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833~909年)

(原名,字诏谏,自号江东生

  科场失意。
  仕镇海节度使钱镠
  轶事。
  《谗书》。
  诗歌成就。
  《两同书》。
  遗风。
  在泉州的遗迹。

  原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排行十五;因屡试不第,乃更名隐;唐末·浙江余杭人,一说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文学家。清·道光《晋江县志·卷59·人物志·流寓·唐·罗隐》:罗隐,字昭谏,余杭人……自号江东生

科场失意

  沈崧给事墓志》载:“龆年夙慧……弱冠举进士。高文善价,籍甚广场。才了十人,学殚百氏,名宣县,誉播寰区。唯应足堪并驾,若遇必共争鞭。”

  大中十三年(859年),罗隐27岁就在贡籍,以为可凭自己的才学,立取功名:“薪就学,阅市成功”《上太常博士启》),“三箧书,幸无遗漏,一枝仙桂,尝欲觊觎”《投湖南大夫启》)。他直言不讳:“苟燕台始隗,汉殿荐雄,则斯人也不在诸生下。”《投知书》)当年底,罗隐至京师应进士试。

  可是罗隐仕途很不得意。从大中十三年(859年)27岁,一直考到光启三年(887年)55岁, 总共考了十次,均铩羽而归。《吴越春秋》中说他“十试不中”,史称“十上不第”

  咸通八年 (867年),在历七年不第时,罗隐乃自编其文为《谗书》。《谗书·序》中说: “生少时,自道有言语,及来京师七年,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 “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敬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所谓“自谗”,实际上是批判、弹劾时政。在“位大者不语朝廷事”先生碑》)的情况下,立崖岸,寓褒贬,以“警当世而诫将来”《谗书·重序》)。可是,《谗书》语涉讽刺,统治者“甚病其言”。当罗隐以《谗书》向 “正卿”、“尚书”、“博士”、“员外”投献时,不仅不邀青睐,反而“下有自媒之诮,上无相汲之由”《投秘监事尚书》),始终未能脱白。罗衮赠诗说:“《谗书 》 虽胜一名休。”

  在考了十二年时,罗隐《湘南应用集·序》中说:,大中末即在贡籍中,然命薄地卑,自已卯(大中十三年,859年)至于庚寅(咸通十一年,870年),一十二年,看人变化。”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罗隐39岁,始为衡阳主簿。可是,硖川罗御和右司张员外 “皆谓不宜佐属邑。”罗隐深知自己乃一介白衣,无法以卷轴与公相子弟争名,就于当年十月,“乞假归觐”《湘南应用集·叙》)。

  《唐才子传》昭谏,余杭人。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大为唐·宰相郑畋李蔚所知。”

  僖宗 ·乾符三年(876年)因父殁丁忧回乡。

  黄巢起义后,罗隐避乱隐居九华山。黄巢攻陷长安,罗隐归隐于池州梅根浦。姚士麟《两同书·跋》“广明(880—881年)中,隐池之梅根浦,自号江东生。池守窦橘营墅居之。邺都王绍威为诗,自号其文为《偷江东集》……”

  姚士麟《两同书·跋》载,唐昭宗(889—904年在位)曾欲以甲科取,有大臣当场反对说: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铄?”并引“讥谤之词”《华清宫》为据:“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争奈杨妃解笑何!”昭宗听了,就取消了原来的打算。

  罗隐的前半生经历坎坷,从27岁到55岁的28年中,或因踬科场,或萍飘南北,艰难险阻,一身备尝,结果是“南望商于北帝都,两堪栖托无图”陵秋思》)。科举不成,做僚属又不相容,最后落泊而归。

仕镇海节度使钱镠

  光启三年丁未(887年),诗人再次落第,毅然东归投奔杭州刺史钱镠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59·人物志·流寓·唐·罗隐》:“光启中,归钱缪为从事,后表授给事中。年八十余卒。”

  《吴越备史·罗隐传》载:东归谒王(钱镠),惧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弥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之句。王览见之大笑,因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王粲远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孔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罗隐受宠若惊,即说:“是不可去矣!”

  钱鏐罗隐为从事,又请置钱塘县,表为钱塘县令,寻迁秘书著作郎,后辟为镇海军节度掌书记。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钱鏐进爵越王,天佑元年(904年)又进爵吴王。哀帝 ·天佑三年(906年),罗隐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军判官,氏的文告,表记大都出自罗隐 之手。梁·开平元年(907年),钱鏐被封为吴越王,又表荐罗隐为给事中。这时的罗隐已经 “左脚方行右臂挛”《病中上尚父》)。

  罗隐晚年见知,感恩戴德,在《虚白堂前牡丹相传太傅手植在钱塘》中写道:“欲询往事奈无言,六十年来此托根。香援几飘虎扇,格高长对孔融樽。曾忧世乱阴难舍,且喜春残色尚存。莫背栏杆便相笑,与君惧受主人恩。”

  梁·开平三年(909年)春,罗隐病不直,钱鏐亲临抚问,还题诗于壁道:“黄河言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罗隐起而续题两句:“门外旌斤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 并以红纱罩覆其上,以表知遇之恩。钱鏐又举荐罗隐塞翁为镇海军节度推官,并迁为盐铁发运使。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三日,罗隐殁于西阙舍,享年七十七岁。(汪德振《罗隐年谱》

  《涧泉日记》云:“唐·光启三年(887年),吴越王表奏为钱塘令,迁著作郎,辟掌书记。天佑三年(906年),充判官。梁·开平二年(908年),授给事中。三年(909年),迁发运使。是年卒,葬于定山乡。佥部郎中沈崧铭其墓。有文集数卷行于世。”

  清·乾隆《晋江县志·卷12·人物志11·流寓·唐·罗隐“光启(885—888年) 中归为从事,后表受给事中。”

  《唐才子传》另有说法:“唐·广明(880—881年)中,因乱归乡里,节度使辟为从事。开平(907—911年)初,太祖(梁太祖·朱温以右谏议大夫征,不至。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密表推荐,乃授给事中。年八十余(?),终于钱塘。 ”

  罗隐大半生不得志,沈崧给事墓志》称其“宗伯不能第,宰属不能官”。归附 钱鏐后,宾主遇合,如鱼得水,所谓“主有礼贤之名,宾有荣家之美”沈崧给事墓志》)。对此,罗隐深为感激,下许多称颂钱鏐的诗篇。

  在这期间,罗隐与东安都将杜棱及其子杜建徽和余杭都将陈晟(本市洞桥镇陈村人,后为睦州刺史)号称“东安三杰”罗隐尽心辅助钱镠护卫桑梓,开发两浙,治理杭州,作出了一定贡献,在唐王朝落日残照中度过了安定的二十二年。

  吴颖《重刻罗昭谏江东集叙》说:罗隐“佐国是而惠残黎”昭谏则固有于天下之大者也。遨游吴楚,退而应王之召。其高节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

  龙纪元年(889年),唐昭宗·李由杰更名为罗隐钱鏐作贺表曰:“左则之全文,右则姬昌之半字。”当时京师称为贺表中第一。(《吴越备史·罗隐传》

  唐昭宗·景福三年(893年)九月,以武威军防御使钱鏐为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军使,钱鏐沈崧草谢表,盛言浙西繁富。所以示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给,朝廷执政方节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钱鏐请他重作,略云:“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大臣见了都说:“此罗隐词也。”《吴越备史·罗隐传》

  《西湖游览志余》氏有国,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桶,谓之‘使宅鱼’。题《磴溪垂钓图》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长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览诗大笑,遂蠲其征。”

  天佑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国号大梁,罗隐力劝钱鏐伐梁。《十国春秋·罗隐传》载:“梁既篡唐,欲以虚爵麋强藩,进武肃王吴越两国,且以谏议大夫召不行,请举兵讨梁。曰:‘王,唐臣,义当称戈北向。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始以不遇于唐,必有觖望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而心窃义之。”吴任臣评论说:“以彼义形于色,劝兴兵伐无道梁,藐视强藩,畜以从子,大义侃侃,又宁独以文士见哉!”罗隐“卷卷本朝之意”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1》),曾受到后世文人的击节赞赏。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8》认为“忠义可见”胡震亨《唐音癸签·卷 26》说:“读罗昭谏钱鏐举兵讨梁,又不禁发上冲冠矣……忠义硕果,亦王泽之犹存,而诗教之未尽坠地也。”

  罗隐的葬墓,《十国春秋》说:“葬新登县界,沈崧志其墓。”清·道光《浙江新登县志·卷17》说:“谏议大夫给事中罗隐墓,在县界徐村之水坞,冢碣犹存。”《绍兴府志》说:罗隐寓居萧山卒,墓在许贤乡。”明《一统志》说:罗隐墓在泾县东七十里。”《江西通志》说:罗隐坟在乐安县罗家潭。”沈崧给事墓志》说:“以开平四年(910年)正月二十三日归灵于杭州钱塘县定山乡居山里,殡于徐村之穴。”沈崧当时任镇海军节度推官佥部郎中(《罗隐年谱》),与 罗隐同为钱鏐的幕僚,所述情况应是可信的。《钱塘县志》、明·万历《新城县志》因亦采用 沈崧之说。

轶事

  姚士麟《两同书·跋》为宰相郑畋令狐陶李蔚所知。女览诗,讽诵不已,疑有慕才意。貌寝陋,使女一日帘窥之,自此绝不咏其诗。登进士,以诗贺之,曰:‘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公一篇耳……’”

  《唐才子传》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曰:‘秀才尚未脱白。’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 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明·屠中孚《刻江东集序》说:“若《答云英见诮》及《题新榜》二绝,真堪为之涕落。”

  《梦琐言》记:某次罗隐乘船,兴发吟诗,舟人告云“此有朝官”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得数辈。”乾符(874—879年)末,朝议欲召,但为前文述及的同船朝官所阻,说:罗隐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

  罗隐曾投奔淮南节度使高骈,龃龉不合。酷好仙术,罗隐《后土庙》诗刺之:“四海兵戈尚未宁,始于云外学仪形。九天玄女犹天圣,后土夫人岂有灵?一戴好云侵鬓绿,两层危岫拂眉青。郎年少知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经》。”罗隐 把诗题在墙上,连夕挂帆而去,高骈知道后,恼羞成怒,发船紧追,不及始罢。

  《五代史补》

  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

  时长安有罗尊师者,深于相术,以貌陋,恐为相术所弃,每与尊师接谈,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问焉。尊师笑曰:‘贫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决在一第,未可与语。今日之事,贫道敢有所隐乎!且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

  邻居有卖饭媪,见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 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闻之释然 。

  遂归钱塘。时钱镠方得两浙,置之幕府,使典军中书檄,其后官给事中。

  初,罢上中书之日,费窘,因抵魏,谒邺王罗绍威,将入其境,先贻书叙其家世,邺王为侄。幕府僚吏见其书,皆怒曰:‘罗隐一布衣尔,而侄视大王,其可乎!’绍威素重士,且曰:‘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金,他物称是,仍致书于谓叔父,首用之。 ”

著述

  唐末五代,有成就的作家寥寥;诗文并称的更少。而罗隐却在诗文两方面都有突出成就。 因仕进不顺,诗文中好讥讽世事、鞭挞时政。《唐才子传·卷9》评价他的诗文“几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

  罗隐的著作相当丰富,诸籍所载略有出入。《吴越备史·罗隐传》记载“所著《江东甲乙集》、《淮海寓言》、《谗书》、《后集》并行于世。”《唐才子传》载:所著《谗书》、《谗本》、《淮海寓言》、《湘南应用集》、《甲乙集》(诗集,收有诗402篇)、外集启事等,并行于世。”《崇文总目》所列有:《罗隐 集》二十卷,《吴越掌记集》三卷,《江东后集》十卷,《甲乙集》十卷,《罗隐赋》一卷,《罗隐启事》一卷,《谗书》三卷,《湘南应用集》三卷,《淮海寓言》七卷,《吴越应用集》三卷,《两同书》二卷。

  罗隐著述散佚严重, 前人为收集罗隐的著作,曾做了许多工作。明·万历中姚士麟叔祥 )重辑并由屠中孚校刊成《罗昭谏江东集》五卷。清·康熙九年(1670)新城县令张瓒据《江东集》抄本(即校五卷本)和《甲乙集》刻本参互校订,合刻为《罗昭谏集》八卷。道光四年(1824)新城知县吴墉张瓒的《罗昭谏集》和钦定全唐诗文及《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增补一卷。惜未能尽收罗隐遗著,且未刊行。 

  《全唐诗》存其诗11卷又1首,《全唐诗逸》补其诗1首。《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其诗14首、断句17。《全唐文》编其文为4卷。

  后人对罗隐及其诗文的研究,除了版本序跋和散见于文学研究的诸家评述外,极少有专论专著,只有新登汪德振于民国24年(1935年)编纂的《罗隐年谱》。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雍文华校辑的《罗隐集》,所辑除《甲乙集》、《谗书》、《广陵妖乱志》、《两同书》外,还有散见的序、记、启、论、碑、表、铭、状、列传等杂著,书末并附罗隐生平传记、版本序跋、 书目著录和诸家评述。

《谗书》

  罗隐擅长杂文,笔锋明快犀利,极负盛名,其代表作为《谗书》。

  《谗书》初编于懿宗·咸通八年(867年)春,共五卷60篇(现存 58 篇,有两篇有目阙文),清·阮元列入《四库未收书目》。其中,《吊县令》写的是咸通八年夏的事,《与招讨宋将军书》写于王仙芝攻上寿春、颖川、亳社、合肥而进军梁宋之时,则在唐僖宗·乾符三年( 876年),该都是后来补充或调换上去的。

  《谗书》以无比犀利的笔锋,嘻笑怒骂,涉笔成趣,无情地弹劾时政,批判现实,抨击统治者,揭露恶势力,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不可多得的讽喻佳作。罗隐《谗书·重序》称是为了“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

  方回《谗书·跋》称其皆“愤懑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泄其怒之所作”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亦曰:“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

  《谗书》中的大量篇幅,借助于历史材料来讽喻现实或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

  有的从正面阐发义理,给人以启示。如《三帝所长》和《丹商非不肖》,从“化存于外”,“舍其子而教”,肯定其“示后代以公共”的精神。子高之让》,由伯成子高责让夏禹而归为“谨其取”的原则。

  有的从反面揭示其实质,发人之觉悟。《英雄之言》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视家国而取”的强盗本质。最后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秦之鹿》“秦鹿去而天下逐”的事实,论证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蹂躏人民、摧残文明的禽兽本质 。

  有的从盛衰兴亡的历史才识中给统治者敲响警钟。如汉武山呼》汉武帝沉醉于“万岁之声”,“以至于百姓困穷”《迷楼赋》隋炀帝迷于粉黛之色和郑卫之音而至于 “相秉君恩,将侮军权,百官庶位”,揭示了纵欲必败的规律。又以吴王“赐死,而用事”导致“越入吴”,揭示昏佞臣误国的必然性。

  在运用历史题材时,作者总是根据主题的需要,灵活取舍。

  有的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故事。如《市赋》,从晏子“踊贵屦贱”齐景公用刑之繁,而引申出以“交易进退”齐景公“谨以从政”的故事,影射唐末昏乱政局 。

  有的对原有故事稍加改编,或突出某一侧面,翻空出奇。如《越妇言》取《汉书·朱买臣 传》的素材,批判矛头却由不安贫困的妻而转向以富贵骄人的封建官僚朱买臣,这就更富有社会意义。

  出于对传统观念的蔑视,罗隐常常做翻案文章,而且具有卓识。如《三叔碑》、《叙二狂生》,都说得鞭辟入里,令人信服。

  在《谗书》中,罗隐还以虚构寓言故事来砭时政,讽喻现实 。

  庄周氏弟子》文中那“舍五常以成其名,弃骨肉而崇其术”庄周氏弟子,使人联想到以杀伐起家,鱼肉人民的乱臣叛镇的凶险诡诈。《畏名》活龙活现地勾勒出为官之人的可笑嘴脸,他们在暗处“辟是非,正兴替”,夸夸其谈,无所顾忌,标榜为“了者”, 而在明处却明哲保身,“噤不得呻”。其他,像《齐叟事》、《荆巫》等,都无不含意深远,引人联想,发人深思。

  托物寄兴,借事论时也是《谗书》中常用的讽刺手法 。

  《秋虫赋》是对弱肉食的唐末社会的形象批判。《说天鸡》是对那些仪表堂堂而不学无术的达官贵人的嘲讽。《屏赋》再一次痛陈奸臣当道,小人用事的危害。《蟋蟀诗》运用比兴手法,展示了邪恶得逞,贤良受压的社会现实,并以蟋蟀自况,表现了处境萧索而重操守的高尚情怀。此外,如《风雨对》、《题神羊图》、《悲二羽》等等,或托兴诗赋以见乎词,或假托他事以陈其意,无不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喻和批判,放射出强烈的战斗锋芒。

  在《谗书》中,还有一些直陈其事之作。《清追癸巳日诏流》、《代征君逊官疏》是对 弊政陋习的披露,《市傩》、《木偶人》是对世风偷薄的指责,《道不在人》、《善恶须人》 是怀才不遇的愤激,《投知书》、《答贺兰友书》、《序陆生东游》是不随流俗的抗争。 至于对贤臣良将的赞颂及对他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的《三闾大夫意》、《说石烈士》、《梅先生碑》、《吊崔县令》等。则从另一侧面控诉了社会的黑暗,揭露了现实的丑恶。

  总之,《谗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文学价值的好书,是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

  《谗书》一度成为禁书,纪昀在修撰《四库全书》时竞不敢收。

诗歌成就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59·人物志·流寓·唐·罗隐》:“工诗,长于咏物。”

  罗隐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但作为一位诗人却声名大振。刘赞罗隐诗(何光远《鉴戒录·卷8》)说:“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

  罗隐的诗篇约500首,除少数五、七言古诗和杂言诗外,基本上都是近体诗,尤以七律最多。罗隐诗名于天下,与宗人罗虬罗邺并称“江东三罗”而居其首(王定保《唐摭言》) 。又与 杜荀鹤 、 陆龟蒙 、 吴融 、 郑谷 等以诗往还。

  罗隐诗风近于元稹白居易,雄丽坦直,通俗俊爽,诗句脍炙人口。他流落民间,体恤民情,针砭时政,“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桐江诗话》),受到群众的喜爱。清·洪亮吉《北江诗话》评曰:“七律至唐末造,惟 罗昭谏 最感慨悲凉,沉郁顿挫,实可远绍浣花(杜甫),近俪玉溪(李商隐)……迥非他人所及。”

  罗隐诗歌的内容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下第”诗,另一类是“咏物”、“咏史”诗,不乏佳作。

  下第诗

  主要通过对自己坎坷遭遇的感叹,揭露科举的弊端与用人制度的腐朽。

  《曲江春感》“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

  《感弄猴人赐朱绂》“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又如《东归途中作》“只言圣代谋身易,争夺贫儒得路难。”《东归》“ 惟将白发期公道,不觉丹枝属别人。”《过废江宁县》“漫把文章矜后代,可知荣贵是他人。”《长安秋夜》“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丁亥岁作》“早知世事长如此,自是孤寒不合来。”

  咏物诗

  《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雪》“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咏史诗

  罗隐的诗以咏史名世。他的咏史诗常常具有论的性质,在咏叹和议论历史的成败得失中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刺。由于时代的影响,罗隐的咏史诗带有浓厚悲凉色彩。他很少吟咏经纶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揆天则地,气势浩然的盛世景象,而更多的是感叹亡国之君和末世之时。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作者对他生活的时代所唱的挽歌。

  《秦纪》“长策东鞭极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元?”

  《焚书坑》“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

  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衡阳泊木居士庙下作》“鸟噪残阳草满庭,此中枯木似人形。只应神物长为主,未必浮槎即有灵。八月风波飘不去,四时黍稷荐惟馨。南朝庚信无因赋,牢落祠前水气腥。”

  《谒文宣王庙》“晚来乘兴谒先师,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雨淋状似悲麟泣,露滴还同叹凤悲。傥使小儒名粗立,岂教吾道受栖迟?”

  《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妃。”

  又如,《始皇陵》“六国英雄谩多事,到头徐富是男儿。”炀帝陵》“君王妨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台城》陈后主“兵来吾有计,金井玉钩栏。”《姑苏台》夫差“解崇台榭为西施《筹笔驿》刘禅“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汴河》“应笑秦皇用心错,谩驱神鬼海东头。”《代文宣王答》“ 释氏宝楼侵碧汉,道家宫殿拂青云。”

  其他

  罗隐的一些诗句,至今传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

  罗隐的诗歌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语言通俗,风格多样,在唐末五代诗坛上有重要地位。

  李慈名《越曼堂读书录·8·文学》曾对罗隐作全面的评价,说:昭谏诗格虽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铮铮者;文亦崭然有气骨,如其诗人也。”

   清·薛雪《一瓢诗话》说:罗昭谏为三之杰,调高韵响,绝非晚唐琐屑。”

  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8》也说:“五代十国诗家著者,多有唐遗士……罗昭谏隐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

《两同书》

  《两同书》共十篇,分二卷。

  《崇文总目》曰:“采二书著为内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说为内,孔子治世之道为外,会其旨而同元。”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老子养生,孔子训世,因本人之著内外篇各五,其曰‘两同书’者,取两者同出而异名之意也。”

  其实,《两同书》是一部从哲学角度表达政治理想的理论著作。所谓“两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有两层意思:

  一、老子孔子的学说,本是对立的,但《两同书》中前五篇归本予老子的话,后五篇中有四篇归本予孔子的话,作者力图说明,修身养性和治国训世,表面看来有内外之别,但视觉实质来说,却有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老子孔子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所以说“两同”

  二、《两同书》中的每一篇,都从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论述某一个问题,上卷的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下卷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无不说明对立双方,既有其区别,又有其内在联系,决定关键在于能否符合一个“仁”字。以“仁”修身则贵、强、益、敬、厚,不然则贱、弱、损、慢、薄;以“仁”治国则理、得、同、爱、不然则乱,失、伪、异、憎。原来,罗隐是以“仁”为出发点,把老子孔子的某些观点“同”起来的,究其实质来说,是把老子的某些理论纳入儒学的轨道,为宣传儒家的政治理论服务。

  作为议论文,《两同书》各篇观点鲜明,说理充分,语言犀利,逻辑性强,时时闪烁出卓越的思想光辉,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在当前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遗风

  新诚人视罗隐与同时的杜建徽为文武乡贤的杰出代表,给他们建祠塑像,世代纪念。清·道光三年《新城县志·卷18》曰:(新城民风)性鲠直而不阿,习俭朴而不侈;人知节义,瞧阳杜建徽之遗烈犹存;士业诗书,昭谏罗隐之芳徽不泯。”

在泉州的遗迹

  因科场屡屡失意,罗隐在大中十三年(859年)27岁至光启三年(887年)55岁期间,曾到全国各地游历和充当幕僚,足迹遍及浙、苏、皖、赣、湘、鄂、蜀、陕等省。吴任臣《十国春秋》说:“方屡踬进士第,遍历诸州,驰驱扰攘之中惫矣。及遭逢霸主,文采烂然,声施后世,可谓得时而驾耶!”姚士麟《两同书·跋》曰:“四海闻有江东。”

  罗隐于咸通(860-874年)间流寓入闽,足迹遍及八闽大地。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59·人物志·流寓·唐·罗隐》:“尝游晋江罗裳山玉髻石壁及惠安螺山,所至多灵异。”

  罗隐曾隐居晋江罗裳山,故该山俗称“罗山”,山上留有罗隐“画马石”。(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山川·罗山·画马石》)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外古迹·画马石》“画马石,在罗裳山玉髻峰下。《闽书》:‘唐末罗隐乞食山下,山下人侮之,乃画马于石。每夜出食人禾,追之则马复入石。山下人乃改礼焉。为画桩系马,马不复出。今其迹了然云。好事者刀镌深刻,欲与匹辄不久漫昧也。’俗传罗隐出语成谶,虽未必尽然,然黄滔诗有云:‘三徵不起时贤议,九转终成道者言。’亦修真学道者流耶?”

  晋江深沪原名“沪江”罗隐行吟至此,见山色青翠,沪江幽深,于石壁山一石崖下题刻 “深沪”二字,自此“沪江”改称“深沪”

  《闽书》(深沪)宝泉庵,庵左无蚊,亦以为罗隐忏云。”

  惠安城西螺山,又名登龙峰,亦曰罗山,以罗隐寓此得名。

  安溪蓬莱白厅村有罗隐坝”,流传有关于罗隐的传说。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闽书》曰:“俗传罗隐出语成谶,着有异迹,若罗裳山之画马石,深沪之石壁山书字,及建安书筒滩所载。予初尚未信其果此罗隐与否,及读杨文敏《书筒滩记》,已稍信之。因阅黄滔诗:‘三征不起时贤议,九转终成道者言。’方知学道修真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