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严格立界。

　　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载，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把土墙改筑为界墙，并且沿界建立寨、墩，派设官兵扼守。 “（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沿边还设兵戍守的堡塞。《莆变纪事》载：“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

　　由于郑军卷土重来，清政府再度实行迁界海禁政策。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清廷决定在广东“仍照原界严行禁止”通海（《福全等题复尚之信请申海禁事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5个月后，康熙帝又指示议政王大臣等：“海寇盘踞厦门诸处，勾连山贼，煽惑地方，皆由闽地濒海居民为之藉也。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清圣祖实录·卷72 》）

　　迁界使沿海人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对此，康熙帝同样是了解的，他指出：“贫苦之民，一旦迁徙，必弃田舍，难以为生，殊可悯恻。”（《清圣祖实录·卷72》）但为了对付郑军，他仍下令实行海禁。

　　康熙十八年（1679年） 正月，清廷在福建沿海重行“迁界”，赶逐百姓重入内地，于沿海20~30里靠近水边险要地方添设炮台、筑造小寨，防范郑经部队。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载：“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5•海防•清》：

　　“康熙十八年，命沿海二、三十里量地险要，各筑小寨防守，限以界墙。

　　时耿逆之乱，迁民悉复故土。及康亲王平定闽疆，疏称‘迁界累民，听其自便’。至是，督、抚上请，遂再迁焉。”

　　居民被驱赶入界以后，有敢出界者杀无赦。

　　乾隆《福宁府志·卷43·祥异》载：在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岸、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

　　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载：在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陈鸿、陈邦贤《熙朝莆靖小纪》还载：这个县的黄石千总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

　　洪若皋《遵谕陈言疏》（《南沙文集·卷3》）载：“闽以边路为界，路下近海者为界外，路上近山者为界内。当日迁移时，凡路下之民居尽毁，而路上不毁。既迁之后，凡路上之民越出路下即为越禁。……孰不知以路为界，民之住于路上而近路边者，檐溜之前即为界外。夫细民势不能不畜鸡豚，鸡豚势不能识界禁，一旦越出路下，人或从而追之，塘兵远了，即加以越界之罪。况道路不无歧口旁径之分，行旅之人未谙路径，跬步失足，防兵群系累之，以越界论，致于有司，即或得辨释放，而行橐衣资巳罄掠矣。”

　　泉州府沿海一带成为废墟。

　　康熙八年（1669年）一度展界之后，有人在广东看到界外的情况是： “以予所睹，界外所弃，若县若卫所，城郭故址，断垣遗础，髑髅枯骨，隐现草间。粤俗乡村曰墟，惟存瓦砾；盐场曰漏，化为沮洳。水绝桥梁，深厉浅揭，行者病之。其山皆丛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沟塍久废，一望汗莱，良可惜也”(王沄《漫游纪略·卷3》) 。泉州的重灾区应该如是。

　　以荒废的耕地而言，据康熙二十三年奉命巡视粤闽开界事宜的工部尚书杜臻列举的数字，福建一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四顷零”(杜臻《粤闽巡视纪略》)。据不完全统计，泉州府惠安县、晋江县、南安县共有5098顷良田变成荒地。

　　渔业陷入绝境。张士楷《望海》诗（康熙《漳州府志·卷29·艺文》）说：厉行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和迁界之后，“万顷沧波舟楫绝，何人更有羡鱼心？”《闽颂汇编·恩德述略》载：“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张，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

　　海盐生产基本停顿。“闽中盐场有七，在福州者曰海口场、曰牛田场，在泉州者曰惠安场、曰浔美场、曰氵丙州场、曰浯州场，在兴化者曰上里场，初迁多在界外”（杜臻《粤闽巡视纪略》）。造成福建老百姓往往“淡食”（《闽颂汇编》）。

　　迁民颠沛流离，饿殍遍野。软弱者成了牺牲品，强悍者则铤而走险。

　　《清初莆变小乘》载：“海滨迁民，初时带有银米及锱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无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忍言。”

　　康熙元年十一月，也就是福建迁海之后的第一年，礼科给事中胡悉宁上言：“据福建抚臣许世昌疏报，海上新迁之民，死亡者八千五百余人。”“未经册报者又不知凡几”（《清圣祖实录·卷7》）。

　　一部分迁民参加了郑氏义师，或在当地揭竿而起，由清朝子民逼成了反清战士。康熙十九年六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请求复界时说，郑部“投诚之众率皆前日迁徙之民也”（见《闽颂汇编·忧畏轩奏疏·卷4》；又见《粤闽巡视纪略》）。

　　还有一部分迁民在内地无法谋生又不甘心坐以待毙，就砍人树木，伐人坟墓，掠人妻女，无所不为。甚至“夜间什伍为群，剜壁抉门，善入强出，人不敢撄。……又或百十为群，各执枪刀，强劫乡间富室”（《清初莆变小乘》）。内地居民因之皇皇不安，政府官员也穷于应付。

　　对外贸易停顿。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连封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我国大陆的海上对外贸易中断了二十年。清初慕天颜（曾在福建任知府，后任江宁巡抚、漕运总督等职）说：“本朝顺治六、七年间（1649—1650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顾炎武《日知录·卷11·银》内注文）。

　　实际上，禁海尽管严酷，仍禁而不止。清·道光《晋江县志·卷5》：“……止禁双桅船只私通番货以启边衅。所谓尺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绝民采捕内海，贩粜于邻省也……令民沿海运粜，则广浙有无相通，二福民不患于食矣。”

　　清·康熙九年（1670年），郑军安守台湾，海峡几年无战事，泉属沿海“界禁”渐宽，开始有人到界外耕种、捕鱼、贩运。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 正月，清廷在福建沿海重行“迁界”，赶逐百姓重入内地，于沿海20~30里靠近水边险要地方添设炮台、筑造小寨，防范郑经部队。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郑经次子郑克塽嗣位。同月，清廷准许迁入内地的沿海百姓回祖籍地，但仍严禁边民通郑军。（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经、郑克塽》）

解除海禁

　　清·康熙廿二年（1683年）八月，施琅统一台湾。

　　清·康熙廿三年（1684年）九月，康熙皇帝下旨解除海禁，开放出海贸易，允许“百姓制造装裁500担以下船只，出海贸易、捕鱼”，并为此设立征收贸易关税和管理海外贸易事务的闽、粤、江、浙四个海关。自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开始的海禁至此结束。但各种武器“概行禁止携带”，对出海的必须粮食加以限制。

　　福建的海关设在厦门，由户部派员榷征海关税务。此时的泉州府海关，属于福建海关分卡，设在设在南门码头附近今防洪堤边、 富美宫西侧、竹树巷口，俗称海关口。从此，泉州港作为对外贸易港的地位，就被厦门所取代，而下降为地区性的港口了。从厦门港转销到泉州的进口商品，以洋货为主，如洋纱、洋油、洋烛、洋米、肥皂、火柴、肥田粉、纸烟、啤酒、咖啡、燕菜、番茄、洋灰、各色洋布、椰油等。

　　惠安秀涂港亦设立海关秀涂分关。

　　海禁解除后，海外贸易有相当复苏。如德化上涌镇《赖氏族谱》记载：赖圭十，生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十多岁时，迁居台湾省彰化院务三家春，8个孙子也相继越海往台湾，经销德化瓷；同时他们还以台湾为德化瓷的中转站，将德化瓷器销往东南亚地区。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5•海防•清》：

“康熙四十二年覆准：各处商船出东洋者，必由定海镇所辖要汛挂号；往噶喇吧、吕宋等处船出洋，必由澎湖、南澳所辖之要汛挂号。其或由浙入闽、由闽入浙者，则必经定海、黄岩、温州、闽安、海坛、厦门、澎湖、南澳各协镇所辖要汛挂号。”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5•海防•清》：“又是年（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覆准：台湾米粮，应著落台湾镇、道将内地一体严加查禁，不许私运出洋偷买。至漳、泉、厦门地方米少价贵，该督、抚即酌定应需米谷数目，行文台湾镇、道量拨米谷，验给照文，护送兵船逐汛严加押送；令地方官亲看发卖，并将原照申送督、抚销案。”

几禁几弛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清廷下令福建沿海地区禁用500石双桅捕鱼船，不准渔民越省行走。违反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同年，清廷宣布严拿偷渡台湾之人。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福建海关泉州分卡由于关役林全盘踞，违例横征，商民受害，商民们依例上告，经审讯后，依律严惩。为警惧后来者和保护商民，晋江县在泉州南门“海关口”（今清代海关遗址前、富美渡头水闸边）立《奉督抚两院示禁》碑以告商船客户。碑高3.20米、宽1.28米、厚0.26米，碑座高0.65米。原碑是1964年3月修筑防洪堤时在原海关遗址出土的，移至海丝博物馆保护，海关遗址前现碑为复制品。

　　“奉督抚两院示禁碑”，1998年3月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富美宫（清～民国）：鲤城区南门水巷后富美村。附属文物《奉督抚两院示禁》碑”， 2009年11月列为第七批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奉督抚两院示禁碑》文曰：

　　“泉州府晋江县为藐宪恣虐事。

　　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廿八日蒙分守兴泉道、带管泉州府事黄信牌蒙，布政使司宪牌奉总督闽浙部院仍带纪录三次觉罗满、巡抚都督察院加一级陈，批本司呈详关役林全磐踞泉口，执法肆虐，违例横征，商民受害。

　　兹据陈万顺、英文英、王源记、苏有合、蒋积高、苏振光、郑宝源、陈宇记等列款奔控宪辕，奉批‘严提究报’。随经本司提到各犯证，逐加研讯，赃真证确，依律议拟杖流。详奉宪批: 林全积恶巨蠢，执法嚼商，赃真证确，发建谴允宜，仍将违例横征各款，逐一查详，勒石永禁等因。

　　本司查得榷关征税，凡商贾货物原有则，奉例开载征输，岂容以额税之外横加需索，今巡役林全研究得实，予以投舁，则前此各项陋规若不永远革除，恐将来把口关役复萌故习，仍然横征，应请严批，以便转饬勒石永禁。

　　嗣后凡有客商运货到关输税，悉照部颁则例开载征收，毋得以正税之外复加苛索私礼。规例倘把口关役仍然籍端拦截需索，掯留客货者，许被害商民赴辕呈控，提拿按律究治，庶关役咸知儆惧，而商民深沐宪仁靡既矣等缘由。

　　奉督抚两院批：‘仰即查明原案、条晰开明，勒石关前示禁，取摹送查。’奉此，合行勒石示禁等因，计粘单一纸到府，仰县蒙此，合就勒石示禁。为此示仰客商船户人等知悉，即便遵照毋违。

　　计开横征条款：

　　一、关税县课各照梁头五尺上下丈量，验明昼一，应归关者量定尺寸，报关给牌； 至于修葺之船，既经完课，应准修葺，一切补烙陋规尤加痛除。

　　一、奸良不一漏税或有，但透匿科罚，自有定例。若责究应送有司，不得以漏无几而多罚倍数，刁蹬船只私刑拷锁，婪私入囊。

　　一、渔船验仓，每只私礼一两六钱，商船出入挂号每只索私礼九钱，棉花每包横抽私礼一分九厘，布每疋横抽私礼三厘， 小杉每根横抽私礼五厘，古纸每百斤横抽五分二厘，麦豆油麻每百斤横加私礼一分，糖担出入骗担银一分六厘，俱干法纪，均宜革除。

　　已上各款私礼陋规，奉督抚两院开明勒石禁革，庶商民通晓。嗣后客商到馆报税照例验征放行。如有关役骗索刁难阻挠，许尔等呈控，以便申详拿究，遵之凛之。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日勒石。”

　　虽说康熙五十五年 (1716年)地方政府勒石示禁，但其效果却不佳。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 ，清廷鉴于“海外有吕宋、噶喇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决定采取“南洋之禁”政策，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巴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福建、广东沿海一号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清圣祖实录·卷271》）。泉州海商受到严重打击，沿海走私贸易随之增多。

　　清王朝仍然实行闭关政策，官办的海外贸易也受到极大限制。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5•海防•清》：“康熙五十八年覆准：凡往台湾之船，必令到厦门出入盘查，一体护送，由澎而台。从台而归者，亦令一体护送，由澎到厦，出入盘查，方许放行。又往台之人，必由地方官给照；单身游民无照偷渡者，严行禁止。如有违犯，分别兵民治罪。不许地方官滥给照票。如有哨船偷带者，将该管专辖各官分别议处。”

　　王先谦《东华续录》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遣使来华要求通商，清廷仍以“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夷货以通有无”，加以拒绝。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廷禁商人贩米出海，从浙江籴米3万石，海运贮厦门及漳、泉诸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清廷拨江西米15万石运闽备赈；七月，又议准从台湾运米10万石存贮边海地方，以解福、兴、泉、漳四府人多地少缺粮之需。

　　清·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从闽浙总督高其倬之请，废除关于南洋贸易的禁令，福建福、兴、漳、泉、汀五府开禁放洋。但禁止留居外洋之人回籍。

　　《厦门志·洋船》载，雍正六年（1728年），“厦门正口，始设贩夷洋船，准载土产茶叶、碗、伞等物，由海关汛口挂验出口，贩往各番地，兑换燕菜、呢、羽等物。” 清王朝这一规定，给民间商人的“走私”有机可乘，他们选择偏僻的小港，如崇武、獭窟、永宁、石井、塘东等，分散出海，将货物运销南洋各地。

　　清·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采纳重臣鄂尔泰建议，准大陆居民携眷入台。

　　清·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复禁大陆居民私渡台湾。泉州府海关分卡改称“常关”，仍由厦门管理，出入口货物都须征收进出口税。

　　清·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重申严禁移居台湾的大陆居民携眷入台。

　　清·乾隆七年（1742年），泉州沿海居民从晋江安海、东石等处下海偷渡台湾日炽。清廷为严禁偷渡，在各出海口严厉清查，加强防范。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廷准许移居台湾的大陆居民携眷入台，为清廷严禁偷渡政策实行以来的第二次弛禁。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正月，清廷准许福建居民开垦沿海诸岛。至七月，因绅士包揽把持，又恐“各岛一开，未必不驰海禁”，又命禁开。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再次严禁大陆居民渡台。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地方官员巨大压力下，清廷才规定：“凡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份远近，概准回籍”（《清高宗实录·卷472》）。“南洋之禁”解除后，又规定，海商出洋贸易，应在每年四月间申报；回港船只，应在九月间申报。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下令关闭泉州、宁波、松江等对外通商口岸，规定“夷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

　　乾隆二十年（1757年），泉州设海关，址在顺济桥旁的晋江江边，有“海关渡头”。以后并在南门外法石、蚶江、永宁、深沪、石井、崇武、东石、安海等处分设税口。其目的，重点在于专卖榷政税收。乾隆《泉州府志》云：“海舶货物之聚，量取以供公家经费。崇本抑末，柔远惠商……”至今留下4块碑刻史迹。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廷又准许台湾居民搬携家眷入台。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月，清廷再次严禁福建、广东居民赴台。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开始，清廷几禁几弛，但都阻挡不住大陆居民移居台湾的浪潮。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开放晋江蚶江港与台湾鹿港对渡贸易。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发展的需要，同时为与海商势力关系密切的地方权贵的利益考虑，申办通津官署，加以官方化控制。泉州被限定只能与台湾通商，在蚶江设立海防官署，称海防通判厅，下辖海关、营盘、税务等口，以加强管理，“挂验巡防，督催台运及近辖词讼 。”欲渡台者，由通判衙门给照，禁止偷渡。同年，惠安獭窟、下埯（下垵）、崇武、黄崎（今莲城）船只开始通台贸易。（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古港·泉州湾·蚶江港》）

　　虽然泉州被限定为只与台湾通商，但是具有海外贸易传统的泉州海商，在商品经济更加发达的18世纪，“走私”贸外仍很活跃。他们以台湾为中转站，在鹿港设立商行，与日本、吕宋等继续进行海上贸易，并且形成一批鹿港郊商，成为“鹿港郊”。

　　关于鹿港郊之盛，两件实物可资佐证：

　　一是鹿港郊铁钟。铁钟铸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高100厘米，口径59.5厘米；呈圆筒形，下部稍大，圆肩，上有双龙钮。钟身铸阳文“泉郡南关外浯江铺塔堂鹿港郊公置”，鹿港郊商捐资铸造，献给泉郡南关外浯浦塔堂庵”，并铸有“美记号、建源号”等鹿港郊46家商号名称。铁钟原悬挂在泉州南门外浯江铺的塔堂宫，宫内供妈祖，原是鹿港郊公堂设置之所。该铁钟属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为镇馆之宝。

　　二是开元寺寺内还保存一段小石塔的残件，铭文是“鹿港商捐资，锦里（即蚶江）黄文清董事重修，道光四年（1824年）公立”。这也说明，在清代后期，泉州港虽已下降为地区性港口，但私商贸外仍然十分活跃。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 ，开放台湾八里岔（淡水河口），与晋江蚶江及福州五虎门对口通航。 

  清·嘉庆十年（1805年）蚶江海防通判郑鍷建造蚶江海防官署，次年竣工。郑鍷自撰碑文，树碑于官署内，即为著名的“对渡碑”。（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古港·泉州湾·蚶江港·清嘉庆八年郑鍷《蚶江海防官署碑记》）

　　咸丰十一年（1861年），《重修开元准提寺记》除提到“鹿港郊”外，还提到“淡（ 淡水）郊”和“苯（苯港）郊”。

鸦片战争后泉州港最终没落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殖民者在我国东南沿海猖狂走私鸦片，蚶江港和泉州港的其他支港，都成为烟毒走私的据点。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清廷被迫签定《南京条约》，厦门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远洋航运多改在厦门港停靠，泉州港地位下降，沦为厦门港的附属港。但百吨位左右小轮船或木帆船，仍在秀涂、安海等处停泊，有的乘潮涨时可开到南门渡头。

　　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准许内地百姓渡台开垦 ，台北成为台湾首府，蚶江港与鹿港相继中落 。

　　至《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对渡也宣告结束，蚶江海防关署也随之关闭。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洋禁令废除。晋江东石王记经营的航运业开始向南洋群岛发展，直航新加坡、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尼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