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上） 【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谥武襄】 兴化抗倭大捷
——擢福建总兵官。 ——倭寇大举犯福建。 ——倭寇焚掠兴化城、据平海卫。 ——兴化告急。 ——设异常之谋。 ——兴化大捷。 ——清源山《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 扫平广东沿海群盗 ——广东吴平倡乱海上。 ——徙镇南赣、改广东：威名慑群盗。 ——吴平掠民舟出海远遁：坐夺职。 ——生擒李亚元。 还职广西总兵官、进署都督同知。 消灭曾一本海盗团伙：进右都督 ——海贼曾一本合党炽焰。 ——擒灭曾一本。 ——辑成《洗海近事》存世。 ——战役胜利的10条原因。 还镇广西 ——捐建家乡濠市桥。 ——擒黄朝猛、韦银豹。 晚年。 卒。 俞大猷与嵩山少林寺 ——回传嵩山少林寺剑法。 ——附：《新建十方禅院碑》。 军事思想 ——策略思想。 ——战略思想。 ——军备思想。 ——军训思想。 著述。 评价。
擢福建总兵官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寻进总兵、都督同知。大猷请置县五岭间以善后，朝议增置平远一县。”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大猷寻擢福建总兵官，与戚继光复兴化城，共破海倭。详《继光传》。继光先登，受上赏，大猷但赉银币。” 关于这一战，详细记载见于《明史·戚继光列传》。 倭寇大举犯福建 倭寇在苏、浙惨败后，便南窜闽、粤，倭患重心移到福建。“北自福宁，南及漳、泉，沿海千里，尽为贼窟”。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闽山海寇无虑数十万，巡抚游震得请以大猷控制全闽、广、江、湖数道，命未下。” 《明史·戚继光列传》载： “明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大举犯福建。 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诸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 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钟所，延及龙严、松溪、大田、古田、莆田。 是时宁德已屡陷。距城十里有横屿，四面皆水路险隘，贼结大营其中。官军不敢击，相守逾年。 其新至者营牛田，而酋长营兴化，东南互为声援。 闽中连告急，宗宪复檄继光剿之。 先击横屿贼。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 乘胜至福清，捣败牛田贼，覆其巢，余贼走兴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平明入城，兴化人始知，牛酒劳不绝。 继光乃旋师。抵福清，遇倭自东营澳登陆，击斩二百人。而刘显亦屡破贼。闽宿寇几尽。于是继光至福州饮至，勒石平远台。” 倭寇焚掠兴化城、据平海卫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其（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冬，倭陷兴化城。” 《明史·戚继光列传》载： “及继光还浙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新倭至者日益众（凑集兵力1万多人），围兴化城（今莆田）匝月。 【时总兵刘显仅率700名疲弱士兵赶来。刘显知道敌人气焰嚣张，断不是对手，因此便在离城30里外隔江驻扎。】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会显遣卒八人赍书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贼杀而衣其衣，绐守将得人，夜斩关延贼。副使翁时器、参将毕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摄府事，遇害，焚掠一空。 【倭寇掳掠兴化城居民三千，百姓惨遭屠杀凌辱。】 （倭寇）留（兴化城）两月，破平海卫（莆田东90里处，洪武年间为御倭建立），据之。” 敌势猖狂前所罕有。 兴化告急 《明史·戚继光列传》载：“初，兴化告急，时帝已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继光副之。及城陷，刘显军少，壁城下不敢击。”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其冬，倭陷兴化城。” 福建巡抚游震得上奏朝廷。兴化城的陷落惊动了朝廷，因为这是自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嘉靖帝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起用谭纶任闽浙总督，从赣南调回俞大猷提升为福建总兵官，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急速回闽，配合福建都督刘显，三人均受谭纶指挥节制，会同剿倭。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农历二月一日，俞大猷迅速自赣南驰至兴化的平海卫，驻军秀山，与驻明山的刘显互为犄角；刘显驻扎明山，距倭营三四里；而戚继光招募的义乌军尚在浙东。 设异常之谋 《明史·戚继光列传》载：“大猷亦不欲攻，需大军合以困之。” 时敌我兵力已相当，倭寇猖獗，屡来挑战，诸将愤愤难平，纷纷要求应战。但大猷却按兵不动，“星布兵营， 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围而不攻。诸将以为大猷有畏敌之心，谭纶亦斥之“为世之不知兵者，迫令速战”（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与福建军门二华 谭公书》，昧古书室藏版，道光廿一年版 ）。 俞大猷认为灭倭的时机并未成熟，他呈给谭纶的《兴化灭倭议》（俞大猷《正气堂集·卷 15》，昧古书室藏版，道光廿一年版 ）云：“今倭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官兵之数仅与相当，约日列阵以合战，胜负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实我虚，彼饱我饥，彼逸我劳，万一被其挫创，东南大势去矣！我列营以困之，彼欲攻栅，则彼虚我实，彼劳我逸，彼饥我饱，纵有突遁，则秀山、明山二营之兵又截于前，故曰可使无孑遗。 ” 俞大猷认为倭寇突袭攻陷兴化，对我方来说，是“遇异常之变，必设异常之谋，方可成异常之功”。 首先，倭寇连拔数县，气焰嚣炽，此时不宜与战；我军从江西长驱、日夜兼程至此，军士疲乏，当休整数日；俞大猷根据敌我双方实情，采用“敌以战为守，我以守为攻”的正确的作战策略。 其次，根据倭寇是日本武士、浪人和海盗结合的队伍，提出我军招收熟悉地形的当地兵马，以利于进攻。发动长期受倭寇蹂躏，有血海深仇，勇于效命沙场的闽中南人民为民兵。 再次，尊重与配合刘、戚抗倭将领和地方官吏。如今倭寇屡次前来挑战就为速战，敌人无论战胜战败都可逃离，因我方未有力量围歼之；戚继光大军即将赶来，时我强敌弱，全歼倭贼有望。“不论在南在北，但得相资相助，必有大建立。”俞大猷在《与戚南塘（戚继光）书》（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昧古书室藏版，道光廿一年版）中曾总结说：“猷与贼对垒，不肯轻战，专候公大兵至，并力收功，世人皆以猷为怯为愚，唯谭二华（谭纶）及公能识猷心。” 谭纶以为俞大猷的分析很有道理。但当时朝廷诸当事人责战急切，海上又有倭寇挑战，俞大猷巍然不动，忍辱负重，从容不迫地进行部署。由于俞大猷的努力说服，整个战役完全按他的战略意图进行。 兴化大捷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明年（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春，大猷驰至，与刘显、戚继光灭之。” 《明史·戚继光列传》载：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四月，继光将浙兵至（平海卫）。 （四月二十一日深夜四鼓）于是巡抚谭纶令（戚继光）将中军（主攻），显左，大猷右，合攻贼于平海。 【战局的发展，完全按照俞大猷的战略意图进行。经5个小时战斗，倭寇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抱头鼠窜，纷纷落进俞大猷预设的壕坑之中。】 继光先登，左、右军继之，斩级二千二百，还被掠者三千人（收复平海卫和兴化府城）。 纶上功，继光首，显、大猷次之。帝为告谢郊庙，大行叙赉。继光先以横屿功，进署都督佥事，及是进都督同知，世荫千户，遂代大猷为总兵官。” 【兴化平倭是福建抗倭斗争的最大胜利，俞大猷在战前力排众议，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功劳并不下戚继光。 论功行赏时，嘉靖帝晋升谭纶为右副都御史，晋升戚继光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惟俞大猷“赉币银四十两”而已。有人为他抱不平，但俞大猷却淡然处之。】 “明年（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倭余党复纠新倭万余，围仙游三日。继光击败之城下，又追败之王仓坪，斩首数百级，余多坠崖谷死，存者数千奔据漳浦蔡丕岭。继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缘崖上，俘斩数百人，余贼遂掠渔舟出海去。 ” 清源山《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 兴化大捷班师后，俞大猷偕友人游清源山，在水流坑清源古道石旁刻下《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山川·清源山》）： “明·嘉靖癸亥岁季春，钦差镇守福建、南赣、惠潮兼郴桂、南韶地方都督俞大猷，提兵往兴化剿陷城倭寇。岁次竣事班师，偕友人游诸洞。” 俞大猷这方崖记，对自己立大功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对兴化平倭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的因素也只字不提，仅提到“竣事班师”而已，足见俞大猷不计得失，惟以平倭为重的襟怀。 广东吴平倡乱海上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广东海盗吴平“倡乱海上”。 明中后期，我国武装海商进行反“海禁”斗争，要求海上民间贸易合法化，是正义的进步行动。但他们成份复杂，动机不一，以后大量蜕变为海盗，乘当时政治昏暗腐败、海防废弛之机，仗恃贪官墨吏、土豪劣绅支持，勾结日本统治者支持的倭寇，公然登陆，明火执仗，杀人越货，奸淫妇女，毁废田宅，攻占城邑，建立巢穴，东南沿海人民深受毒害，这就变为非正义的破坏行动了。 只有消灭海盗，才能安民保国，征剿海盗的战争，也就成为抗倭战争的组成部分。 徙镇南赣、改广东：威名慑群盗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移镇惠、潮。时海寇吴平与倭通，诸山寇亦起，诏使闽、广会征。”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载：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月徙镇南赣。 明年（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改广东。 潮州倭二万，与大盗吴平相掎角，而诸峒蓝松三、伍端、温七、叶丹楼辈日掠惠、潮间。闽则程绍录乱延平，梁道辉扰汀州。 大猷以威名慑群盗，单骑入绍禄营，督使归峒，因令驱道辉归，两人卒为他将所灭。 惠州参将谢敕与伍端、温七战，失利。以‘俞家军'至，恐之，端乃驱诸酋以归。无何，大猷果至，七被擒。端自缚，乞杀倭自效。大猷使先驱，官军继之，围倭邹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斩四百有奇，又大破之海丰。 倭悉奔崎沙、甲子诸澳，夺渔舟入海。舟多没于风，脱者二千余人，还保海丰金锡都。大猷围之两月，贼食尽，欲走。副将汤克宽设伏邀之，手斩其枭将三人。参将王诏等继至，贼遂大溃。 乃移师潮州，以次降蓝松三、叶丹楼。遂使招降吴平，居之梅岭。” 吴平掠民舟出海远遁：坐夺职 《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载： “平未几复叛，造战舰数百，聚众万余，筑三城守之，行劫滨海诸郡县。福建总兵官戚继光袭平，平遁保南澳。 四十四年（1565年）秋，（吴平）入犯福建，把总◇玑等战没于海中。大猷将水兵，继光将陆兵，夹击平南澳，大破之。平仅以身免，奔据饶平凤凰山。继光留南澳。 大猷部将汤克宽、李超等蹑贼后，连战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久之广兵不至，平遁去。”】 闽广巡按御史交章论之，大猷坐夺职。 平卒为克宽所追击，远遁以免，不敢入犯矣。” 生擒李亚元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御史论罢大猷，总督吴桂芳疏言：‘大猷可以将别将，别将不能将大猷。’遂得留。乃分兵五道征之，俘斩万余。”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载： “河源（今广东省河源市）、翁源（今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贼李亚元等猖獗。总督吴桂芳留大猷讨之，征兵十万，分五哨进。 大猷使间，携贼党而亲捣其巢，生擒亚元，俘斩一万四百，夺还男妇八万余人。”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会古田酋韦银豹、黄朝猛入广西省城，劫藩库，杀参政，桂芳复请用大猷，诏复都督同知、佩广西征蛮将军印，是为隆庆二年（1568年）。”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载： “乃还大猷职，以为广西总兵官。 故事：以勋臣总两广兵，与总督同镇梧州。帝用给事中欧阳一敬议，两广各置大帅，罢勋臣，乃召恭顺侯吴继爵还京，以大猷代，予平蛮将军印。而以刘显镇广东。两广并置帅，自大猷及显始也。 伍端死，其党王世桥复叛，劫执同知郭文通。大猷连败之，其部下执以献。进署都督同知。” 海贼曾一本合党炽焰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载：“海贼曾一本者，吴平党也。既降复叛，执澄海知县，败官军，守备李茂才中矢死。” 根据《洗海近事·李义壮、稚大甫<序>、张瀚<荐疏>》等记载： 吴平死后，余魁曾一本“合党集妖，戕人夺舶，海上莫敢谁何。”粤东潮州和闽南漳州一带人民“岁苦毒蠹”。贼威浸淫至于粤西南的高州（今广东高州县、茂名县）、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廉州（今广西合浦县、灵山县）、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之间。 承平日久，明军“将不知兵，兵不服习”，广兵腐弱无能，广船脆薄，难充战舰。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官兵讨伐曾一本惨败，战舰被焚，参将被俘，守备、知县被杀，“毒焰益炽。” 擒灭曾一本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时（隆庆二年，1568年）总督两广谭纶移镇蓟辽，上书乞大猷与同练军破敌；而继纶者张瀚，复疏留经略海寇。大猷谓：‘当造舟募兵于闽。’瀚曰：‘舟成贼遁，奈何？’大猷曰：‘其势拥肿，遁将何之？’明年舟成，旬日三捷，贼首曾一本就擒。两省论功皆居首。”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载： “诏大猷暂督广东兵协讨。 【两广总督张瀚上疏朝廷，檄调广西总兵官、征蛮将军、署都督同知俞大猷入粤，督广东兵，会合闽省官兵，夹剿曾一本。】 隆庆二年（1568年），一本犯（广东省邑）广州（“杀略无算”，“居民大恐”，“城门闭者七日。”），寻犯福建。大猷合（广东总兵）郭成、（福建总兵）李锡军擒灭之。 【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至隆庆三年（1569年）闰六月，在前后任两广总督张瀚、吴桂芳，广东巡抚熊镜湖，福建巡抚涂泽民等人的支持下，俞大猷和先前入粤的福建总兵李锡，排除各种干扰，招募福兵，驾用福船，配合广东总兵郭成的广兵、广船，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通过铜山（今福建东山县）、南澳（时属福建，后隶广东）等地小战，及玄锺（在今福建诏安东南梅岭南）、柘林（属今广东饶平）、莲澳（今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广东境内）三大决战，终于消灭曾一本海盗团伙。 《洗海近事·李义壮、稚大甫<序>》曰：“贼尽为擒矣”，“积氛于是荡涤”，闽粤海疆“为之清明”。】 录功，进右都督。” 【《洗海近事·卢梦阳<序>》曰：“摧其坚，挫其锐，沉其舰，虏其袅獍，则尽俞公也”，论功“独首”。】 辑成《洗海近事》存世 战争期间，俞大猷为使朝廷、上司、同僚、战友及时了解敌我双方情况，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表白自己的态度与决心，提出的正确战略主张与建议，“以告天下心志之相同者”，争取多方支持，达到剿灭海盗的彻底胜利，频繁地和上述诸方人士通讯，写下许多书信、揭帖、手本和少量专论，近180篇，10万言。 胜利后，俞大猷为总结经验，使后人“睹往而镜来者”，迅即按时间顺序将上述通讯编排，并附军令、阵图、上级荐疏、友人序文，辑成《洗海近事》上、下两卷以存世。（《洗海近事·俞大猷<序>、李义壮、稚大甫<序>、卢梦阳<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洗海近事》） 战役胜利的10条原因 关于俞大猷取得消灭曾一本海盗团伙战役胜利的原因，廖渊泉、张吉昌《俞大猷的海战兵书《洗海近事》述评》（泉州学林，2006.1）总结了10条： （一）俞大猷“忠义性成，韬略素具”。（ 《洗海近事·张瀚“荐疏”》） 俞大猷充分体现出大将的高风亮节，其心“恒在国家，当时事难为，独慷慨而敢任”（《洗海近事·谭纶“荐疏”》）。 俞大猷认为明朝最大的敌人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本来要到那里制造与演练战车，抗击蒙古族鞑靼部的侵扰。但因国家急需，奉调入粤，“奋身于大海波涛之间，为广东歼巨寇”。目的是要“济苍生”，“报朝廷”，“答知已”（《洗海近事·隆庆二年八月十七日·禀总督军门张》）。他“尤欲起古之英豪于千百载之上，而思与之齐”（《洗海近事·李义壮、稚大甫序》），“以报国救民为念，他皆不恤”（《洗海近事·隆庆三年正月初四日·书与张鹤楼公》）。 俞大猷明确表示：要“与苏子卿（苏武）争节义，与诸葛公（诸葛亮）争精诚，与狄梁公（狄仁杰）争妙用，与郭令公（郭子仪）争勋业，与岳武穆（岳飞）争忠贞。他如孙膑、吴起、管仲、乐毅权谋术数之流，敢肆侵凌，则不与之较”（《洗海近事·隆庆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书与李思质》）。 所以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洗海近事·李义壮、稚大甫序》），“既绝口不谈功利，即谤言朋起，亦顺受而不辞”（《洗海近事·谭纶“荐疏”》），“则惟诸葛（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两言而已”（《洗海近事·李义壮、稚大甫序》）。 （二）分化瓦解，抚顺剿逆。 当时广东有曾一本、林道乾、大家井三伙大海盗。其中大家井势力最弱，容易应付。林道乾势力稍衰，与曾匪对立，杀其母妹，接受招抚，立功赎罪，亦易处置。曾一本凶悍狡诈，势力猖撅，屡招屡叛，最难对付。 明朝兵力不足，无法同时出击三伙海盗。为此，俞大猷作出分化瓦解、“抚顺剿逆”的策略。暂时放下大家井；推诚招抚林道乾，酌给粮米兵丁，使之不登岸求食，用之攻打或牵制曾一本，为其他愿意接受招抚的海盗团伙作出榜样（以后林道乾仍叛遁海外）；对曾一本集团的投降者，不问主犯或胁从，主动或被迫，均“给与免死照身”，“准其回家复业”。招抚多者奖赏，严禁杀戮受抚者与投诚者，违者坐罪抵命。这样，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曾一本一小撮顽匪，集中兵力歼灭之。（详见《洗海近事·隆庆二年正月十七日·呈总督军门张条议三事、隆庆三年二月初七·书与郭宝山、隆庆三年二三月间·劝招胁从海盗乱民复业告示》） （三）以福兵福船为主，会合广兵广船夹剿。 征讨海盗，全靠海战，船坚兵勇，是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俞大猷吸取广兵腐弱，屡吃败仗；广船脆薄，不堪海战；在广造舰，每被海盗劫掠焚毁等惨重教训。对比福兵熟悉海情，经过自己的长期训练培养，爱国爱民，英勇善战；福船坚固高大，吃水度深，抗风浪力强，“为贼所忌”的优势，俞大猷一再建议并始终坚持运用福兵福船消灭海盗。 他说：“欲济广海一时之艰，宜用福兵。既用福兵，宜用福船。既造福船，宜在福省。”所造的福船，坚固高大深长，保证优质。他表示：这个主张永不改变，只有调用福兵福船，才能获胜，反之必败。如用福兵福船仍然失败，自己甘受诛戮，或投海而死。在近180篇文章中，几乎篇篇都提及此事。 俞大猷还写有长篇专文，详细说明福船的类别、型号、长宽厚度、应造数量、所用原料、所需银两、该配备兵员、委派何人监造多少艘等。可见他对船舶非常熟悉，是战舰制造方面的专家。 获得上司批准后，俞大猷立即派人到闽南沿海招募福兵，在福州、漳州督造福船，驾载南来，配合广兵广船，消灭曾一本海盗。战后，俞大猷将船拨给各水寨防守，并准许海商造船运货，民间出现“相率造船，趋利者如市”的大好局面（《洗海近事·谭纶“荐疏”、隆庆二年七月初九日·呈总督军门张》）。 实践证明，运用福兵福船，是这次海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四）械精粮足。 行军打仗，要械精粮足。吸取先前追剿海盗往往粮尽而还、前功尽弃的教训，俞大猷提出“器要齐备，粮要充足”（《洗海近事·隆庆二年七月十七日·书与熊镜湖公》）。 兵船远离大陆，接济困难，更要备足。他写有专文，详细说明每艘兵船必须配备的各种武器、弹药、工具的数量、规格、价钱等（《洗海近事·隆庆二年七月初九日·呈总督军门张》），说明俞大猷也是兵器制造家。 当时兵船只贮有三个月粮食，如在广州、惠州、潮州一带海面剿盗，足够食用。若远追到粤西南的雷州、廉州、钦州，时久便会乏食。俞大猷要求这三州官府必须备足五六个月兵粮，以待官军到来支给（《洗海近事·隆庆二年九月初八日·手本行巡抚熊》）。 （五）坚持以多胜少、以大胜小、以强胜弱的持久战。 俞大猷处事，老成持重，小心谨慎。他面对的大都是小股分散、流窜势力较弱、短时难于扑灭的倭寇、海盗、山贼，自己率领的官军堂堂正正、兵力强大、人数众多，又吸取此前广兵急于求胜、少量兵力仓促出击而至失败的教训，写下《拙速解》，反对速胜战，主张持久战；反对以少胜多、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主张以多胜少、以大胜小、以强胜弱。 俞大猷说：“速而果拙，何贵于速？迟而果巧，决不可求速也”（《洗海近事·隆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书与李培竹公》）。“必先后皆有胜着，不可孤注以取胜”（《洗海近事·隆庆二年正月十七日·呈总督军门张条议三事》 ）。 他引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先给李信二十万兵力失败，后给王翦六十万大军从而取得胜利；自己用十万大军征剿广西一万山贼胜利为例，说明自己愿当王翦。要剿灭曾一本海盗，必须用较长的时间，较多的兵力，做好充分准备，以“大船胜小船，多船胜寡船”（《洗海近事·隆庆二年七月初九日·呈总督军门张》），“擅十围五攻之势，负泰山压卵之形，”才能收获全功（《洗海近事·隆庆二年七月十二日·呈总督军门张》，参阅《隆庆三年五月二十日·禀总督军门刘揭帖》）。 俞大猷正是运用这一战略，才消灭曾一本海盗的。 （六）严格训练官兵，铸造海上劲旅。 俞大猷历来强调，练兵就是练胆，要教给技艺与阵法。 他说：“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艺。技艺精，则胆自雄。教甲兵以阵法，乃众人合力之技艺也；教甲兵以技艺，乃一人自用之阵法也。二者皆精，胆有不自雄乎？”（《洗海近事·隆庆六年九月某日文章》，题目原佚）辩证地论述了胆气与技艺、阵法，个人与群体的相互关系。 海战与陆战形不同，但兵船阵势及将士执持武器作战的原理相同，所以俞大猷除了说明海军将士应执持的棍、枪、钯、刀、牌、狼筅等武器外，还把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写的陆军操练阵势收录在《洗海近事》后面。 经过俞大猷的严格训练，这支福兵技艺阵法精熟，胆气雄壮，“水火可蹈”（《洗海近事·隆庆六年九月某日文章》，题目原佚），所向无敌。 （七）严明军纪，临阵有制。 俞大猷重视礼制与军纪。 他说：“大礼制不立，则纪纲不振；纪纲不振，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临阵无制，而欲其战胜攻取，诚不可得。”鉴于先前广兵无人节制，号令不行，而屡溃败，俞大猷制定了各级官兵见面和节制的礼仪（《洗海近事·隆庆二年七月十二日·呈总督军门张》），颁布了三十条军令，要求官兵严格遵行（《洗海近事·隆庆三年二月某日·总兵俞军令》）。 遵守好立功者奖赏，违反犯罪者惩罚。冲锋陷阵，擒斩贼首者，奖给银两，或升官职。不听号令，临阵逃脱，抢拾民间财物或海盗赃物者杖责、割耳，重者斩首示众（《洗海近事·隆庆三年二月某日·总兵俞军令、隆庆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书与王三湘公》）。 他曾杖责三名寻衅士兵，斩杀一名因无营房居住而强占民宅的士兵（《洗海近事·隆庆二年五月初六日·书与许东水、隆庆二年六月十八日·又书与李培竹公》）。 （八）两军会师作战，强调尊重忍让。 此前虽称闽、粤会师，夹剿海盗，“不过文移约会，彼此前后不齐”。广兵既不会打仗，又猜忌、排斥、推诿、诬陷俞大猷与福兵，致使“海上妖氛延蔓无已时者”（《洗海近事·隆庆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书与广东各司道》）。 俞大猷对广方官兵极力忍让，认为战争胜利，要“得人和”。既是会师夹剿，就得同心协力，取长补短，不分彼此。他说：“闽、广会师，一左一右，两军并进。闽战舟大，广战舟小。大者坚，小者瑕，兵法必先攻瑕。”“闽有三大哨，每哨各拔一大舟，以资广左右翼，堂堂正正，贼不披靡而北，兵不破竹而乘，猷不信也。”又举例说：“闽舟大，居左虎也；广舟小，居右狐也。虎与狐同行，百兽避虎，狐亦得藉其威。广舟虽小，犹可藉闽之威以驱贼。贼不尽歼灭，猷亦不信也。”（《洗海近事·隆庆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与徐任斋公》） （九）培养“真士”，擢用熟知海情的“非常之人”。 俞大猷说：“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洗海近事·隆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书与熊镜湖公》）。赞同内阁首辅徐阶之言，天下多事之秋，要多培养“真士”，为国效力（《洗海近事·隆庆三年二月初五日·禀阁下徐揭帖》）。 打海战，起用熟知海情的将领，至关重要。俞大猷认为自己的部属中有很多“真士”，要善于发现培养荐拔他们。 他说，“熟知海上风色水势”，甘心“奋身于大海波涛之间”的将领，没有一个超过参将汤克宽的，应委以重任。（《洗海近事·隆庆二年七日二十一日·又禀总督军门张揭帖》） 参将魏宗瀚、王如澄夙具“勇略”，“素著战功”，“大江以南，屈指名将，宜水宜陆，无逾二人。”初战失利，罪之可以，弃之则不可，要让他们立功自赎（《洗海近事·隆庆二年正月十七日·呈总督军门张条议三事》）。 参将邵应魁、都司傅应嘉（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傅应嘉》）、把总俞尚志、武举翁思诲等人，都是骁将，俞大猷都派他们到闽募兵造船，督驾来粤参战，冲锋陷阵。 翁思诲“才志超迈”，“累立战功”，参加全国武进士会试。俞大猷上书内阁首辅徐阶，请求对翁加意培养，使其立功边塞。（《洗海近事·隆庆三年二月初五日·禀阁下徐揭帖》 ） （十）藉助“天时地利”和精神力量。 俞大猷善于藉助“天时地利”打海战，提出“量地理以定先后”、“审风潮以分奇正”、“据要害以防逃遁”三大策略。即两军配合作战时，要估量水程远近，谁先谁后，力争同时出击敌人。审察风势海潮顺逆，划分船阵奇正，占据顺风顺流方向。固守港澳要隘，不使贼徒登陆，并严防其远遁海外，以期全歼灭之。（《洗海近事·隆庆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答总督军门刘揭帖》） 此外，藉助精神力量，鼓舞士气。俞大猷不信鬼神，但海战期间，他祭奠海神和阵亡官兵，写了祭文，祈求临阵时，神明和烈士英灵“助我师之风水皆顺，俾贼人之党徒尽歼。”歌颂烈士“为国而死，为民而死，成仁取义，死有余荣矣。”这给广大官兵以无穷巨大的精神慰籍和鼓舞，增强他们杀贼的信心和勇气。（《洗海近事·隆庆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祭江文、隆庆三年六月初三日·祭天妃神文、隆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祭阵亡把总及各兵士》）
捐建家乡濠市桥 俞大猷还镇广西。 在广西任上，隆庆三年(1569年)，俞大猷捐俸重建家乡濠市桥（河市桥、濠溪桥，位于洛江区河市。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桥梁·濠市桥》）。 擒黄朝猛、韦银豹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乃移征古田，以十万人分七哨，诛朝猛，擒银豹，破坚巢百余，上功于朝，改县为州。升南京都督佥书。”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载： “广西古田僮（壮族）黄朝猛、韦银豹等，嘉靖末尝再劫会城库，杀参政黎民表。 巡抚殷正茂征兵十四万，属大猷讨之。分七道进，连破数十巢。贼保潮水，巢极巅，攻十余日未下。大猷佯分兵击马浪贼，而密令参将王世科乘雨夜登山设伏。黎明辄发，贼大惊。诸军攀援上，贼尽死。马浪诸巢相继下。斩获八千四百有奇，擒朝猛、银豹，百年积寇尽除。 进世袭为指挥佥事。” 俞大猷为将清廉，数建大功，但隆庆六年（1572年）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贪，诏还籍候调。事平，起南京右府佥书未任，后以南京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万历元年（1573年）秋，会副使邓之屏撤御倭兵以讨彭湖，倭寇突入烽火寨，杀把总，御史论大猷坐失利免官。经兵部尚书谭纶疏举，署都督佥事起右府佥书，领车营训练。后三疏乞归泉州养老。 《正气堂集·卷首·名山藏·俞大猷传》载：俞大猷七十余岁时，好友李杜劝他说：“大猷老矣，盍退休？”大猷答：“吾祖父世官，享国家俸禄，未有以报主上……老当益壮，毙而后已。”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 “升南京都督佥书，旋移镇福建。 会副使邓之屏撤御倭兵以讨彭湖，倭突入烽火寨，杀把总，御史论大猷坐免官，大猷终不言之屏。 时纶入为兵部尚书，大猷贻书曰 ：‘某生平志在塞北，而见用江南，乖违本素。今年七十余，老矣！公许我大受，此其时也。’ 纶疏起为后军都督佥书，以大同制车法上之朝，曰：‘御北之法，非车不足以战。古人制字，曰军、曰阵、曰辕之类，无不用车者。马隆依八阵作偏厢，车偏扁也。诗曰小戎俴收，即车之扁小者俴而收之也。盖取其任载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粮之属皆可具焉。’ 时王崇古协理戎政，请专委大猷训练，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边，适纶卒，叹曰：‘无同吾志者矣。’亦乞归。”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 ： “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而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贪，兵部力持之，诏还籍候调。 起南京右府佥书，未任，以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 万历元年秋，海寇突闾峡澳（澎湖），坐失利夺职。 复以署都督佥事起右府佥书，领车营训练。三疏乞归。” 卒 回传嵩山少林寺剑法 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自山西奉命南征，闻河南省嵩山少林寺有神传长剑技（棍术），便顺道游历参观。俞大猷看了寺僧的演练，认为少林寺的长剑技已经“次传而讹，真诀皆失”，住持小山上人希望俞大猷能够帮助少林寺将失传的剑技再恢复起来。 传授长剑技非旦夕之功，俞大猷便挑选宗擎、普从两名年少有勇的僧人，随军南征学习。历三年，宗擎、普从学成，返回少林寺。临别，俞大猷写《少林寺僧学成予剑法告归》一诗赠送，云： 万历五年丁丑(1577年)，俞大猷适在京师神机营提调车兵，宗擎来见，报告已将俞大猷传授的剑技广传寺僧。俞大猷授《剑经》让其带回，勉以益求其精。 俞大猷并赠诗一首《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序》中除回顾回传少林寺剑技的过程外，还说“众僧所得最深者近百人，其传可永也”。诗云： 至今，泉州洛江区俞大猷纪念馆还塑有宗擎塑像，侍于俞大猷右侧。 不久，又有嵩山少林寺僧普明到北京拜见俞大猷，禀报小山上人有志在少林寺对面创建一小院，但“未就而化”；继任住持幻休大师“欲踵其事”，命普明主之，故普明来京师劝募。顷之，小院落成，称“十方禅院”。普明请求俞大猷为其撰写创建碑记。 俞大猷念此举意义有四：其一，愿天子圣寿万安；其二，愿四海民物康阜；其三，愿四方游僧有其栖所；其四，愿古人棍术真诀经宗擎又传少林寺，“以待忠义之士，有时取卫社稷之用”，非特增旧之胜而已。 俞大猷欣然命笔，又题碑额云：《新建十方禅院碑》。 附：《新建十方禅院碑》 俞大猷《新建十方禅院碑》至今立于少林寺对面的十方禅院院外，碑文并 收录在俞大猷《正气堂集》。 碑文载： “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长剑技（棍术）。嘉靖辛酉岁（嘉靖四十年，1561年），自北云中（山西）奉命南征，取道至寺。僧负其技之精者，皆出见呈之。 予告其住持小山上人曰：‘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次传而讹，真诀皆失矣。'…… 小山而慨然曰：‘建院之责，愚僧任之，即平治其基经始也。剑诀失传，示以真诀，是有望于名公。' 予谓：‘是非旦夕可授而使悟也。' 即择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往南征。三载之间，谆谆示之，皆得其真诀。虽未造于得手应心之神，其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亦庶几矣，乃辞归。 越十有四五载，令万历丁丑岁(1577年)四月间，予适在京师神机营提调车兵，报有一僧求见，与之进，乃宗擎也。谓普从已化为异物，惟宗擎归，以真诀广传寺僧，得其法亦多也。因欲戒坛听戒，飞锡至此。 予喜，复授以《剑经》，勉以益求其精之意云。” 俞大猷的兵法思想是逐步发展的。他在会试时就上论策《安国全军之道》，立功大同镇时又有《兵略对》、《大同镇兵车操法》、《广西选锋兵操法》等。在他的《正气堂集》十六卷中，无卷不言兵，无篇不与兵事有关。 俞大猷曾提出军队现代化的建议，但面对个人力量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即与古老的松散的社会组织不能相容，其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 （一）策略思想 俞大猷之所以善于运筹帷幄，把握战机，出奇制胜，可以说正是得力于青年时代对《易》学有关奇正、虚实、矛盾、变化的辩证思想的深刻理解。 俞大猷认为作为战争的指挥者，首先应该具备“忍”的策略思想。他说：“忍”是一个人品德的基础、行为的出发点和成就一生事业的基本条件。它对于战争决策者而言，“能忍，则不为人所致，机操自我焉者也”；“不能忍、则常为人所动，机操自人焉者也”。“机操”，意即把握战机，掌握战争主动权。能忍者，就能把握，掌握战争主动权；不能忍者，就会贻误战机，丧失战争主动权。俞大猷以司马懿和诸葛亮为例，告诫战争的决策者说，“能自安其国”，“自全其军”，且能“危人之国”，“破之军”，这都是“能以忍自守，不为人所动之大诫也”。 “功收万全”的用兵基本思想。他平时想到战时，战时想到战后，计定而后战，战则求全胜。 （二）战略思想 俞大猷生长在祖国东南沿海泉州，自幼耳闻目睹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暴行。投笔从戎后，直接与倭寇作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计出发，提出加强海防的战略思想。 俞大猷抗倭的海防战略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战略，加强海防，坚固江防，以长制短。就是“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的海防战略。 在剿倭的实践中，俞大猷总结出“倭奴长于陆战，其水战则我兵之所长”的论断。他说：“倭贼矫（骄）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陆路追战，兵无素练之律，贼怀必死之心，胜负之形斯判矣。”概括说明了在海上与陆上剿倭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中，肯定了海上剿倭是“上策”，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 他指出：“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因为倭寇之来必由海，必须修造海船，招募训练水兵，加强海防力量，在海上倭寇必经的岛屿，以逸待劳，剿灭倭寇。在沿海要害之处或倭寇可登岸之处，屯扎陆兵，扼敌于江河之口，使其不得由河港深入。在内河修整河船，船上搭成栅，加遮板，多备弓弩火器，如敌人进入内河，则在河中击敌。还要固守沿海城镇，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牵制敌人，使其不敢深入内地。 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是借助船，积极地以战为主的战略。其《正气堂集》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认为，“防倭以兵船为急”，“攻倭兵技，当以福船破之”。因为福船高大尖底，性能优越，是优秀的海船，为倭寇所畏惧。他征调福建楼船，或就地建造大海船，征募精兵上船，进行严格训练，组建一支驰骋东南沿海抗倭战场上的威武之师———俞家军。 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提出“窃意防倭，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防），则倭患可以渐息。” 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始终没有被采纳。因为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思想，所牵涉的问题和可能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 如果他要求的关于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和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注重实际。 然而，当时庞大的中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违法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述情况在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三）军备思想 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 但是，戚继光却更看到问题的要害。戚继光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性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而以中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官军会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当地的地理民风，官军往往会因之陷入被动而使质量优势无从发挥。因此，数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 此外，俞大猷计划中所创建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四）军训思想 良将精兵，历来是兵家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俞大猷在选将练兵方面，有其精辟之见。 选将： 选将必须德才兼备。德的方面，要求为将者应具备“出当天下事”的远大抱负和“矢效忠公”的高尚思想品德。才的方面，首先要求为将者应有“运量宇宙”之巨才，以便在“临事施谋”时，能有取得成功的把握；其次，还要学会“手下功夫”，不然就会被“技艺之师”以“虚文之套欺之”，致使终年练兵“竟无精兵”的恶果。 练兵： 他富有见地说：“练兵必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锻炼勇气、意志与学习各种拳法、棍棒、刀、枪等“功夫”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又说：“技艺之中有虚有实，有阳有阴，有起有伏……有一、二势而变出百千势，有百千势而归一、二势……”即“技艺”本身也包含着“虚、实”、“阴、阳”、“起、伏”、“总体、部分”等各种关系，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所著有《正气堂集》及《剑经》行世。” 俞大猷继承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著有《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镇闽议稿》、《广西选锋兵操法》等，编辑其师赵本学《韬铃内外篇》等为《续武经总要》。（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赵本学》、《泉南著述·洗海近事、续武经总要》） 俞大猷的著作，连同其它诗文杂著，其记室李杜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并撰《征蛮将军都督虚江 俞公功行纪》。（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南著述·正气堂集》） 他一生勤写诗，自说“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 俞大猷有《咏牡丹诗》一首： 《试剑石》： 俞有一首《舟师》诗，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海战的佳篇。诗曰： 俞大猷与戚继光一起，辗转于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与倭敌进行了数不清的血战，但其间他却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冤枉和委屈：或被人揽功，或被人委罪，或遭人诬陷，或被人忽略……晚年，俞大猷为厦门南普陀寺题写四首“七绝”，其一曰： 俞大猷是明代抗倭名将，他还是一位儒将、诗人、兵器发明家、武术家，然而，他最主要的功绩是领导抗倭战争。 他历任明代三朝，一生坎坷。戎马生涯47年，“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四为参将，六为总兵，累官都督。他率部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俞家军”威名赫赫，与当时另一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 在兴化灭倭后，俞大猷立大功又受辱，福建巡抚谭纶写信安慰他，并赞扬他说：“公诚如霍大将军（汉·霍去病），任如诸葛丞相（三国·诸葛亮），大如郭汾阳（唐·郭子仪），忠如文信国（宋·文天祥），毅似于肃愍（明·于谦），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公幸自爱。” 他的好友李杜在《征蛮将军都督虚江 俞公功行记》（《正气堂集·卷首》，昧古书室藏版，道光廿一年版）里评价俞氏曰：“公为将， 未事之先则必周万全之算，既事之后则每垂悠久之虑。其周万全之算以底事成绩，则古之名将盖多有之；其垂悠久之虑以勘乱兴治，则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公儒者也…… ” 《明史·卷212·列传第100·俞大猷》曰：“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武平、崖州、饶平旨为祠祀。谭纶尝与书曰：‘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精悍驰骋，公不如刘。然此皆小知，而公则甚大受。'戚谓威继光，刘谓刘显也。” 《明史·戚继光传》把戚继光与俞大猷比较，说：“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猷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俞大猷卒时，其好友黄吾野的挽诗，概述了他悲壮传奇的一生：“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云销天地气，世绝古今才。寂寞廉颇馆，空余吊客来。”（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克晦》） 俞大猷去世时李贽54岁正在姚安知府任上。李贽一生虽与俞大猷没曾谋面，但他在《续焚书》、《续藏书》中，称俞大猷是“将才”，其为将，“事必周虑万全”、“为人易简”，“以忠厚之任”，“功则称人，罪则称己”，“礼布衣士为上宾”；赞俞大猷是“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贽》）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62·武襄俞虚江先生大猷》： “大猷在军，风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潜心学问，起基卑迩，以为实修，当世士大夫深于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镇俗，东晋风流或亦让焉。轻财好施，同郡待以举火者数十家。平生推奖欧阳深、邓城、汤克宽、陈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欧阳深、邓城、陈第》）有国士之风，荐挽不遗余力。 李氏杜曰： ‘公为将，未事之先则必周万全之算，既事之后则每垂悠久之虑。其周万全之算以底事成绩，则古之名将盖多有之；其垂悠久之虑以勘乱兴治，则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 公儒者也，于安南、琼黎、东倭、北敌、三苗、五岭，皆有善后之策，可百世因之。盖得《易》先庚后庚之意，文王之所以治蛊者也。固守宋儒传注，不为他说所易，闻佛老之论，疾之如仇，不与原谳。 非若于他无大利害得失者，心随非之而口不诤也。直截简易，洒落快阔，不为町畦畔岸卑已而尊人，有容而善忍，视死生若寄，兴替若环，横逆不能干，忧患不能入也。重忠信，笃亲亲，功则称人，罪则称已，宁人负己，无己负人，力以忠孝自任，老而弥笃。’ 谭氏纶尝与书曰：‘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戚继光） ；精悍驰骋，公不如刘（刘显）。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堪大受。’ 又尝疏荐于朝曰：‘大猷秉仁怀义，笃信好学，老成持重，口不谈功，心惟在国，众言并起，顺受不辞，事势难为，慷慨独任，吉甫、方叔、赵充国、 郭子仪之流亚也。’世以为知言。” 【注】 吉甫：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宪宗即位，征为考功员外郎、知制诰，不久入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元和元年（806年），密赞宪宗和宰相杜黄裳之谋，并请征发江淮军队从三峡入川，平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闢叛乱。元和二年（807年），吉甫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赞助平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之乱。元和六年（811年），吉甫复相，恢复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到天德（今内蒙古五原东）的废馆（驿站），重新设置久废的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修筑天德军旧城，加强北方防御。 安史之乱平定后，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吴少阳跋扈不臣。元和九年（814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吉甫主张乘时进取，宪宗交由吉甫策划，但他于同年暴卒。宰相武元衡、裴度等坚持讨伐，终于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西。 方叔:周宣王时大臣，曾率兵车三千乘进攻蛮荆（楚国），大获全胜，为周室中兴一大功臣。《诗经·小雅·采芑》篇描写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战争：“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莅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軧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鴥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赵充国：字翁孙，西汉上邦人，是一位能骑善射骁勇多谋的军事家。公元前99年，赵充国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被匈奴团团围困，充国带领壮士百余人突围陷阵，全身受伤二十多处，终于解围而出。皇帝面见充国，亲自察看创伤，叹为勇士，拜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迁中郎将、水衡都尉。又和匈奴作战，生擒西祁王，升为护羌校尉、后将军。公元前74年，随大将军霍光定策迎立宣帝，封为营平侯。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后，三向朝廷上书，在历史上首提“以兵屯田”主张，领骑兵不满万人，巧渡黄河，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亦兵亦农，就地筹粮，作为持久之计。 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代著名军事家。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连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 时，叛将仆固怀恩勾引吐蕃、回纥进犯关中，郭子仪正确地采取了结盟回纥、打击吐蕃的策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宁。 郭子仪 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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