119—1125年）之所不能，为绍兴（1131—1162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 且所谓实政者，当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为处所，牢实自守。敌兵至则阻于坚城，彼此策应，而后进取之计可言。至于四处御前大军，练之使足以制敌；小大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皆实政也。 所谓实德者，当今赋税虽重而国愈贫，如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况欲规恢，宜有恩泽。乞诏有司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 既修实政于上，又行实德于下。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也。’”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谢山补）收录该《劄子》全文，曰： “先生上劄子曰： ‘我朝系积弱之后。宣和（1119—1125年）之际，以关、陜骁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来，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与抗者。其后有大仪、顺昌、柘皋之捷，始得定和。完颜亮自殒，始得以敌国并立，则绍兴（1131—1162年）、隆兴（1163—1164年）之际，疑若可尽用其力，以报女真之仇，而卒不敢。 今欲改弱为强，作东南幸安之气，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诚宜深谋熟虑，百前而不慑，不宜一却而不收，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 或谓敌已衰弱，有天变，有外患，怵轻勇试进之计，用麤武直上之策，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1119—1125年）之所不能，为（1131—1162年）、隆兴（1163—1164年）之所不敢，此至险至危事也。 愿陛下先定其论，论定而后修实政，行实德，变弱为强，诚无艰者。 所谓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以修实政者： 臣伏□渡江之后，非不欲固守两淮、襄、汉，而敌人冲突无常，势不暇及。既议和，则收兵撤戍，有定约，又不敢谋，故淮、汉千余里，常荡然不自保。今虽分兵就边，稍图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来。是时淮、汉守备不全，仓猝不过移治，而专倚大军迎敌，胜负不可知。要必扼江后止，如此则往者未足以系西此之望，而来者已足以摇东南之心，万一摇动，将何赖焉！故臣欲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做家计，牢实自守，敌虽拥众而至，阻于坚城，披此策应，首尾相接，藩墙御捍，堂奥不动，然后进取之计可言，此所谓实政之一也。 四处御前大兵，国家倚以为命，岁费缗钱数千万，米斛数百万，东南事力尽矣！譬如亭子，所赖四楹，一楹有阙，累及三陲，无独全者。其闲统副将校，人马器甲，营伍队陈，进战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晓夕用心，事事理会，若其人未当，则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审之重之。此兵几三十万，未望一可当十，十可当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汉能守，此兵能战，数年之内，制敌有余，此实政之二也。 图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极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责也，积安之久，素所不习，耳闻目见，茫然生疏。然天子亦非无知意才力愿得自效者。若淮、汉千里，果能固守，四处大军，果能精练，四方之才，使之观事揆策，自能习熟，易脆腐而为坚强，劲敌在前，行者思奋，此实政之三也。 至于号令赏罚，黜虚崇实，条目甚烦，然总是三者，则其余可次第举矣。 所谓行实德者： 臣窃观仁宗、英宗号极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敌，盖以增兵既多，经费困乏，宁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钱，所在充满，绍圣（1094—1098年）、元符（1098—1100年）间，拓地进筑，而敛不及民，熙宁（1068—1077年）旧人，矜伐其美。然陈瓘讥切，曾布以为转天下之积，耗之西边，邦本自此拨矣。于是蔡京变茶盐法，括商贾所得千百万，内穷奢侈，外炽兵革，宣和（1119—1125年）之后，方腊甫平，理伤残之地，则七邑始立，燕、云乍复，急新边之用，而免夫又兴。自是以来，羽檄交警，增取东南之赋，遂至八千万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瓘》） 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然则英主身济非常之业，岂以财之多少为拘。 近者诏书期于名实不欺，用度有纪，式宽民力，永底阜康，两浙盐丁，既尽免矣，而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疑将复取，臣以为必不至是。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核之，理固当然，然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蠹国审矣！ 今经总制月轮、青苗、折估等钱，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和买、折帛之类，民闲至用一半以上轮纳贪吏，展转科折，民穷极矣！以此自保，尚无善后之计，况欲规恢，宜有大赉之泽！ 伏乞诏国用司详议：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定所出，和气融浃，小民自活；实政与实德交修，所以能累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也。改弱以就强，孰大于是﹖’ 盖先生之意，在修边而不急于开边，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节用减赋，以宽民力。时以为迂缓，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诏，先生力辞。” 告韩侂胄宜先防江 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下诏北伐，叶适向韩侂胄建议“宜先防江”，韩侂胄“不听”。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会诏诸将四路出师，适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听。”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谢山补）： “先生当淳熙（1174—1189年）时，屡以大仇未复为言，至是，谓韩侂冑曰： ‘是未可易言也。请先择濒淮沿汉数十州郡，牢作家计。 州以万家为率，国家大捐缗钱二千万，为之立庐舍，具牛种，置器仗，耕织之外，课习战射。计一州有二万人胜兵，三数年闲，家计完实，事艺精熟，二十万人，声势联合，心力齐同，敌虽百万，不敢轻挠。如其送死，则长弓劲矢，倚堑以待。 当是时，我不渝约，挑彼先动，因其际会，河南可复。既复之后，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气壮志强，实力足恃，虽无大战，敌自消缩，况谋因力运，虽大战亦无难。此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者也。’ 侂冑意方锐，不听。” 开禧二年五月韩侂胄开始发兵北伐 五月除叶适江东安抚使、知健康府兼行宫留守 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叶适除宝谟阁待制、江东安抚使、知健康府兼行宫留守。 七月除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 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北伐初期，虽获得些少胜利，但因战争条件并不充分，也缺周密准备，加上用人不当，吴曦叛降，很快战争的形势便发生逆转。 七月，韩侂胄惧，始注意江防，以丘崈为江淮宣抚使，除叶适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防守长江下游。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侂胄惧，以丘崈为江淮宣抚使，除适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 十月叶适乞节制江北诸州 十月，金兵分九路南下，大将仆散揆率主力长驱直入，至长江边，与叶适对峙，形势危急。叶适命门人左顾卫中郎将厉仲方破定山之敌，解六合之围，建康人心始定。叶适乃请于朝，乞节制江北诸州。 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叶适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予金人以重创。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适谓三国孙氏（指吴主“孙权”）尝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来始失之，建炎（1127—1130年）、绍兴（1131—1162年）未暇寻绎，乃请于朝，乞节制江北诸州。 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骑举旗若将渡者，淮民仓皇争斫舟缆，覆溺者众，建康震动。适谓人心一摇，不可复制，惟劫砦（“砦”：寨）南人所长，乃募市井悍少并帐下愿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将徐纬统以往。夜过半，遇金人，蔽茅苇中射之，应弦而倒；矢尽，挥刀以前，金人皆错愕不进。黎明，知我军寡来追，则已在舟中矣。复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敌营，得其俘馘（“馘”：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的左耳计数献功，也指上述情况割下的左耳）以归。金解和州围，退屯瓜步，城中始安。 又遣石斌贤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时羽檄旁午，而适治事如平时，军须皆从官给，民以不扰。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给钱饷米，其来如归。” 北伐失败 开禧二年（1206年），四路北伐大军皆败，只有镇江副都统制毕再遇连战皆捷，但也无法转变败局。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谢山补）： “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汉间，俱大败，或不战溃。 先生叹曰：‘所谓用兵，乃如是乎！’” 年底，金兵大部退出两淮，留一军驻濠州（今安徽凤阳附近）。 经略江防 开禧三年二月晋宝文阁待制，改兼江淮制置使 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叶适晋宝文阁待制，改兼江淮制置使。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并在江北建定山、瓜步、石跋三大堡坞，安集流民，建立以江北守江的防御体系，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当时朝廷与金议和，叶适认为不必。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兵退，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坞之议。 初，淮民被兵惊散，日不自保。适遂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为堡坞，使复业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处。 又度沿江地创三大堡：石跋则屏蔽采石，定山则屏蔽靖安，瓜步则屏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或连仪真，缓急应援，首尾联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为率，教之习射。无事则戍，以五百人一将。有警则增募新兵及抽摘诸州禁军二千人，并堡坞内居民，通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于每岁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为劫砦焚粮之用。 因言堡坞之成有四利，大要谓：‘敌在北岸，共长江之险，而我有堡坞以为声援，则敌不敢窥江，而士气自倍，战舰亦可以策勋。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坞全力助其袭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后，制胜必矣。此所谓用力寡而收功博也。’ 三堡就（“就”：建成），流民渐归。”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谢山补）： “于是乃出先生安集两淮。 先生上状枢府，言： ‘濠、盱、楚、庐、安、丰和扬七郡之民，冻饿疾疫而死，被敌驱掠而去，或散为盗贼者不论，其奔迸求活者，尚三十万家，皇皇无所归宿，无以处之，则地为弃地，而国谁与守！设今岁边报复急，此三十万家者，且尽丧其生。 春秋、战国之时，画国而守，大为城邑，小为壁垒，百里之国，皆有边面，南、北、六朝，人在战地者，各有堡坞，得自为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区，无有捍蔽者。一旦胡尘猝起，星飞云散，莫能自保，生聚荡然。 故某昨于营度规恢之初，谓未须便动，且当于边淮先募弓弩手，耕极边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汉，东尽楚、泗，列屋而居，使边面牢实，敌人不得踰越。今事已无及！ 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 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讨论防江事宜，诸将各呈故事，曰葺治战舰，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钉设暗桩，曰开掘沟堑，皆数里而屯，计步而守。 先生深忧之曰：‘恐皆不足赖也。夫此数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摇，敌兵一至，皆弃之走，谁与力拒！’ 已而复传金人南下，淮民渡江亿万，所在震动。 一日，有两骑伪效金装，跃马江岸，皆相传曰：‘敌至矣！’渡舟斫缆离岸，橹楫失措，争济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书至官，皆手颤不能出语。先生叹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1127—1130年）之径渡，真非难事，而逆亮（完颜亮）之不得济而殒者，幸也。’ 乃用门下士滕宬计，捐重赏，募勇士，别渡江北，劫其营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闲，凡十数往返，俘馘踵至，士气稍奋，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师之在江中者，终无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终苦无所驻足。 先生相度形势，谓：‘石跋足以蔽釆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东连仪真，乃修其故坞，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敌若窥江，则堡坞足制其后，舟师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风而走，虽登岸击逐，亦有接应。若攻堡坞，则舟师之在江中者，以强弩前救之。若舍堡坞而攻和、滁等城，则堡坞分出其前后以袭逐之。’ 且曰：‘此近江第一层耳。由此而北，豪杰团结山水为寨者四十有七。此时官司之力，无缘周遍，事稍有绪，次第入保可矣。’ 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败；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营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为备陈南人唯长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证之，强而后可。 宣司犹深忧以为生事，先生笑曰：‘敌实不能战也﹖所以胜我，由于此闲之自为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 嘉定元年夺职 开禧三年（1207年）十月，礼部侍郎史弥远及杨皇后谋杀韩侂胄，取其首级，以向金人求和。十二月，政局转变，宁宗改明年为嘉定元年（1208年），清洗韩党，为赵汝愚、朱熹等人平反，并称要广开言路。嘉定初年的这些政治变化，史称“嘉定更化”。 嘉定元年（1208年），御史中丞雷孝友本韩侂冑一伙，至是畏罪，乃反劾叶适“阿附权臣，盗名罔上”，“附侂胄用兵”，致叶适落职，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而侂胄适诛，中丞雷孝友劾适附侂胄用兵，遂夺职。”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兵罢，夺职。” 《宋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谢山补）： “时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为不必，但请力修堡坞以自固，乃徐为进取之渐。 先生杜门家居，绝不自辩也，尝叹息曰：‘女真崛起暴强，据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复为，天祚盛极将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盖其先见如此。” 家居 嘉定元年返乡著述讲学十六年 自嘉定元年（1208年）夺职奉祠后，叶适回到永嘉水心村定居， 杜门家居，悉心著述讲学16年。 嘉定四年（1211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其后奉祠凡13年。十二月，夫人高氏病逝，终年52岁。 嘉定五年（1212年），叶适再提守淮之议。 嘉定八年（1215年），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 嘉定十年（1217年），除华文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 嘉定十一年（1218年），转中大夫。奉祠居家，著述讲学。 嘉定十二年（1219），七十大寿，门人戴栩贺诗云：“欲盟鸥鹭老昌湖，其奈君恩未许何？迟此经纶今日后，定须酬折得年多。著书新稿天无尽，阅世关心海不波。七十却嫌人贺寿，缭墙门雨长庭莎。” 嘉定十三年（1219年），请求致仕，未获准许。 嘉定十三年（1220年），著《习学记言序目》50卷大致成书。 嘉定十四年（1221年），转大中，除宝谟阁直学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辞，未准。 嘉定十五年（1222年），转通议大夫，仍奉祠居家，著述讲学。《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自后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累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 嘉定十六年（1223年），除敷文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乞致仕，除宝文阁学士，转正议大夫。 期间，叶适的学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黄岩人柯大春等。问学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薛师石、曹豳，以及台州、余姚、福建等地来受业的学者。南宋·刘宰《漫塘文集·卷19·送黄竹涧序》有曰：“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履常满，盖其师友相从，亦徘徊而不忍去。” 叶适还尝寓居台州、黄岩、温岭一带办学授业和著述，培养出陈耆卿、吴子良、丁希亮等许多名士，对台州当时学术界影响颇大。后人在台州路桥罗洋街叶适讲学处建毓英庙纪念。 嘉定十六年卒于家 嘉定十六年（1223年）正月廿日，叶适卒于家，终年74岁。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嘉定十六年（1223年）卒，年七十四。赠光禄大夫，谥‘文定’。”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梨洲原本）：“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谥‘忠定’（？应为“文定”，见《宋史》）。”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卒谥‘文定’。” 叶适墓位于浙江温州市海坛山南麓慈山。其墓早年被盗，出土有青瓷墓志1方（现藏温州博物馆）。1952年曾重修，1966年被毁。今墓为1981年在原址东30米外重修。面积104平方米，坐北朝南。墓前有上下2层平台。墓丘呈圆形，直径2.8米，四周用方形块石砌筑而成。墓前立青石墓碑1通，正面篆书阴刻“宋叶文定公之墓”7字，高1.4米。 叶适祠，即“叶文定公祠”，原在松台山麓。清·康熙九年（1670年）移建今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金锁匙巷19号），光绪八年（1882年）重建，存。民居式，2进3间，坐南朝北，砖木结构。 评价 未能极力劝止韩侂胄妄开兵端 《宋史·卷434·列传第193·儒林4·叶适》： “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 方侂胄之欲开兵端也，以适每有‘大仇未复’之言，重之。而适自召还，每奏疏必言‘当审而后发’，且力辞草诏。第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晓以利害祸福，则侂胄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名重当世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34·政绩志·文秩1·宋·知州事·叶适》：“适生平喜读书，考论古今，品藻人物，不以世务萦怀，名重当世。学者称为水心先生。”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反对空谈性理，提倡“经制事功”，奠定了永嘉学派的理论基础；其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归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如在《徐文渊墓志铭》中说4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他的诗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宋诗钞·水心诗钞》）。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 著述 叶适诗文俱佳，遗著宏富。 明末清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忠定叶水心先生适》：“补。云濠案：谢山（全祖望字谢山）《学案札记》：‘先生著有《习学记言》（即“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遗》一卷，《别集》十六卷，《制科进卷》九卷，《外禀》六卷，《荀、杨问答》。’” 《水心先生文集》29卷（文集28卷，拾遗1卷），由门人赵汝谠编次刊行，用编年法。集中所作札、状、奏议、记、序、诗、铭并杂著，成篇章者凡入百余篇。其文“本之圣哲而参之史”，所论鸿博精当，可谓大成。 《水心别集》16卷，其中《进卷》9卷、《廷对》1卷、《外稿》5卷、《后总》1卷，多为针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制、人事等方面积弊的论治之方。 上两书有《永嘉丛书》本、《四部丛刊》影嘉业堂藏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黎谅刊本。1961年中华书局合编并加校点，为新版《叶适集》，全3册。 《习学记言序目》50卷，辑录经史百家，各为论述，其中经14卷、诸子7卷，史25卷、文4卷，辑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条例成编，是叶适评论历代学术著作的专著。有《四库全书》本与敬乡楼丛书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校点本。 另有《水心诗选钞》。以《四部丛刊》影印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黎谅刻《水心先生文集》（其中诗3卷）为底本。校以清·光绪八年（1882年）瑞安孙衣言校注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学者评价 朱熹： “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写下而复遗之，今以附纳，幸为致之。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 吕祖谦： “正则且得有啖饭处，去岁相聚，觉得其慨然有意，若到雁山，必须过存之也。” 陈亮： ①“叶正则俊明颖悟，其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于亮甚厚，其于亮所厚如兄与天民极倦倦，殆未可以科举士人论。此君更过六七年，诚难与敌，但未知于伯恭如何耳。” ②“正则学误，日以超颖，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 刘宰： ①“水心?叶先生之文，如涧谷泉，挹之愈深。慈湖?杨先生（杨简）之字，如节制兵，整而不乱。是志也，水心经年方脱稿，慈湖见即落笔，则肯父所以得此，于二先生必有道矣。” ②“近时叶水心之博，杨慈湖之淳，宜为学者所仰。而水心之学既未免误学者于有，慈湖之论又未免谤学者于无同书。” 陈振孙： “（《习学记言》）大抵务为新奇，无所蹈袭，其文刻削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 刘克庄： “予少时读龙泉（指叶适）所作《陈仲石志》，高雅如《檀弓》、《谷梁》，条鬯如荀卿（荀子名况，字卿）。” 刘埙： “忆昔尝与云畲 赵史君（赵必）论水心文字，止取其铭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后村翁推尊极至，念不可泯，因录于此，识者更共评如何。然不读志，亦不知铭之妙。” 黄溍： “叶正则推郑景望、周恭叔以达于程氏，若与吕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凡所论述，无一合于吕氏。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 黎谅： “其忠君爱国之诚，蔼然溢于言意之表。” 王直： “南渡以来，作者犹众，叶水心先生其一也。 先生之学，浩乎沛然，盖无所不窥，而才气之卓越，又足以发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于当时，而见之功业，不但为文而已也。观其议论谋猷本于民，□物则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于求贤审官、训兵理财，一切施诸政事之间，可以□国体、济时艰…… 先生正直刚明，严于善恶之辩如此，今去已远，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 王夫之： “故孝宗立，奋志有为，而四顾以求人，远邪佞，隆恩礼，慎选而笃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概可睹矣……下此，则叶适、辛弃疾之以才自命，有虚愿而无定情，愈不足言矣。” 黄宗羲： “以余论之，水心异识超旷，不暇梯级……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论矣。” 全祖望： “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闲，遂称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 钱基博： “志意慷慨，与陈傅良切究当世之故，雅以经济自负，而张皇永嘉之学……然陈傅良精密于事为，未得其要领，犹为偏而不全；未及适之发愤于弱势，探源于纪纲之为有本有末，得其大体…… 藻思英发，其为诗文，原本唐人。文则偶必错奇，得韩、柳之意，不如欧、苏之条达疏畅，一往不返；诗亦疏不害妍，则李、杜之遗，不如黄、陈之生犷拗蹇，披猖失谐；似欲力复古调，不逐时贤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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