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矿冶

  西周——春秋
  两晋——六朝
  唐

    ——概说。
    ——蒋恋父子。

  五代
    ——闽国铸钱遗址(出土。形制。历史意义。)
    ——留从效设鼓铸处。
    ——梧宅古冶铁遗址。

    ——清溪县冶有银铁。
    ——金、银雕刻技术已甚精湛。

  宋
    ——概说(冶铁。冶铜。冶银。锡器制造。实例举隅。)
    ——青阳铁场。

    ——曾炉寺冶铁遗址(铁屎岸冶铁遗址)
  元
  明
  清至民国

西周——春秋

  泉州最早的冶炼铸造遗存,当推《福建南安大盈出土的青铜器》(庄锦清林华东,《考古》1977年第三期)一文本所述:

  1974年,南安水头大盈大队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偶然发现一批青铜器。1976年,厦大历史系派二人前往调查,结果在大盈寨山发现一西周至春秋(约公元前1027—前403年)的史迹。出土遗物有青铜戈、戚、矛、匕首、锛、铜铃等6类20件,另有玉戈、玉璜等2类5件。这批青铜器、玉器虽与中原出土的略同,但又有地方特色。如铜铃造型是西周的,而其外表所印几何图形花纹,则是古越族的花纹;又弧形刃的青铜锛,和厦门出土的弧形石锛完全相同。可推断这批青铜器的铸造,既受中原西周文化的影响,但又是在闽越地区铸造的。

两晋——六朝

  1957年,厦大考古实习队在南安丰州九日山福建狮子山下清理两晋与六朝古墓群时,在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的古墓中,发现一铜质“部曲将印”“部曲”是士族地主私人武装。这一铜印是北方带来的还是在泉州铸造的,尚不能判明,但可证明西晋时,确有中原士族地主合族南下泉州一带,也可能带来冶炼铸造技术。

  概说

  唐初,泉州已由中州升为上州,海上交通也渐露头角。九世纪时,泉州港已被西方大食帝国称为中国四大港之一。

  唐初,泉州已有冶铁和锻打铁器的技术。1936年泉州改造中山公园为体育场时,发现4座唐初(630—653年)古墓,冥器除大部分为陶瓷器外,尚有五铢钱3件、带钩13件、簪1件、坏铁钉20件等金属制品。特别是铁钉,很可能是当地产品。

  《新唐书·地理志》载,泉州南安产铁,制品由泉州港出口。

  《德化县志》(1992年第1版)载:“唐·僖宗(874—888年)时,蒋恋父子已从南山赤岭取矿炼铁。”

  蒋恋父子

  蒋高,江西吉州人,进士出身,唐僖宗(874年—888年在位)朝初期任太守,累擢至户部尚书左仆射。时朝政日非,民不聊生,黄巢等农民起义军纷起,蒋高因而弃官入闽,始居闽中莆阳东(今仙游县前坂)。文德元年(888年)僖宗崩,唐昭宗嗣位,屡招蒋高出山辅助朝政,蒋高不就,避居德化上壅积善坊黄井(今属“上涌镇”)。

  蒋峦蒋高第6子。蒋高任户部尚书左仆射时曾分管全国矿业,著有《冶炼法》一书,蒋峦因而熟悉冶炼技术。

  来到上涌后,蒋高蒋峦父子见德化铁器甚是缺乏,若开山取矿冶铁,既能利益地方,且能振兴家业,便跋山涉水,勘察山地,终在南山赤岭(今上涌门头村北山)发现铁矿藏。于是,在今桂格村与桂林村交界处的涌岭格创炉1座,从南山取矿炼铁,多招财宝,广置田园。

  蒋峦即携妻择涌岭格东侧山后的“茶坑”(后称“传豪村”),开基架屋以居。尔后,蒋峦又往仁金畲(连根畲,今后宅村)创炉,经营冶炼,后人称冶铁处为“炉坪”。蒋峦两处造炉,所炼之铁供应内地有余,便运往泉州销售,很快成为当地巨富。

  由于质优价廉,铁制品在泉州供不应求,为减少运输成本,蒋峦又在泉州直接开炉冶炼,开行销售。当时泉州所制铁器,大量销往东南亚各国。“陶瓷铜铁,远泛蕃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

  (详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民系·泉州宗祠·氏·桃源堂》)

五代

  闽国铸钱遗址

  1974年,在承天寺出土“永隆通宝”钱范(铸模)。永隆是五代十国·闽国第5代闽王王曦(原名王延曦)的年号,时泉州属闽国,承天寺未建。(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承天寺》)

  承天寺山门内甬道北壁嵌有 1 块石碑,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4年6月立。文曰:“古铸钱遗址 五代闽国王王延曦铸钱遗址,一九七四年在此地出土成批'永隆通宝'陶钱范”“永隆通宝”是闽国 ·永隆(939—944年)间,闽王·王延曦在泉州设铸币场铸造的大铁钱。“泉州闽国铸钱遗址”是长江以南至今发现的唯一范铸遗址。

  “泉州闽国铸钱遗址(五代):鲤城区南俊路承天寺西南侧”,2005年5月列为第六批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出土

  1973年12月至1975年5月间,泉州三中师生在其防空工地上“深挖洞”构筑人防工程及承天寺僧人在承天寺内西南侧广孝寺废址上挖地制药用“金汁”(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地产·金汁》)时,在夹有宋代瓷片的地层先后出土了3次陶质的“永隆通宝”钱范。这两个地方毗邻泉州古城东郊,前者系零星出土,后者发现钱范的堆积层较厚。铸钱遗址分布范围1000多平方米。(王洪涛《晚蚕集·泉州出土五代“永隆”钱范》,华星出版社,1993年)

  1984年12月至1990年10月间,泉州承天寺建筑群动工修复,在寺内西围墙处地下,又出土不少“永隆通宝”钱范。(陈鹏《闽国与“永隆通宝”的铸造》打印稿)

  2004年4月,福建省博物馆经国家文物总局批准对泉州承天寺后院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永隆通宝”陶质钱范。

  除钱范外,还发掘到了许多块大、小不等的炉底和炉壁残块,均为红色陶质。其中有一个较完整的炉,炉身带孔,呈一个很规律的椭圆形,长径2.96米,短径1.79米,东南向,东高、西低,呈15度的斜坡,炉口应向西北。由此推测炉子由底座、壁、火膛、炉口等组成。底厚2~5厘米,壁残高约30~40厘米,厚5~8厘米。通高约60厘米,底座高约20厘米,这个炉子应是用来烘烤“永隆通宝”陶范的,因为周边并未发现铁渣铜渣。

  这次考古发掘是在承天寺西部,即原鹦哥山的南麓,更确切地说是在南俊巷往南与泉州三中交界处的一片龙眼园内,揭露面积120平方米;发现五代铸钱遗物遗址主要分布在现龙眼树下靠近南围墙东西约80米、南北约40米的范围内。

  形制

  王洪涛《晚蚕集·泉州出土五代“永隆”钱范》(华星出版社,1993年)引彭信威《中国货币·第四章“唐代货币”》载:“‘永隆’是五代十国时割据福建的‘闽’国景宗王廷曦的年号(939-943年)。廷羲王审知少子,既立,改名。在永隆四年(942年)铸‘永隆通宝’大铁钱,文字制作及大小同前开元大钱差不多。背面有‘闽’字或仰月,穿旁有星。永隆大钱当铜钱十枚,当铅钱一百枚。”

  “永隆通宝”属中国古代传统的方孔圆形钱,钱径约3~4厘米,外郭深厚,边径0.5厘米,重20~25克,穿作方形,字文对读,书法草率(被称之为“返童体”), 铸工粗劣。文字制作及大小与闽太祖·王审知(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审知》)所铸开元大钱差不多。

  据泉州文管所《泉州五代铸钱遗址发掘报告》打印稿等称:

  泉州出土的“永隆通宝”钱范系铁钱范,做工也很粗糙,有的还留有手印、指甲痕。范材为泥质,外形不规则,6.5×5厘米不等,面范阴文兼隶楷“永隆通宝”4字,字长1厘米、宽0.8厘米,字划反书,字迹不工整。

  钱范分面范和背范两种,都是圆形的。面、背范的深浅不一,但合范后总深度(即钱品厚度)为3毫米,是比较整齐统一的。由此推测,母范钱径比较标准统一,而子范的差异属正常范围(经实验泥范烘干,收缩率为5%左右,且与泥胚干湿度及烘干火候有关。

  面范有“永隆通宝”4字,为略带楷意之隶书,书法严谨又不失灵活。

  背范在穿上作十月形,穿下阴刻“闽”字,字迹不清。大多数还有仰月纹、月纹,其深浅、曲率和上下位置都有所不同。极少数的“永隆通宝”钱上没发现仰月纹,可能是因为用来铸该钱的背范上的仰月纹较浅,而且经过千年的氧化、侵蚀及当时有一定时间的流通,仰月纹渐渐被磨掉而消失了。合范时在外郭边缘有一流道,供浇铸时注入铁水。

  此外,“永隆通宝”上还发现有星纹,但一枚钱就只有一枚星纹,要么在正面要么在背面,正面有星纹的背面就没星纹,背面有星纹的正面就没星纹,极少数的正、背面都有星纹,这可能是错范。星纹是在成型之后,再另盖上去的,有的陶范星纹周边的地张由于受挤压而略有变形。星纹的位置大体可分为闽左星、闽右星、穿左星、穿右星、月左星、月右星,具体各异,但往往从同一探方出土的钱范星纹位置相对一致。星纹的作用应是一种制作陶范的班组或工匠之记号。

  历史意义

  “永隆通宝”的铸造时间,在闽王·王延曦·永隆四年(942年)八月至永隆六年(944年)三月,其铸期极短,不超过两年,所以铸造的数量并不多,传世甚少。又由于它是一种大铁钱,铁在空气中很容易发生氧化反应,能保存下来的更少。再者,它是采用“一钱一范”浇注法铸造的,即一个钱范仅铸一枚铁钱,铸好之后就毁范取钱,故能完整留存至今的“永隆通宝”钱范更属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中国历史上一般都是铜钱,可是为什么“永隆通宝”在泉州铸造用生铁呢?有专家在文章中说,泉州的安溪盛产煤、铁,沿海也有储量丰富的铁砂,而铜矿资源极为稀少。“永隆通宝”的发现,说明当时泉州化铁温度已经至少提高到熔点1535℃,才能铸造出带有文字的铁钱。虽然其铸造技术达到较为精细的程度,但仍是当时工艺最粗糙的货币之一。不过专家认为,这不是制作技术的倒退,而是泉州先民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因地制宜摸索出的一套简单易行的制钱方法,是了不起的“创新”

  考古规律表明,降水量越少的地区,古代的范铸遗存越丰富。凡最高降雨量在1200毫米以下的省,如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及山东省内都曾发现了春秋战国及汉代的范铸遗址。在1200毫米以上的江南,除泉州以外至今未发现范铸遗址,这显得泉州钱范铸造遗址弥足珍贵。

  “永隆通宝”铁钱在当时与铜、铅钱并行。欧阳修《新五代史》曾记述当时铸大铁钱,以一当十。《五代史卷》《十国纪年·闽史》更有记载:王延羲永隆四年八月铸‘永隆通宝’大铁钱,一当铅钱百。”“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上述均未记铸铜钱事,惟宋·洪遵详细记载永隆钱事项:“钱径一寸四分,重十钱三叁,文曰‘永隆通宝’,字文漫漶,制作不精,以铜为主。”可见当时还有铜质“永隆通宝”钱,历代钱币研究者所编录的《钱谱》也称“永隆钱”有铜、铁、铅三种,但现在所能见到的“永隆通宝”实物,仅有铅、铁两种,惟独缺铜质钱。且传世甚少,有“永隆、天德难求”之说。

  留从效设鼓铸处

  《泉州府志》载,南唐·保大(943—957年)间,节度使留从效在郡西设“鼓铸处”,用鼓风冲天炉冶铁铸造兵器,至今留有铁炉庙遗址。(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留从效》、《泉州儒道释寺庙·铁炉庙》)

  留从效还在其故乡永春大量建冶铁工坊,其余绪遍及南安、惠安、晋江、安溪各地。至今各地发现的五代冶铁遗迹达数十处之多。

  《清源氏族谱·鄂国公传》载,留从效“以陶瓷铜铁,远泛(贩)于蕃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

  梧宅古冶铁遗址

  梧宅古冶铁遗址,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梧宅下堡村铁渣山(俗称“铁屎山”),是五代至宋时的冶铁场遗址; 山下有铁山宫。(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铁山宫》)

  “梧宅古冶铁遗址”,1983年1月列为泉州市(县级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铁屎山”是由古铁渣堆积而成的山头,故名;类似这样的铁渣在这里还有许多。

  《鲤城区志》载,自从该遗址 1958年被发现后,已采集标本有冶铁工具坩埚、成块铁碴、五代陶罐、底部残器及宋代瓷片等。遗址迄今未经发掘。

  《洛阳江志·文物》载:(梧宅古冶铁遗址)该地小山头的地表堆满古铁渣,故称‘铁屎山’,是五代宋时冶铁遗址。铁渣分布范围长约百米,宽五十米,堆积最厚达4米,部分已被破坏。”

  廿世纪80年代在此采集的铁渣标本,经检测其含铁量达54%以上,证明该地铁矿质地不错。

  清溪县冶有银铁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小溪场升为清溪县(即今安溪县)。首任县令詹敦仁在升县文告中说:“土之所宜者为桑麻谷粟,民乐耕蚕,冶有银铁。”指出泉州属邑不仅产铁,还第1次指出产银。(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詹敦仁》)

  1977年在安溪普查时,在湖头、长坑、尚卿、祥华、剑斗、福前、感德等地发现14处铁矿遗址,尚卿的福林村还发现银场遗址。尚卿福林村“福林银场(安溪县)”、官桥镇上苑村南头“南头铁场(安溪县)”湖头镇都贤“都贤铁场(安溪县)”,均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金、银雕刻技术已甚精湛

  1982年,泉州遭台风袭击,开元寺大雄宝殿前拜庭中一株古榕被台风刮倒,击毁殿前一方形宋代石塔,而石塔中包着1个五代的石经幢,从中发现一批珍贵文物。(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寺庙·开元寺》)

  其中有银质鎏金佛像:一为观音佛像,高15.5厘米,重17克,有葫芦顶神帐、佛像、须弥座三部分,正面刻有人字形帐面,背面阴刻楷书5行52字;另一是释迦牟尼雕像,高仅4厘米,重17克,肩后有佛光。雕琢精细,纹理清晰,甚为精美。

  此外,有八梭花边铜镜2面,正方形小铜镜1面。

  从出土经幢铭文,知为五代·后晋·开运三年(南唐·太保四年,946年)所造。可见当时金、银雕刻技术已甚精湛,并已出现成熟的鎏金技艺。

  概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称,宋代泉州港曾以金、银、铜、铁、锡作为出口商品,金条、金块、金银器、铜鼎、铜锅、锡器也大批出口,元代尤盛。

  冶铁

  宋代泉州的矿冶业有很大发展。当时沿用喇叭炉,用箱盖板开闭鼓风(这种木制手拉风箱一直沿用到民国),以木炭加热升温冶炼。其原料,山区普遍用铁矿石,沿海用铁沙。

  明·万历《泉州府志》载,北宋·开宝中(968—975年),泉州设置矿冶场务201处,开征铁银课。泉州产铁之场,北宋盛时15场,南宋后期仍存5场,较著者,如永春倚洋[开宝元年[968年]置,今湖洋]、安溪青阳[或作“清洋”,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前置。参见下文“青阳铁场”]、德化赤水。

  《宋史·志第42·地理5·福建路·泉州》

  “永春,中,闽桃源县,有倚洋一铁场。

  安溪,下,有青阳铁场。

  德化,下,有赤水铁场。”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山川·坑冶(附)》

  “龙崇银场,在崇信里。宋·熙宁二年(1069年)发矿,元丰元年(1078年)封闭,久废。

  清洋铁场,在龙兴里。宋·熙宁(1068—1077年)开,今废。

  铁矿山铁场,在感德里,地名潘田。立铁炉八座扇炼,递年纳课,今炉废而课犹存。”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贡赋·铁课》:

  “宋产铁之场,在永春曰‘倚洋’,安溪曰‘青阳’,德化曰‘赤水’,而晋江之石岗、卢湾、牛头屿、长箕头,惠安之卜坑、黄崎、潐头、许埭、港尾、沙溜、卢头、峰前、牛埭皆有铁砂。

  庆历三年(1043年),立法禁兴贩入海,后有诏许于两浙货卖,未几罢。

  至淳祐(1041—1252年)中,永春东洋、肥湖,德化信洋、山田、丘埕铁砂尚有业作者,通判掌之。诸县岁额钱五十五贯七十文,曰‘炉税钱’,解送建宁府坑冶。”

  四库本《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28·史部·地理类·泉州府“青阳故铁场,在安溪县西北,《九域志·清溪县》有青阳铁场。旧志在龙兴里,俗讹为清阳,宋开,今闭。又潘田铁场,在县西北铁矿山。”

  据叶清琳廿世纪50年代的田野考古发现,宋代安溪不止青阳一处铁场,湖头都贤炉内村虎仔仑、尚卿乡科名圩、科阳村等都是大型铁场;距离青阳5公里的科名圩,也是一处大型冶铁场,铁渣堆积如山,分布面积约3千平方尺左右,商店、民房、学校等都是建在铁渣堆积层上面。

  泉州各地多有开采铁沙以供冶铁,如晋江之石菌(石圳)、庐湾、牛头屿、长箕头,惠安之卜坑、黄崎、礁头、洋埭、港尾、沙溜、卢头;惠安并在卜坑、黄崎、曾炉、卢头、沙步、牛埭等地“置冶煮炼”

  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安溪青阳铁冶大发,即置铁务于泉州,设立政府部门专门管理;并大量铸造铁钱。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庆历五年,青阳铁冶大发,即置铁务于泉州。”

  南宋·淳佑元年(1241年),永春县东洋(现属达埔)、蓬壶群众开始用铁沙炼铁。

  南宋·淳佑间(1241—1252年),德化冶铁业有所发展,信洋、上田、邱埕继续采炼。

  1963年,厦大南洋研究所派人在泉州北门外今洛江区河市镇梧宅乡下堡村调查。那里有座铁山宫,对联为“铁马金戈驰使节,山长水远村英史”。所在的铁渣山(当地称铁屎山),堆积的铁渣高达数米,含铁量达54%。铁层中有宋代青瓷片,为宋时炼铁之处。(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寺庙·铁山宫》)

  临近的兴化军莆田县,也是“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陆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12·货殖志》引《绍熙志》),故能“比层鬻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蔚成风气。

  当时泉州商贸,把所造的锅、鼎、针等铜铁制品兴贩于不产铁的两浙,还与桐油一起输往南海诸国。

  冶铜

  《宋史·食货志》还记载,北宋·治平(1064—1067年)间,建、汀、漳、泉等州,都设有“铜冶”。说明北宋时泉州已采炼铜矿了。

  据楼钥《攻女鬼(“女鬼”合一字)集》记载,南宋·乾道(1165—1173年)间,三佛齐国“请就郡铸铜瓦三万片,舶司得旨,令泉、广二州监造付之。”

  冶银

  泉州冶银遗址主要有安溪县尚卿福林、祥华、感德等地,其中尚卿福林宋代官方冶银场规模及历史为安溪之最。今福林冶银遗址仍存有多个当时矿井,福林有角落地名如“上官厅”“下官厅”等,较好地说明了该处冶银场的官办性质。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在安溪崇信里(今祥华乡)开龙崇银场(又称“龙池银场”),至元丰元年(1078年)封闭。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1·山川形势之一·舆域·坑冶(附)·龙崇银场》:“龙崇银场,在崇信里。宋·熙宁二年发矿,元丰元年封闭。”

  四库本《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28·史部·地理类·泉州府“又龙池银场,在县(安溪县)西崇信里,宋·熙宁三年开,元丰元年闭。”

  从宋代开始,泉州已出现将各地征集的田赋、榷税的零碎银两,重新溶解,铸成大银锭的技术。

  锡器制造

  锡器制造技术也已掌握,至今鲤城区尚留有“打锡巷”地名。

  实例举隅

  宋朝泉州五邑兴建了109座石桥、10余座大石塔,雕刻许多石窟佛像、石龙柱,需要大量钢钎;东西塔的塔刹也是用铸铁制成的,把刹尖和顶檐翅角牵连起来的是8条大铁链,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已有锻打熟铁、淬钢等技术。(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儒道释寺庙·开元寺》、《泉州桥梁》等)

  1974年,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古船。出土遗物中有保寿孔中的铜镜,以及散于各舱中的用具有铜钩、铜钵、铜盆、铜钮、铁搭钩、斧头、钉送、铁锭等。据后来研究,船为泉州所造,所有铜、铁器件,起码亦有部分是泉州所产。可见当时泉州锻造及淬钢技术已相当成熟,达相当水平,且广泛使用。

  青阳铁场

  青阳铁场,位于安溪县西北尚卿乡青洋村(古称“龙兴里”)。

  “青阳铁场(安溪县)”,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青阳铁场,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前置,清废。

  北宋·《元丰九域志·卷9·泉州·清溪县》有载。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称:“庆历五年(1045年),青阳铁冶大发,即置铁务于泉州。”

  《宋史·志第42·地理5·福建路·泉州》“安溪,下,有青阳铁场。”

  《宋史·食货志》载:“庆历五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1·山川形势之一·舆域·坑冶(附)·清洋铁场》:“清洋铁场,在龙兴里。宋·熙宁年(1068—1077年)开,今闭。”

  四库本《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28·史部·地理类·泉州府“青阳故铁场,在安溪县西北,《九域志·清溪县》有青阳铁场。旧志在龙兴里,俗讹为清阳,宋开。今闭。”

  新编《安溪县志》也载:“青阳铁场在龙兴里,宋·熙宁元年开……然非出产木炭,则不能设炉。焦毁所及,草木为赭,而山为髡。”后废。

  引文中所谓青阳铁场于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开不确,因青阳铁场在庆历五年(1045年)即已“大发”,始置应早于此。

  据叶清琳廿世纪50年代的田野考古发现,尚卿乡青阳几乎整个村庄都是冶铁遗址,当地民房和田园地下都是当年冶铁留下的铁渣遗物积存。

  曾炉寺冶铁遗址(铁屎岸冶铁遗址)

  曾炉寺冶铁遗址,亦称铁屎岸冶铁遗址,位于泉港区山腰叶厝铁屎岸自然村南300米的曾炉寺村(原隶属惠安县)。此地处泉港区最南端,与惠安县东北部辋川镇交界。

  “曾炉寺冶铁遗址(泉港区)”,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976年,考古人员对该地进行调查时,发现铁渣(泉州方言“铁屎”)散布范围达2000多平方米,因开拓耕地,遗址的大部分被辟为田,铁渣埋于田底,耕田时常被犁耙翻出来,在沟渠穿过的断层中,尚可见厚达数尺的铁渣堆积物,并夹杂有稀疏的木炭屑。据说,村内有一户人家曾经保存过一块重50多斤的废铁渣锭。早年在曾炉寺村西南与海交界处,铁渣高高堆积如堤岸,当地村民历来称之为铁屎岸;至调查时尚存一条300米长的田间板车道,纯为大小块不等的铁渣混着泥土而成。岸南300米处的一自然村即名铁屎岸村。

  此地既临海,又有河流从辋川许埭、前黄崇福流经曾炉寺村汇聚入海,可渔、农并举,当地人民巧妙利用铁渣筑堤,围海拓地,引水灌田,至今大片良田犹在,即曾炉埭。现曾炉寺前尚立着一方明代水利碑记。铁屎岸还曾是山腰通往惠东南尤其是辋川地界的快捷方式,如今已用基石水泥加固,用以防潮护田,成为田海交界线。

  惠安县(含泉港区)冶铁历史悠久,始于宋朝或以前。明·嘉靖《惠安县志·卷5》载:“宋时卜坑、黄崎、曾炉、卢头、沙步、峰前、牛埭俱产铁砂,置冶煮铁,至今尚有遗屑。”明·嘉靖《惠安县志·卷7》载:“宋时邑尝煮铁。”如今多数冶铁遗址已毁或无迹可考,铁屎岸一带是迄今为数甚少且保护较好的一处。

  曾炉寺村西南方有曾炉寺,寺外农田名曾炉埭,村、寺、埭均以“曾炉”称呼,或是缘于宋时有 曾 姓于此经营冶铁作坊,沿称至今,但时过境迁,已不可考。现冶炉址已无存,只有曾炉寺内一对清·光绪年间重修寺宇时留存下来的石柱,以及同一时期所镌的对联 “炉火放开天眼碧,山容掩映佛头青”,可想见古时曾炉寺的治铁盛况。(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曾炉寺》)

  元朝是泉州港鼎盛时期。为适应对外用兵和对外贸易的需要,矿冶业的规模更加扩大。

  据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有51个国家和地区从泉州港输出铜、铁等金属器皿。(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人名录·汪大渊》、《泉南著述·岛夷志略》)

  元代冶铸技术水平的进步,虽未见文献记载,但从铸造“布金院大钟”的能力,可见一斑。(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dnscn.cn《泉州寺庙·布金院》)

  布金院位于泉州府城南门外晋江廿四都仑后乡(今石狮市宝盖镇仑后村),始建于隋。铜钟上铸有“布金院大钟”、“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岁次甲辰,三月上己日谨题,浙江平阳州铸匠周明德周景之造”,印有《心经》全文及梵文咒语。该钟现为市文管会保存,重约1.5吨。能铸造这样1口大钟,钟上又有那么多优美铭文,字迹清晰,可见其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布金院大钟”体型重量都很巨大,起卸运送十分不便,在浙江平阳定制后运来不大可能。应该是请来浙江2位姓师傅指导,用地坑筑模法,先计算好用铜数量,采用多座化铜炉同时熔化好铜汁,将铜水从多个铸孔1次铸入模型内,才能铸出均衡一致的整口钟,而毫无分段灌铸的痕迹,浑然一体,匀称光滑。

  明·洪武(1368—1398年)间,永春景山姓因私自冶铁,被抄家灭族,仅一人逃脱。

  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成于天顺五年(1461年)]称:“泉州府安溪、永春、德化县均出铁。”

  明·弘治初期(1488~1489年),在安溪感德里(今感德镇)潘田设8座铁炉扇炼,并纳税。清·康熙《安溪县志·卷1·山川形势之一·舆域·坑冶(附)·铁矿山铁场》:“铁矿山铁场,在感德里,地名潘田。”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土产·货品》:“铁出感德、潘田等处,外县人业作,转贩得利。”说明明代前安溪铁矿开采、冶炼已成人们经济收入一大来源,甚至外县人也争相来从事铁矿业的开采和贩卖。

  明·嘉靖《安溪县志·卷1地舆类·贡赋·铁课》

  “我朝悉罢官坑冶,铁课均敫丁田。

  本县课铁一千三百二十七斤一十二两(每斤征银二分五厘解工部,又一半每斤折钞一百二十文解府。)”

  明·万历二年(1574年) ,永春玉斗、铅坑群众用土法开采铅锌矿。

  明·万历卅二年(1604年)年,永春知县梁道凝、德化知县俞思冲奉令率兵丁衙役封闭凤溪、铅坑等铅矿。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初刊于崇祯十年(1637年)]记载全国的炼铁业时说:“西北甘肃、东南泉郡,皆锭铁之薮也。”“东南泉郡”即指泉州,时泉州境内,安溪是最大的铁矿与冶铁地,而尚卿则是当时安溪冶铁业的主要产地。

  明代,安溪冶金业居福建省首位,但有“公冶”、“私冶”之分。明《安溪县志·卷4·风土》所谓“公冶官收其税,私冶无收焉”。当时公私并存,且放任“私冶”发展,可见经济环境之宽松。

  安溪祥华乡珍山、白玉、祥华等村也有明代冶银、冶铁遗址,其中珍山村山后的古冶银遗址,属“私冶”性质,有3个采银矿井,银渣遍布范围300平方米,堆积厚度近1米。

  冶铁业发达的安溪感德、潘田乡亦如是。

  在安溪湖头五阆山周围7个乡镇,明代冶银、冶铁遗址遍及。明代湖头李森就是靠冶铁冶银起家的,号称“富甲闽中”,岁饥赈济响动京畿。(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森》)

清至民国

  清·康熙元年(1662年),永春姓群众在天湖山铅坑开采石灰矿。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附土产)》在述及当时安溪冶铁情况说:

  “铁,出感德、潘田等处,外县人业作,转贩得利。 ”

  “其民食盐、铁之利焉…… 感德、潘田诸乡,产铁处也。有公冶,有私冶;公冶官收其税,私冶无取焉。

  作冶者皆汀、漳旁郡人,耗我米谷,焦煅所及,草木为赭,而山为髡,或时有构聚伏藏之患。曩时官亦尝大逐之,然而,小民工作,舍此亦无所牟衣食,利之所生,不得而绝也。而至私冶无取,则吾不知何故也。

  冶之为利,在民间则奢,入县官则俭。日者矿税之使四出,县中驿骚矣。若夫出铁之人,以入海货诸东南彝,人走死地如鹜,何论犯禁也!此不可不为之桑土,而非一县专责也。 ”

  清·乾隆丁丑版[乾隆廿二年(1757年)]《安溪县志》载:“铁,产矿地不一,然非山出木炭,则不能设炉冶。”

  清·道光元年(1821年),肖志在泉州创办“鼎成号”手工冶场,使用起源于元代的地坑筑模法冶炼技术,大量生产铁锅、铁鼎及铁制农具,改变了明、清时代矿冶铸造铜、铁器皿技术没有质的飞跃的状态。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从西方传入用“西乃”氰化物(Cyanides)溶解加工后的金银残屑,然后将其置于炭上,用吹管吹旺炭火,可以回收。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在安溪潘田鉄山再设炉炼铁。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永春铅坑采石灰工人开始用无烟煤烧煅石灰。

  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安溪人陈纲周光启余弼臣等联合外国商人,集资40万元,准备开采安溪煤矿。

  清·光绪卅三年(1907)十一月,美国技师到安溪潘田调查铁矿。

  清代,永春铁匠用赤粘土、稻草、食盐混合建槽开灶,用废铁生产“槽子钢”

  清末民初,电镀技术也盛行起来。

  清朝、民国期间,泉州金银楼有数十家。工匠已掌握用吹管在炭块上加热金银使之软化,便于雕刻打制金银首饰。

  民国三年(1914年)6月,台湾林本源到安溪潘田调查铁矿。

  民国四年(1915年)1月,华侨吴资深到安溪潘田调查铁矿。

  民国廿八年(1939年),福建省政府派人到德化复勘倚洋、乌山赤铁矿及青心伦磁铁矿,发现蕴矿面积大,而在章康发现银铅矿,质量纯美。

  1941年,福建省省土地土壤调查所调查后得出结论:倚洋铁矿,年开采千吨左右,输供当地及永春7个炉冶炼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