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民系（明、清）
明初
——明初的排外运动。
——蒙古族出姓。
——锡兰世姓。
——畲民入泉。
明代入泉族姓
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
——人口移动特点。
——明·初、中期。
——明·晚期。
明末清初，三次移民台湾高潮
——明以前移居台湾情况。
——郑芝龙时期第一次移民台湾高潮。
——郑成功、郑经时期第二次移民台湾高潮。
——开放泉、台对渡形成的第三次移民台湾高潮。
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
清代入泉姓氏
明初
明初的排外运动
元朝蒙古人和色目人联合对南方汉人（南人）的统治，促进了泉州对外交流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文化多元状态的发展，但从更广泛的地域看，同时也造成了汉人与非汉人之间深刻的民族紧张情绪。明朝建立后，明初统治者利用这种民族情绪，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排外运动。
泉州《清源金氏族谱》载，明兵入泉时，“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肉于猪槽中，报在宋行杀逆也。”在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及其混血的后代，或被杀灭，或被迫逃亡，其宗教崇拜场所、居住区、墓园也广遭破坏。
在国家压力的迫使下，阿拉伯、波斯商人及其后裔，不得已逃离泉州城区，向山区和海边的荒僻乡村移民，甚至离开泉州，逃往其它州县。
泉州阿拉伯人蒲氏在元代显赫一时（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蒲寿庚、蒲寿晟》），入明之后，为朱元璋所不赦。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引泉《志》曰：“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其后裔或被充军边远，或四处逃散。洪武（1368—1398年）间，蒲姓后裔由泉州移居永春官田市和九十都后溪寨脚，以经营“神香”为业。蒲寿庚的八世孙蒲本初匿居晋江东石榕树村，明、清时却也发展为数百之众，然清末民初遭匪患、瘟疫，逃亡或死失而废村，今东石尚有30余人。蒲氏流散各地，今永春达埔、德化浔中、双翰尚有100余人，鲤城、惠安、金门也有少数。其他则分散于海内外各地。
蒙古族出姓
明初，泉州出现一个蒙古族出姓。其家庙大门楹联写“燕南无二族，惠北自一家”，点明了在百家姓中找不到“出”氏源流。
泉州出姓乃蒙古族贵族后裔，其远祖是木华黎。木华黎是成吉思汗的义弟、元朝开国功臣，官拜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爵封鲁国公，允许世袭，权倾朝野。
传至九世纳哈出（木华黎八世孙），为元顺帝时的内阁太尉，值元亡，被迫归明。纳哈出降明又叛，叛了又降，几经反复。明太祖以名臣后，待之厚，知其不忘元，资谴北归蒙古。
纳哈出回蒙古后，又聚兵金山，屡犯辽东，明太祖谴使招抚，终不服。不久，为明军叶旺所败，冯胜等大军掩至，乃再降。明太祖再次宽恕了他，洪武廿年（1367年）还封他为海西侯，分隶云南、两广、福建。洪武廿一年（1368年），从傅友德征云南，卒于途中。
纳哈出的长子察罕受封沈阳侯，坐蓝玉叛逆案株连处死。
纳哈出的次子纳哈出·佛家奴是妾那氏所出，当时授职指挥使，在福州府中卫街十三甲屯田三十二亩役边御倭，闻兄被诛，恐祸及九族，遂去职隐于荒郊野岭，去掉父名“纳哈”二字，单取“出”为姓，逃离福州。
佛家奴最早隐居惠安九都后龙象狮村（今泉港区后龙镇上西村），传下两代后出舜宾（十二世）由象狮乡迁居泉港涂岭新厝村。
再传一代出光育（十三世），天顺六年壬午（1462 年）由涂岭新厝乡迁照船山下惠安十都樟市铺（今泉港区涂岭镇小坝村洪厝坑一带），遂定居下来，成为洪厝坑出姓一世祖，尊纳哈出为始祖，号“不归公”，郡号“燕山”，同时将境内的烟道山称为“燕山”，从此出氏在此繁衍。《出氏家谱》载，燕山，北方燕然也，在蒙古族地……元定都于燕山之南——燕京（今北京），因出姓先祖来自燕山之北，故郡望及堂号皆为“燕山”。
现在，出姓后裔分布于惠安涂岭乡及仙游县枫亭乡所属的小坝、洪厝坑、涂岭新村、横溪、上衍、九社、甘蔗园、前欧、后头、西坑、东周、南型等方圆12公里多的13个自然村里。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祠堂·洪厝坑出氏家庙》）
锡兰世姓：
明·天顺三年（1459年）锡兰国王子世利巴交剌惹出使中国朝见皇帝，回程时住在泉州。成化三年（1466年），锡兰国王去世，国内发生宫廷政变，王位被外侄继承，王子由此不得回国，于是定居泉州，娶回族女蒲氏为妻，繁衍生息，并取“世利巴交剌惹”名字的第一个字“世”为姓。
留泉世氏后裔先后居泉州郡城都諌坊（忠諌坊，今中山中路南段）、北门小山境一峰书街、通淮街（今涂门街）。世氏在泉州和当地人通婚相处，入乡随俗，其后裔子孙逐渐汉化，学习汉文化，登科及第，著书立说，设校教学，成为望族。家族墓葬区在城东东岳庙至七里庵的古驿道旁世家坑。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世利巴交剌惹》、《鲤城姓氏·世姓》、《泉州古墓·世家坑》）
畲民入泉
明·洪武九年（1376年），钟泮儒，自漳州海澄迁嘉禾里钟宅村（今厦门钟宅）开基。
钟泮儒是钟耿坊的第三子，其先祖源于河南颍川郡朱昌县安邑乡，晋末渡江避难居江西赣州，传至北宋钟会居福建宁化，任北宋军职，退隐后定居福建汀州府白虎村。传至钟道器（讳准），神宗时（1068—1085年在位）为避祸难居漳州海澄。钟道器第六子钟化成传钟耿坊。钟耿坊的第三子钟泮儒自漳州海澄迁嘉禾里钟宅村（今厦门钟宅）开基，生五子，人称厦门钟宅五房。
二房钟维明传至钟颜德，明·永乐廿一年（1423年）迁至清溪盐坛（今安溪县善坛）开基。
钟颜德再传至五世孙钟可仰，讳进响，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迁惠安海头（今泉港区钟厝）开基定居。（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祠堂·钟厝畲族钟氏祠堂》）
明代，畲族还自湖南迁移泉州，散居各地。畲族自称“山族”，古称“五溪蛮”。明·正德七年（1512年）盗起，原住惠安的畲民星散四方，其中一支卜居在双髻山、丰山下村落，繁衍生息，洛江区河市、马甲镇因之成为畲民聚居最多的地方；另一支散居南安市码头镇，安溪县官桥、白濑、剑斗、湖上等乡镇，永春县达埔、东平乡和德化县霞碧、葛坑乡等地。
明代入泉族姓
万姓：
明·洪武二年（1369年），江西建昌府南城的万初斋，字泰一，以漕运迁戍入闽，任泉州卫左千户所百户，编入晋江军籍，定居晋江，为泉州万氏始祖。后赘留敦〈今丰泽区城东镇辖〉为林婿，居浔美，永乐二年（1405年）归宗复姓，为“浔美万”。
明代军籍为世袭制，因此万氏子孙均编入军籍，在晋江县新庵岭、德化等处屯田，耕种办粮以济军储。嘉隆（1522—1573年）间，徭役加徵，供需繁重，入军籍的万氏子孙多潜匿外窜，散处于福清、惠安、德化、同安汀溪、晋江安海等处。
万氏的十一世万正色，清·康熙间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在东门建有府第，该地人称“万厝埕”。其族人也纷纷从浔美迁入城内。
南安汤边万氏始祖与万初斋为兄弟，后裔有一支徙迁安溪。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万正色》、《泉州祠堂·浔江万氏家庙》）
周姓：
明·洪武初（约为洪武一～三年，即元·至正廿八～卅年，1368—1370年），莆田周如然受已落籍泉州的周璧经之聘来泉，居晋江五都坑南对面灵源山之阳。后婚（或曰“入赘”）于五都夏家，生一子，遂籍焉。
传至四世周雪廷，讳琅，字符美，始由晋江五都迁居郡城东北胜果铺崇福街。周雪廷子五，日后分五房。（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鲤城姓氏·周姓》）。
吴姓：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吴薪裔孙吴启衷（字钧父），从南靖迁入泉州南安廿七都古苍乡（今仑苍镇），其后裔丕振蕃盛于福建、广东、广西、台湾和东南亚诸国。吴薪，字宗蓬，宋末（1249年）状元宰相吴潜（安徽人）十一世孙，从浙江兰溪以孝廉征为龙岩令入闽，未三年即得迁秩，改判潮州，莅任时途径海阳探访祖迹，不幸染疾，其子吴钊、吴钏徙居漳州西门外下坡社，后裔又移居漳州南靖。
邓姓：
明·洪武（1386—1398年）年间，邓起袭兄职承信校尉，北试不中，调泉州卫右所百户（习射将军），居泉州城北花园后（今丰泽区北峰花园头），后家居安溪湖头镇三角池。以后邓氏除了留在泉州郡城世袭罔替外，子孙大多外迁。
邓起的先祖邓光佈，字明远，唐·光启元年（885年）随王审知入闽；其孙邓克谐（字仲孝）被宋仁宗封为银青大夫，后卜居沙县荆山荆西之湖东，后裔分为八房，徙居福建各地。邓起及其兄邓仁即沙县邓氏四房邓沐的裔孙。邓仁从明太祖·朱元璋平天下有功，授南京留守百户，赐荫世袭。
蒋姓：
①元末，先世世居安徽徽州歙县的蒋成，随父兄徙居凤阳府寿州（今安徽寿县）延寿乡，传子四：橹、真、兴、旺。
四子蒋旺随从明太祖·朱元璋驱驰征战四十年，由总旂升任建宁卫（今福建建瓯市）前所百户，为明朝开国功臣。明·洪武廿五年（1392年），蒋旺任福建永宁卫福全所世袭罔替正千户，遂籍晋江，为福全蒋氏开基祖，谥号寿州，人称“旺舍”。
蒋旺有子三：政、忠、信。忠、信俱回凤阳老家，长子蒋政世袭福全所正千户。蒋政有子四，裔传泉州、晋江、安溪、惠安、永春、同安、漳州、广西等地，子孙虽迁徙各处，但均以“福全”为灯号。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祠堂·福全蒋氏家庙》）
②明·洪武年间，原在安徽歙县任文牍的蒋范（据传为蒋旺的叔父），南迁泉郡任司训，家住南安二都仙景乡。
蒋范子蒋畴，字嗣昭，号景山，明·永乐十年（1412年）登进士，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蒋畴生有三子，长子居仙景，次子徙西坑。
蒋畴第三子蒋贞介宣德（1426—1435年）间生，少敏学，好习王羲之书法，又喜养鹅，以“瑞应飞鹅，族开奇树”徙居晋江树兜（今属鲤城区），被尊为树兜奇树蒋氏一世祖。后裔有部分移居泉州城内，还分衍晋江、惠安、同安、厦门、金门、漳州、南靖，广西的桂林全州，有的迁居台湾、香港、澳门、印尼、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等国和地区，以侨居印尼泗水最多。（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祠堂·树兜蒋氏家庙》）
王姓：
王铨，元末明初·安徽六安县人。因救朱元璋有功，明初受封为闽浙指挥使，将衙门设在泉州，在郡城义全铺一条小横街兴建指挥衙，此小横街后称“指挥巷”。王铨后裔即在此聚族而居。（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鲤城姓氏·王姓·拜袍王》）
徐姓：
【唐·天宝八年（749年）安史之乱，江浙骚扰最烈，徐务（字恒经）由衢州避乱入闽，卜居莆田县崇仁里，传至五世，子孙繁衍析分六派：柱史派、中秘派、长史派、寺丞派、簿尹派、郡宪派。】
莆田徐氏中秘派的徐仲贤，于明·洪武（1368—1398年）间任西垵（今晋江市安海镇）簿尹后，以官地卜居，形成西垵支派。清初“辛丑迁界”，徐氏四方迁徙，徐璞庵（字元璋，徐务三十二世孙）带七个儿子迁于南安官桥莲塘，后卜居周厝乡，后裔播迁泉州郡城。（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历史事件·清初迁界》、《鲤城姓氏·徐姓》）
郑姓：
【唐玄宗年间，太府卿郑露、中郎将郑庄、常州别驾郑淑三兄弟由祖居地荥阳几经辗转，迁到莆田南湖山，架草书堂传播中原文化，时人号为“南湖三先生”。】
明·洪武（1368—1398年）初年，郑露后裔郑谷弦肩担货郎担从莆田文甲出发，串村走巷叫卖杂货，来到惠安县八都蔡林铺牛坑村（今已废乡），寄居吴总判家，吴配以女。成家后郑谷弦迁徙于蔡林铺荻林社何厝（今泉港区山腰镇荷池村）肇基。荷池郑氏尊郑露、郑庄、郑淑为“荥阳郑氏始祖三公”。
郑谷弦后裔衍派三房，分居仙游、泉港等九个自然村，另尚有迁居厦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祠堂·荷池郑氏宗祠》）
薛姓：
【晋室永嘉之乱，中原板荡，士多渡江。薛推由河东郡（在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徙居江左（今江西），迨南朝·陈·太建中（569-—582年）光禄大夫薛贺始徙居于福建长溪（今福安市），被尊为入闽始祖。
薛贺传至十二世时，薛君诠由长溪徙居晋安（今福州市）还珠境，后薛节翕乃由此徙居福唐（今福安市）文峰里。】
明初，福唐薛贺二十七世孙薛天舆贸易于泉州之车桥。薛天舆在福唐已娶周氏生男元亨、元述、元茂，至泉再娶王氏，生子一，曰元美，定居车桥（今南门车桥头），元美遂为泉州薛氏一世祖。后裔分布泉州郡城。（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鲤城姓氏·薛姓》）
商姓：
商姓先代商玉自浙江淳安徙迁福州，居西门外横屿。
商姓入泉应不迟于明初，始祖商荣，初家居晋江永宁，生齿日繁，田宅亦丰。
至明代倭寇之乱，商氏相率逃于石狮，暂居牛墟。出走时特负永宁城隍爷金身至石狮，暂寄安放在石狮土地庙，此即石狮城隍爷之来源。以后石狮城隍庙董事按例尊重商姓，城隍爷出巡时，执头旗者必须商姓。后遂买宅为家，与姜、田两姓居同一村落，后随派分居，各迁他处。商氏即以祖厝为家庙。
清初沿海“迁界”，商氏有迁入泉州郡城。（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鲤城姓氏·商氏》）
叶姓：
明·名相、福清叶向高之裔于明末由福清入泉任卫戍将军，官府在郡城北门下孝友，后裔即定居下来。（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叶向高》）
萧姓：
明代，萧坦斋与其兄自河南开封府鲁山县入闽，先居德化，旋徙泉郡。至四世萧德嘉迁南安洪濑；萧德昂于嘉靖（1522—1566年）间移居永春上西门，八世徙住泉州郡城。
回族金姓：
一支回族金姓，明代由广东雷州迁入泉州。现有十余户居法石美山村（今属丰泽区），数百人居太丰村。
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
人口移动特点
从明至清，由于海禁及抑商政策，宋、元时期那种人口海外自由活动的环境不复存在，泉州民间的第一种反映是成规模的海上私商与海盗的兴起（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海丝之路·私商与海盗》），第二种反映就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形成泉州地区人口移动历程的第二次重大变动。
泉州地区人口移动的第一次重大变动，是起于晋室南渡止于五代的多次北方汉民入闽运动组合。这一次重大变动，引发了泉州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而明、清时期的第二次人口移动重大事件，不但不是社会经济的开发性动力，相反则是泉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周期步入式微阶段的社会反弹。
在中国移民史上，大规模的向外（一般意义上的居住地之外）移民，大多是因为生存压力太大引起的。
五代之前大量北方人口迁入泉州这个边陲之地，就是因为当时中原战争动乱、自然灾害、土地矛盾、人口压力等频繁发生，迫使民众向未开发之地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
明、清时期泉州之所以出现海外移民潮流，也是因为到了这个时期，泉州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提供良好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的地方了。在这个时期，泉州充满了各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导致的矛盾。因而，向中华帝国的外部迁移，成为许多人寻找生存空间的基本手段。
台湾的开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日益增长，是与闽南人勇于冒险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从整体上说泉州人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但是由于晋江上游多是比较封闭的山区，因此在民风习尚方面，山区与沿海各地还是存在一些差别。
大体言之，比较靠近大海的，冒险进取的性格比较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社会风尚就相对敦朴保守一些。如泉州府沿海的晋江、同安等县，“滨海为岛夷之贩，安平镇其最著矣”，“滨于海，探珠而从海贾游者，经鲸波蜃浪之险，而心无畏慑。”而内地如永春县的一些乡村，“民树艺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条本薄末，有幽凤焉”。
明·初、中期
泉州人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代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当时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困窘，许多泉州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台湾以及海外，谋求开拓发展。
早在明初，泉州人便已较多出国定居。
如洪武廿五年(1392年)，南安人蔡崇奉敕到中山(今琉球)任翻译，后留居中山，成为琉球蔡氏始祖。永乐癸巳（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南洋爪哇国把人民分为三等，其中之一是“唐人，皆是广东、漳、泉人窜居此地”。该书“旧港”国条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逃居在此。”又在“杜板”国条载，“此处约千余家……期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泉人逃居在此。”
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或航经闽海，或直接由福建沿海启航，许多泉州人受雇为船工、火长以及其他勤杂人员，还有一些从军作为使节前往南洋诸国，不少人居留当地不回。
明·长乐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明朝廷持续厉行“海禁”，还禁止海外移民。但泉州海商却“冒禁入海”，兴起民间海外走私贸易，行迹遍及东西洋的暹罗、旧港、巴达维亚、日本等地。如正德十六年(1521年) 南安华美洪瑶庆等人往菲律宾谋生。嘉靖廿六年（1547年），石狮市大仑人蔡景恩、蔡景秩、蔡周夫往吕宋（今菲律宾）谋生，是已知最早的石狮华侨；嘉靖四十四年（1565)，蔡景秩回石狮，买地盖屋，托付田产与宗亲，“全家赖之”，是已知最早输入石狮的侨汇。
明代，中国与暹罗（泰国）两国过从甚密，据统计，明朝遣使入暹达18次，暹罗遣使入明达72次。邦交和睦，促进华侨的涌人。自成化（1465—1487年）、正德（1506—1521年）以后，泉州许多《族谱》有移民泰国的记载，数百年间几无间断。
15世纪中后期，暹罗已有“唐人街”。明·黄衷《海语》说，暹罗“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早期华侨大多定居于泰南，多为小商贩、船工和其它行业的工匠。
明代移居暹罗的华侨以广东的潮、汕人和福建的漳、泉人为多。嘉靖二年(1523年) 南安石井伍氏族人到暹罗谋生。安海《霞亭东房颜氏族谱》记载：成化至嘉靖间，有族亲颜嗣样（1467-1521年）、颜森器（1479-1526年）、颜贤良、颜森礼、颜侃，“侨寓暹罗，卒葬其地”。
这个时期的移民，虽与战乱、倭患、灾荒、西方殖民者的人口掳掠有关，但与海上私商和海盗势力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而且与国内政治压力下出洋寻求发展机会的目的息息相关。
明中叶，印尼的杜板、泗水、旧港、万丹、三宝垄等地，有成批的泉州人居留，形成华人聚居的村社。但移民的目的地，主要还是菲律宾和日本。
在16世纪后期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以前，中国商人早已有侨居菲律宾的。这些商侨主要来自泉州、漳州和江浙一带，散居菲律宾岛屿之间，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明史·卷323·吕宋传》载：“闽、粤人以其地近，且富饶，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张燮《东西洋考·吕宋》载：“聚居涧内为生，渐至数万。”
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后，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的人数大增，既有商人，也有工商业者和渔民。
当时的泉州侨民已经在马尼拉等地成立了自己的社区。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海外贸易中保护侨商的利益，另方面也为了在侨民中维护正统秩序。
这是因为泉州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不仅要受到官府的压制，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这样造成闽南人嚣悍多心机的性格，所谓“事杂易淆，物多觊，襄隙构戾，职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竞胜于讼，竞利启棼，鼠辈因凭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视音劣为奇货。……以夷为市，子母即赢，因而机械百变，此漳与四方之所异也。”没有一个自治权威，是不利于共同生存发展的。
到16世纪70年代以后，华侨的势力在菲律宾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引起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恐慌。为了控制华侨，他们利用传教向华侨灌输殖民主义文化，同时禁止华人经营零售商业。
当时的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还必须同时面对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中国沿海商盗的挑战。嘉靖（1522—1566年）以后，尽管明政府加强了海防控制，这些商盗集团在势力上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扩张，一些集团甚至在东南亚各地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压制中国商盗的海外扩张力，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处处设防，勾结明政府对他们加以围剿。
在同一时期，泉州向日本的移民也很重要。
向日本迁移的泉州人，大都是经过南洋诸国周转而去的，即谢肇制《五杂俎》所谓“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当时，明政府因为倭患问题（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典故·倭患》），严格禁止商民与日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因此，泉州人经常以去南洋为借口，获得官府许可出境，然后辗转到日本。
在日本，许多泉州商民与当地人成婚，也有许多人在当地定居并发展家业。他们利用与居住在泉州各地的家属和家族亲缘关系，与内地形成相对稳定的贸易关系。
明·晚期
这一时期，泉州商民移居东南亚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史载，明·万历间（1573~1620年），漳、泉民贩吕宋（今菲律宾），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拥贾杂为生。
近人洪少禄在安海的十一姓族谱中，查到旅居吕宋留有名字的共66人，其中明末去的有39人，约占60%。
又如《（石狮）铺锦中镇黄氏族谱》载：“富公，泉公次子，生万历丙子年（1576年）八月初八，卒失考，因往吕宋经商，殁在吕宋。”亦为一例。
再如天启五年（1625年），石狮塘边人蔡嘉理经商吕宋（今菲律宾），殁于彼地。
仅从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对华侨的几次大屠杀，可知泉州华侨之众。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对华侨进行第一次大屠杀，有2.5万人被杀害，泉州府籍死者甚众。《晋江县志》载：“是年，漳、泉人贩吕宋者数万人，为所杀无遗。”《安平志》对这一事件载：“安平无一人得脱。讣至家，哭相闻，妇人女子不知其几人称寡。”“安平巷哭。”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吕宋华侨进行第二次大屠杀，有1.2万名华侨被害，死者大多是福建漳、泉人。
此后至清朝期间，西班牙殖民者共进行五次大屠杀，数万名福建华侨被害，其中有不少泉州人。
明末清初，三次移民台湾高潮
明以前移居台湾情况
大陆向台湾移民，大约从两宋时开始，但人数甚少。如清代《泉州府同安洪塘张氏族谱》载：“四世思睿公，生三子：长伯噩，次伯充，三伯盛。长、次二子，俱分澎湖。”张思睿约生于12世纪的南宋时期，其子伯噩、伯充亦在当时迁居澎湖。
到了元代，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已有五、六千人。
明中叶以后，大陆汉人移居澎湖、台湾者日多，至明末台湾的汉人大约已有二、三万人。但此大陆居民的迁台均属分散无组织的民间移民活动。如《儒林七房张氏族谱（泉州府同安新店东园）》载：继烦字廷裴，生二子，长伯萼字先，往澎湖东石；汝武字省勇，生五子，长鼎、二未，往澎湖东石，有玉龟印为记。这条史料，明确记录了“澎湖东石”的地点，据考证时在明代。
郑芝龙时期第一次移民台湾高潮
有史以来首次由政府组织的有计划地向台湾大量移民的，是郑芝龙。（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明末，郑芝龙为首的海商军事霸权集团逐步形成，控制着东方海上贸易的主动权。郑氏集团早期已经利用海上势力促成一些泉州商民外迁。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郑芝龙占据台湾北港，更有意识地招纳泉州移民。
明·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正值闽南大旱，饥民甚众，遂在福建巡抚熊文灿支持下，招纳泉州、漳州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使泉州出现第一次移民台湾的高潮。 去台的泉州移民有的携带家眷，有的返回原籍而留家眷于台，有的单身前往在台长住。
郑成功、郑经时期第二次移民台湾高潮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渡海东征，首批13镇，有官兵25000名和眷属数千人。继而6镇官兵第二批抵台，约有12000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成功》）
郑成功复台后，清政府为在经济上困死郑氏政权，下令从北起辽东，南至广东，对沿海居民实行野蛮的“禁海”、“迁界”政策，把各省沿海30里居民一律迁居内地，并禁止船只出海，在沿海地区发兵戍守，使泉州沿海居民受到一次空前浩劫，父子兄弟妻女流离失所者众多。（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海丝之路·没落篇·迁界》）
后来迁界终止，民人返乡，满目苍夷（“艹”字头），加上豪绅滑吏相互勾结盘剥百姓，使沿海一带民不聊生。当是之时，一海之隔的台湾正处开发初期，地广人稀，且膏壤沃野，气候条件极佳，农业耕作，较之大陆沿海，有数倍之收成。因此，台湾便成为福建沿海农民寻求向外发展的首选地。沈起元《条陈台湾事宜状》曰：“民之渡台，如水之趋下，群流奔注。”
郑成功在台湾一方面实行军屯，另方面招徕泉州、漳州、惠州、潮州的沿海失业、失地流民，给予经济上的鼓励政策，到台湾垦荒，人数应有数万之多，使泉州出现了迁台的第二次高潮。
郑成功之子郑经时期，也还有过移民活动，主要是军职人员，人数大约只有一、二万，规模较前两次为小。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经》）
郑氏的几次大规模移民，使台湾人口骤增，给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台湾补充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和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开发台湾有利。
据《台湾省通志·人口篇》所云，明郑时期台湾汉人大约已有12万，而原住民大约有10万。台湾居民中，汉族人数已超过原住民。郑芝龙、郑成功的部下大多是闽南人。他们不仅给台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也将闽南文化带到了台湾，使闽南文化从此在台湾的土地上植根并发展。
闽南人重同族、同乡，迁台者多为单身，故同族互称兄弟，同乡则结为异姓兄弟。迁台后，大体以原籍县乡为单位，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地缘亲与血缘亲相结合大小村落。他们操着同样的语言，有共同的生活习俗，从事相同的职业——农业或商业，有福共享，有难则相互救援，把家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几乎全部照搬到台湾，使闽南文化在台湾得以传承下去。
开放泉、台对渡形成的第三次移民台湾高潮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郑成功海上政权败局已定，清廷开始在沿海地区复界，重新从内地把人民迁到沿海居住。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四口岸开放对外贸易港口，并对海外商船减少关税。然而，这些政策只维持30多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之后，即重新对海上贸易加以严厉打击，也对海外移民实行严厉限制。
在康熙、雍正年间，三次严申禁令，企图杜绝沿海人民“偷渡”去台。但是，实际上根本无法阻止泉州的去台移民运动。清政府不得已开放泉、台通航对渡（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史迹·蚶江海防官署碑记》）。在控制放松的情况下，泉州向台湾的移民出现了第三次高潮。这次移民高潮的出现，使台湾得到开发。
《铺锦中镇黄氏族谱》记载：施琅平台后，泉台一衣带水，往来便捷，商机诱人，故石狮铺锦黄姓转而主要从事泉台两地的贸易和航运。故老相传，铺锦村中镇派、油园派、东楼派族人初时利用农闲，往台湾鹿港从事码头搬运及什工。后来，聚居在鹿港的族人纷纷开设油间、磨间、面间等商店、小作坊。继而开办商行，参与“八郊”的商业活动，并在鹿港泉州街建“铺锦巷”，拥有自己家族的商行、货栈、码头、航运船队。出现黄汝涛、黄树珍、黄宏度、黄清文、黄清和、黄景辰等著名的郊商，在泉台商贸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黄汝涛、黄树珍、黄宏度、黄清文、黄清和、黄景辰》）
清·嘉庆六年（1801年）安溪新康里（今虎邱镇）卓源周氏部分精壮族众移居台湾淡水大加蚋堡东门外三板桥，开垦原野，从事农耕，逐渐蕃衍，成为台北望族。
与此同时，随着汉人移民入台，清政府把海疆的概念延伸到台湾，确立“以台治台”的政策，把郑成功遗留势力迁回大陆，派福建班兵驻台防守，对台湾人事制度实行特殊政策，将其列于福建属下，对人员进行频繁调动，在民政方面广泛实行保甲、里社制，海防方面大力建设军事防线。（驻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福建海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这一时期，移民有的单身前往，有的举家入台，而移民社会身份背景也从流民转变为包括士绅阶层。随着台湾地方政府的设立和士绅阶层的入台，清代正统制度和文化也逐步移植到台湾。台湾科举制度的实施，吸引了大批城乡居民追求功名，促使以“四书五经”为象征的国家正统观念体系成为渗透性极强的文化。
至于现在台湾的汉民，原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
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
清初，向吕宋等东南亚各国的移民，在泉州也得到持续，数量不在少数，只不过这个时期的移民大多是深受“迁界”之害的民众，与海上商盗关系不大。
康熙廿二年(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不愿降清的郑军将士乘船分赴小吕宋、爪哇、马六甲。往南洋商贸的郑军部属，也大部分留居南洋。（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施琅》）
清代，中国与暹罗（泰国）邦交持续友好发展，华侨地位有所提高。清《外国史略》云：“每年有潮州、福建人赴暹罗定居，多娶其土女，现所居者2万余众，弃汉俗，衣食一如暹罗。国王亦择其聪明者官之，使理征赋贸易之事。”据清·道光《晋江县志·烈女志》载，刘克谕、刘某二人均“往暹罗生理（贸易）”。
特别是清初中暹大米贸易极盛，许多晋江籍华侨积极参与，他们在泰国收购稻谷加工成大米后，利用当地价廉物美的柚木制造帆船，把米运回厦门、泉州、安海，使暹罗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米种之一。回航时则带去中国生产的器皿、茶叶、丝织品、银元等。
嘉庆以后（1796-1820年），清政府开始限制泰国华侨驾船往返闽、粤，中暹大米贸易逐渐减退。泰国华侨则转为从事采矿、制糖、冶金、造船等。嘉庆后又有安海人黄光提、黄抡珪、黄镇官、黄廷辉、黄咸官、施赐后、颜征全、陈志大移居暹罗。据安海《金墩黄氏族谱》记载，黄光提（1830-1872年）等人定居通扣。通扣位于泰国马来半岛西部，为锡矿中心，华侨往此，大多从事采锡、冶锡业。
在清代，泉州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闽漳、泉人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者尤多。”
《铺锦中镇黄氏族谱》记载：清·康熙年间，石狮铺锦又有黄缙居（1659一1706年）、黄源洁（1690年）经商吕宋。
清·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制造“红溪惨案”，屠杀华侨万余人，其中不少是晋江人。
直到光绪年间，在吕宋的华侨人数还很多。《清史稿·卷119·职官志》云：“日斯巴尼亚，一名西班牙，即大吕宋也。明·嘉靖初，据南洋之蛮里剌（马尼拉），是为小吕宋……光绪六年（1880年），小吕宋华民请设领事，不果。光绪十三年（1887年），置小吕宋总领事。”
据本世纪的一些统计数字记载，有些闽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过了留居在本国的族人人数。如永春东平乡东山村颜姓在国外人口有800多户6000多人，而国内仅有2000多人；城郊乡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谱时登记海外人口4000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东门后村郑姓在国外人口达30000余人，而国内人口只有10000多人；城效乡张埔村李姓1937年调查国内人口不足300人，而国外人口则达600多人。
清代入泉姓氏
汤姓：
清初，汤实斋自漳州分派移居南安廿一都古亭乡，为入南安一世祖。康熙（1662—1722年）年间其四世汤仕铭、仕称、君泽等由南安先后入泉州郡城居西门奉圣铺。
汤氏大举南迁始于唐代。唐·总章二年（669年），校尉汤智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落籍漳州，晋封谒忠将军，奉居王山，迨开刿屿。后生息繁衍，旁支分干，分为十房。
金姓：
金学献，清·杭州人，光绪间任泉州知府。后定居泉州，郡望“武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金学献》）
唐姓：
唐万胜，原籍安徽合肥，清·宣统（1909—1911年）间任绿营中军协统带、驻防泉州。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1911 年11月唐万胜宣布反正，泉州不费一枪一弹而光复。唐万胜的后裔即定居泉州市区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