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琦（下） 司空兼侍中 司空兼侍中 治平四年正月拜司空兼侍中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薨，赵顼即位，帝号“神宗”；拜韩琦司空兼侍中，为英宗山陵使。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上（神宗）即位柩前，以（韩琦）为英宗山陵使，加守司空兼侍中。” 《宋史·列传71·韩琦》：“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为英宗山陵使。” 或病其专，坚辞位 韩琦执政3世，或病其专。御史中丞王陶劾其跋扈。韩琦请去，神宗察王陶之奸，不准，黜王陶御史职、令出知陈州。“永厚陵”复土后，韩琦还朝，亦不复入中书办公，坚辞位。 判永兴军，经略陕西 熙宁元年七月领淮南节度使，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未赴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请判相州。此时神宗变法已箭在弦上，而主持改革之人非王安石莫属，故神宗同意韩琦的请求，除韩琦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时，韩琦辞镇安、武胜军两镇节度使不拜，改淮南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改判永兴军，经略陕西 熙宁元年七月改判永兴军，经略陕西 韩琦尚未赴相州任，会种谔擅取绥州（今陕西绥德），西边俶扰，韩琦又奉旨改判永兴军（即永兴军路，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兼陕西四路经略使，经略陕西。 绥州弃留之争 初，韩琦言绥州不当取，已而夏人诱杀杨定，韩琦复言绥州不可弃，枢密院还是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曰：“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卒存之。 调整战略部署 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1个月后，西夏国主谅祚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公既常有灭贼志，因是乃大掲榜塞上，具陈向背祸福，招来横山之羌为进讨之计。会关中频岁不登边廪，无余粟，朝廷虽多公策，而时不相之故，其功卒不就。”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狂人尉仓等谋为乱，以术禽取戮之，不脱一人，宽其诖误。 又城喷洙，保据筚篥川，赴甘谷寨拓秦川之塞，招引弓箭手居之，便宜修泾原（今泾原县，位宁夏最南端）。叶燮会为熙宁棚画图，付将吏教以方略，张声援，屯兵扼贼路，毕役虏不敢犯，皆夺其地利，包属羌于其中，以固藩卫。 武事有序，则欲先收横山，渐取河南地，遂为大字檄陈向背祸福，榜塞下，誊（“誊”：抄写）入虏中，招横山之众。” 熙宁元年七月复判相州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执政忌韩琦有功，屡沮难其在判永兴军、经略陕西的处置措施。当边事向安，韩琦求退，诏复知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而或者恐其有功，力沮坏之。乞退守乡郡，复判相州。” 《宋史·列传71·韩琦》：“熙宁元年七月，复请相州以归。” 《韩魏公家传》载： “（熙宁元年）七月，公以凡处置多为执政所沮难，不得如志，又边事向安，乃以疾求罢，再四恳谢。诏复知相州。 赴阙朝觐。上见公形容黧瘁，惊叹久之。上从容访问政事，公言：‘用人当辨邪正。为治之本，莫先于此！’” 判大名府 熙宁二年二月改判大名府、充河北安抚使兼北京留守 熙宁元年（1068年）年底，韩琦在相州任上未满3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先派御药院内侍刘有方奉手诏到安阳，示以韩琦改任大名府之意，韩琦以年高体虚辞；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又派御药院侍者李舜举再降手诏，正式任命韩琦为河北4路安抚使、判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县）、兼北京留守，得便宜从事。从此韩琦镇守大名府长达5年之久。 【按：北宋设“四京”：①宋初，沿五代旧制，以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为东京（首都，亦京畿路路治），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为西京（亦京西路路治）。②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建应天府为南京（亦京东路治）。③庆历二年（1042年），以大名府为北京（亦河北东路路治，今河北大名东北）。】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河北衍地数震，又改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其年河决，地大震，比冬震未止，民多饥馑流亡。上遣贵近喻意，仍赐手诏，以为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 《宋史·列传71·韩琦》：“河北地震、河决，徙判大名府，充安抚使，得便宜从事。”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当时受灾百姓生活无着，大量南迁，不绝于道。韩琦到大名后，派员分别到各地交通要道、桥梁、渡口张贴告示，动员灾民返乡，晓谕灾民凡返乡者，由官府发给路费、口粮；原来富人乘灾害之机低价收购灾民土地的，一律无条件归还原主，等丰收之后，再归还买地的钱。又采取了开仓分粮等一系列救灾安民措施，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逐步渡过难关。不久，灾区遂得安定。 之后，韩琦在大名府主政4年时间内，频遭水旱蝗之灾，他殚精竭虑，多方为民请命、治河修渠、建仓储粮、灭蝗除害、劝课桑农、赈济安抚，致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上）又以手札勅中书叶济所画无或格留公，布宣朝廷恩意，给券赈米，本业之徙者半道而复。” 保护劳动力 熙宁（1068-1077年）间，大名府路的义勇兵额只有5700余人，与庆历二年（1042年）的13100余人相比，差额很大，因而朝廷令大名府补充缺额。 韩琦考虑再三，认为，河北强壮人丁自从庆历二年拣选义勇时，淘汰下来的不合格者，都被分流，且无补充，到现在有近30年时间了，立刻补充缺额，时机不对。遂上奏曰：“今一路久罹灾困，非是添补强壮之时，愿罢取索，以安众心。”朝廷许之。 这样，当地百姓可以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开展抗灾自救，莫不感恩戴德。 请废“宵禁” 北宋中期，河北兵役、河役繁重，加之灾害颇多，民变迭生，盗贼猖獗，民不聊生，朝廷“累据大名府、邢、洺、磁等州节次申报，军贼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两路数州之内惊劫人户，掠夺递马并乡村生马驹乘，倏忽往来，不辨头首姓名及每次人数”，在大名府实行“宵禁”，即使上元夜也不变通，给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韩琦到任后，立刻上奏朝廷，废除“宵禁”令。百姓十分高兴，“今年始彻清宵禁，倍觉都人乐意长。” 关注边境安定 在大名，韩琦还关注着边防安全。 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曰：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 这个时期，韩琦主张宋、辽和好，但还不至于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如他在庆历（1041—1048年）间所说的“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待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 辽人尊畏 韩琦虽老，余威犹在，辽人尊畏。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公名动外夷，每汉使至契丹，必问公安否。 熈宁（1068—1077年）初，公子忠彦使北，燕于戎帐，其主（辽道宗·耶律洪基）顾问其常使汉者曰：‘忠彦之儿肖其父乎？’曰：‘然。’遽命工图之而去。 故例，辽使过北都，与留守通书皆不名，明年来贺‘同天节’，副使成尧锡谓接伴曰：‘今以韩丞相故，特书名。’后人虽欲其名而不得也。”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来使者,必问‘韩侍中安否?今何在?’ 其子忠彦使幕北,虏主问左右：‘孰尝屡使南朝,识韩侍中,观忠彦貌类父否?’或对曰:‘颇类。’乃即燕坐，命画工图之而去。馆伴杨兴宗遽以此告忠彦。 北门为聘使道，旧与京尹书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则名于书。其副使成禹锡仍喻来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后，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数强之，卒不可。 每南来涉临青(即“临清”，治今山东临清市，时隶大名府）界，即诫其下曰：‘此韩侍中境，无多须索也。’” 一次，1位辽国使臣为韩琦准备了1匹马，吩咐手下人说：“这是献给韩侍中的马，必须选择好的来！”手下人选好马后，使者看了很不满意，怒斥手下人说：“这能与给其他人东西一样吗？为什么这样不加意？”遂将手下人打了一顿板子，又亲自重新挑选了1匹好马送去。 反对王安石变法 与王安石相识甚早 韩琦与王安石相识甚早，韩琦知扬州时，王安石（后累封为“荆国公”）即以新进士的身份为淮南幕僚。 宋·邵博《邵氏闻见录》载：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王安石后累封“荆国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 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 【当然，这则记述有时间上的疑点：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以秘书郎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2年后即回京师，而韩琦庆历五年（1045年）方知扬州，他们未必能够见面。待考。】 王安石自此与韩琦不睦。韩琦后知王安石之贤，欲收之门下，王安石终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之类是也。故王安石《熙宁日录》短韩琦为多，每曰：“韩公但形相好尔。” 熙宁二年二月开始“熙宁变法” 韩琦在任宰相期间，王安石因声名在外，青云直上，不少人认为王安石可以拜相，而韩琦却认为王安石人品欠缺，不宜担任宰相。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强国富民，但王安石急功近利，求其速成，企图在百日之间便扭转1个王朝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未免过于天真；再则，王安石任人不及分辨忠奸，鱼龙混杂，凡赞成新法者皆擢拔之，凡非议新法者皆贬黜之，给一些邪佞之徒钻了空子，以拥护新法为名而窃据高位。其结果，是一些原本利民的法令到了实施之时，变成了害民的科条。 韩琦在大名之任长达5年，正是变法之时，他坚决抵制，从庆历（1041—1048年）年间1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保守派代表。 熙宁三年二月亟言“青苗法”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朝廷颁行“青苗法”。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韩琦上书神宗，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请求停止新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开始后，韩琦还在河北上书“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一切依旧法而行。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反对意见。王安石自然不能予以认同，所以在整个变法过程中，韩琦与王安石两人始终站在对立的立场。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时方推行‘常平法’。 公言：‘朝廷下令，以百姓不足、而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故贷予以赈其阙，有合于先王散惠兴利之法。今郡县欲收子钱，异令意。’ 遂与条例司，章交上。 乞守徐州，不许。” 《宋史·列传71·韩琦》： “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钱’。琦亟言之。 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明日，称疾不出。当是时，新法几罢；安石复出，持前议益坚。 琦又恳奏，安石下之条例司，令其属疏驳，刊石颁天下。琦申辨愈切，不克从。” 仍推行新法 当韩琦的意见为王安石所沮，朝廷依旧决定实行“青苗法”时，身为大名府知府的韩琦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尽力推行新法。他认为自己作为老臣，对国家法令的得失当言则言；而作为地方官，对国家法令，应坚决执行，否则就是不忠。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初，法下，公曰：‘某老臣也，义不敢黙及不听。’晓官属亟奉行，曰：‘某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 上留意河北事，诏问八条，公悉所见以对。” 王安石敬重之 王安石对韩琦敬重有加，并没有因韩琦反对新法而将其视为仇敌。 王安石曾有《贺韩魏公启》一文，对韩琦的勋业予以热情的讴歌。有曰：“内揆百官之众，外当万事之微。国无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于汉，能定策而终以致疑；姚崇、宋璟之于唐，善曾为理而未尝遭变。记在旧史，号为元功。未有独运庙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宁四方，崛然在诸公之先，焕乎如今日之懿。” 王安石还有曰：“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计也。”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对此评曰：“此煌煌乎宇宙大文也，琅琅乎歌声若出金石也。魏公（韩琦）一代伟人，得此悬诸日月，可以为传为铭为赞，虽有他作，弗敢请已。” 后来韩琦去世，王安石为他作《韩忠献挽词》2首，其中有曰： “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 “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 作《点绛唇·病起恹恹》词 韩琦有《点绛唇·病起恹恹》词1首，曰：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8》曰：“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 此词应是韩琦北镇大名等地时，病起观景而作。此词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盖因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在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 熙宁三年二月辞“河北四路安抚使” 韩琦任职大名府时，也兼任河北路安抚使，其职责是主持河北路军政，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事宜，原包括大名府、高阳关、真定府、定州4路安抚使。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韩琦在上年河北夏秋粮食获得丰收、逃难的百姓大都返家、倒塌的民居得到修缮、北部边境安然无事的情况下，毅然上奏朝廷，辞所兼的河北4路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一路安抚使，减少职权。曰： “前年以河朔新经大灾异，民罹饿殍，弃业而去者，道路不绝。臣上体累诏付委之意，不敢固辞。 今已逾期岁，赖盛德所感，去年夏、秋，连得大稔，流庸复归，疲瘵一苏，震坏城垒，悉已缮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皆得良帅，北虏晏然无事。若尚冒此职，实为冗长。乞只充大名府安抚使。” 熙宁四年二月改官，辞未赴，仍旧官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韩琦请辞大名府所任职务、告归相州。神宗不许，反而降诏对他大加褒奖，劝说挽留其继续镇守“北门之钥”，改永兴军节度使、京兆尹，辞未赴，仍旧官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使、充大名府路安抚使、兼大名府路驻泊马步军都总管。 直到熙宁六年（1073年），韩琦还判相州。韩琦离任时，大名、魏县等当地百姓纷纷前来送别，遮拦归路、号哭相阻，数日才肯离去。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熙宁四年二月，改永兴军节度使、京兆尹，再任，辞，乃仍旧官。” 《宋史·列传71·韩琦》：“于是请解四路安抚使，止领一路，安石欲沮琦，即从之。” 熙宁四年六月与欧阳修唱和诗 韩琦与欧阳修（字永叔）互为挚友，频繁唱和，彼此敬畏，即便有过误会，却知音未变。南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载：“公晚与永叔相知，而相亲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尝曰：‘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公曰：‘永叔相知无他，琦以诚而已。’” 熙宁四年（1071）六月，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居颍州，寄《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诗与韩琦，曰： “无穷兴味闲中得，强半光阴醉里销。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 韩琦答以《次韵答致政欧阳少师退居述怀二首》，曰： “忠义心诚终老合，仙凡岐路此时分。唯瞻天外冥鸿远，会起卑飞及旧群。” “魏境民流河抹岸，颍湖春早柳萦桥。相从谁挹浮邱袂，左在琴书酒满瓢。” 修建亭台园林 韩琦在大名府为政期间，因地制宜修建了“安正堂”、“善养堂”、“雅集堂”、“雪香亭”、“望春亭”、“骑山楼”等一些亭台游乐场所，与民同乐。 政暇之余，韩琦常与身边的强至、沈唐、王岩叟、赵君锡、钱昌武、宋适、唐垧等僚佐在所建园亭楼阁宴饮游从，雅集唱酬，诗酒行乐，还与退居颖州的欧阳修诗笺往来，互相期许。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至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韩琦任职大名，4年间先后创作诗歌130首。 安正堂 韩琦《九月四日会安正堂》： “秋光浓拂使君家，尚去重阳五日赊。且育好诗成素饮，更先诸客对黄花。 雅集堂 韩琦《庚戌二月十六日寒食会雅集堂》： “百五嘉辰此命筵，中分春色极芳妍。花遗嫩靥饶风地，云坼轻阴半雨天。 雪香亭 时大名府城内有座闻名遐迩的“压沙寺”，寺中种植了许多树种不同的梨树。每到春季，梨花竞放，雪白似海，香气袭人，蝶飞蜂舞，煞是喜人，引得百姓和官员都来寺中游赏，成为一方盛事。 为方便游人歇息，韩琦让寺僧在梨园中建造凉亭。建成后，寺内方丈请韩琦为该亭题名，韩琦目睹眼前盛景，想起唐诗中“梨花白雪香”之句，遂命名为“雪香亭”。 每当压沙寺梨花盛开，韩琦总要在紧张的政务当中，抽出时间邀请同僚携觞花下饮，并留下《压沙寺梨花》及《清明会压沙寺》、《同赏梨花》2首、《壬子寒食会压沙寺二首》等诗篇。 韩琦《压沙寺梨花》曰：“压沙寺后千株雪，长乐坊前十里香。寄语春风莫吹尽，夜深留与雪争光。” 望春亭 为便于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韩琦在大名府城南筑一凉亭，取名“望春亭”，空暇就在此亭会见百姓，了解他们所愿所盼。 由此，韩琦在大名府任上创作了许多关心百姓疾苦的诗歌，如： 《元城埽行河》： “怒河秋涨俯都城，纵啮长堤岂易平。气悍若从天上落，势高难使地中行。 《次韵答签判沈唐太丞应祈雨足》： “一雨滂沲过作霖，油云随祷极阴森。微诚未必回天意，灵答潜知渴众心。 骑山楼 韩琦《辛亥重九登骑山楼》： “西北楼高四望长，登临还赏节辰良。荀陈盛集星光动，相卫名山记字详。 附：晚香堂 明·隆庆四年大名知府王叔杲始建 明·隆庆四年（1570年），大名知府王叔杲在大名府署仪门东侧（今县前街路北）始建宾馆，中间有“晚香堂”3楹，取治平二年乙巳（1065年）“重阳节”，韩琦举行家宴宴请同僚好友后，所赋七律《九日水阁》诗中“且看黄花晚节香”意名之，以存韩琦遗迹。（见上文“右仆射·治平二年“重阳节”家宴”） “晚香堂”前有3小门，中门额匾为“魏国遗芳”。堂外空地上凿水池，种植莲藕，绕小径种植竹子。之外，遍种黄花，并在“晚香堂”后建一亭，因常邀大名府士大夫、乡绅座亭上，辩论古今，“得以挹其遗芬”，额“挹芬”。 明代屡修 万历廿年（1592年），大名知府涂时相又在“晚香堂”后建“袭香亭”。 万历（1573—1620年）间，翰林修撰沈懋学作《晚香堂记》。有曰： “环堂有翠竹，有幽槐，庭中多菊。太守视事毕，则弦诵其中，绿云盈庭，鸟鸣不绝，自一境界也……” “嗟乎！自宇宙以来，寒花所托以不朽者，楚大夫陶处士及韩魏公。其人皆有所不平，然皆氤氲无穷焉。” 明·万历（1573—1620年）间以进士任太原知府周诗赋诗：“即景安阳标晚节，旋疏仙菊领高秋。江上同心不同赏，为君长倚最高楼。” 明·仪制司郎中黎民表诗：“五鹿城边大树遮，安阳丞相昔移家。蓬蒿谁复开三径，霜雪依然傲九华。” 【黎民表（1457—1514），字本端，明·华容县人。成化廿年甲辰（1484年）进士。历户部四川司主事、礼部祠祭司员外郎、仪制司郎中、云南左参议、广西右参政、山西右布政使、广西左布政使。正德九年（1514年）卒于去北京朝觐途中。】 明·张元忭《晚香堂赋》曰：“魏公在当时，忠纯恢博，终始不渝，其丰功伟烈垂千百载而弥芳者也。而平居犹兢兢以晚节自砥砺，九日寒花之句，至今读之，犹足以遐想其风标焉。” 【按：张元忭（1538—1588年），字子荩，号阳和，明·浙江山阴人（今绍兴）。隆庆四年（1570年），游太学，次年射策南宫，状元及第，授翰林修撰，超擢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寻充经筵讲官。万历十六年（1588年）病卒。】 清代 清·康熙九年(1670年)，大名知府周邦彬因“挹芬亭”、“袭香亭”倾圮，移建“挹芬亭”于“袭香亭”旧址，重建“袭香亭”于原址北，又增修“介石居”、“听嘤轩”、廻廊等；中间迤东有“嘉谷亭”，成克巩为撰立《嘉谷亭碑记》。 周邦彬作《补葺“晚香堂”记》，有曰：“古名胜必得名，贤而始传。如王勃之‘滕王阁’，蔡端明（蔡襄以端明殿学士知杭州）之‘洛阳桥’，欧阳永叔之‘醉翁亭’，皆以贤传者。天雄郡有‘晚香堂’，其为韩魏公传久矣……为后人思慕魏公所特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襄》、《泉州古桥梁·洛阳桥》） 康熙廿年(1682年)，大名府知府鲍复昌在“嘉谷亭”前建东、西两厢：东厢曰“袭香亭”；西厢为幕友所居，学使吴应棻题额“清风书屋”。 康熙卅七年～四十四年（1698—1705年）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诗：“老来喜诵秋容句，归去还迟昼锦文。紫府洞天应返驾，黄堂风月有余芬。”（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光地》） 后“嘉谷亭”废，仅成克巩《嘉谷亭碑记》存。后来“挹芬”、“袭香”二亭也废。 乾隆十四年（1749年）和乾隆廿一年（1756年）两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赋诗：“魏公为政地，来问‘晚香堂’。胜迹诗堪纪，斯人道不忘。”（按：方观承，字遐谷，号问亭、宜田。安徽桐城人） 乾隆卅五年(1770年)，大名知府黄立隆修葺“晚香堂”，改“挹芬亭”为“桂香阁”，祀文昌帝君；改“袭香亭”为“关帝庙”，以镇衙署。 时“晚香堂”为5楹，前为月门，出门折而西为二门，二门直南为大门，大门额“晚香旧圃”，系乾隆廿年(1755年)朱煐（字守焕）所题，今废。堂前有古柏2株，与府治二堂之老槐树，枝叶交翠，古趣横生。 光绪卅四年（1908年），大名知府锡龄阿补修“晚香堂”，其余仍旧荒芜。 咸丰《大名府志》存有“晚香堂”图。 清人李宗文诗：“泮藻百年仍顺道，经芸三代忝余芬。敝箕敢拟良弓续，俯仰高情自属云。” 清人何灵石诗：“一年明月今宵好，置酒邀宾藉秋草。堂开晚香仰魏公，歌翻水调怀坡老。” “晚香堂”内存有数块刻石： 院东厦下，有方元焕行、草书石刻9幅，各长4尺有余，宽1尺半，笔力夭矫。民国《大名县志》存有照片。 院西壁镶嵌有明·隆庆（1567—1572年）大名府推官蔡汝贤《训恕歌》石刻1方，因《训恕歌》最有益于人心世道，清·康熙四年(1665年)知府韩廷柱将蔡汝贤《训恕歌》石刻并其他3方刻石嵌壁保存。 外檐西壁，嵌有1方大名知府周邦彬碑记石刻。 后壁东间，嵌有1方清·直隶总督方观承《晚香堂诗》草书石刻。 后壁西间，嵌有1方明·张元忭《晚香堂赋》石刻。 近现代渐废 自1923年后，大名县署与“晚香堂”隔开，进入“晚香堂”须由“准提阁”前经过，直入“晚香堂”后门，因军队屯驻，或支应之物料堆积，污秽不堪，逐渐废弃。 日伪期间，日军将“大名中学”并“晚香堂”拆除，改建为“城防司令部”。 建国后，“晚香堂”遗址建为粮食局粮库和面粉厂。 轶事 早年，宋太宗、仁宗都曾经在大名府郊外畋猎，并题诗数十首，内容多是希望恢复五代时被契丹占据的燕、蓟之地，这些诗后来被留守贾昌朝刻于石碑上留存。韩琦到大名府任职后，奉旨对大名府行宫进行修缮，在行宫“班瑞殿”的夹壁中发现了这些诗刻石碑。有人劝韩琦把这些题诗石刻制成拓片摹本呈献给宋神宗，韩琦说:“将它修缮保护好就可以了，怎能用来作为进献之礼?”此人不解他的用意。待后韩绛知大名府时，把诗摹下，进呈神宗。韩琦叹曰：“当时我为什么不进奉呢?只是顾虑到皇上血气方刚，正锐意守边，需全面考虑国家大事，臣不应当再将他的心思引到一边啊！” 南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载，韩琦知大名时，其表兄弟献以2只玉盏，晶莹剔透，表里无丝毫瑕疵，堪称绝世之宝。韩琦格外珍爱，答以百金；遇宴贵宾，方特别命人摆1张桌子，上铺锦缎，把玉盏装酒置于上。一次招待漕运官时，1个吏将不小心撞倒桌子，玉盏摔得粉碎，吏将吓坏了，跪地不起。“公神色不动，笑谓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时。’谓吏将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言毕，继续招待客人，谈笑自若，毫无惋惜之色，在座的宾客无不叹服韩琦宽厚的德行和度量。 明·钟羽正《厚德录》载，部下路拯向韩琦呈上文书，但文书结尾处没有签名，这是1个失误。韩琦用衣袖将文书掩盖起来，抬头与路拯讲话，并悄悄将文书抽出来，从容不迫地交他补签上名字。路拯感叹说：“真天下盛德。” 《大名县志》载，魏人李清臣来见韩琦，被告之韩琦正在睡觉，你先回去吧。听闻此言，李清臣傲然题诗于壁：“公子乘闲卧碧橱，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梦见周公否，曾说当年吐哺无。”韩琦见诗，曰：“吾志此人久矣。”遂将侄女许配李清臣。 有1次韩宴请客人，来服务的军妓头上插着杏花。韩琦开玩笑说：“头上杏花真有幸。”这个军妓应声答道：“髻边梅子岂无媒。”韩琦十分惊奇这个军妓的才气，席一散，就命身边的老兵去叫她。一会儿觉得不妥，以为老兵走远了，便着急地大声呼喊老兵。一看，老兵还在屋外站着没动。韩琦问：“你没去呀？”老兵慢悠悠地说：“你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知道你不会叫她的，所以没有出去。”后人不但赞扬韩琦，对这个老兵也大加赞扬，说他“可为师傅、祭酒”。 某晚，韩琦已入睡，有1个刺客潜入他的卧室，掀开他的帐子。他急忙坐起问是谁，来干什么？那刺客答道，我来盗你的玉带。他又问是谁指使你来，刺客答是受张相公指使的。韩琦就将玉带给了那刺客，事后也不追究。刺客被他的镇定和宽容所感动，几天后，又将玉带挂在床头上还给了他。 韩琦甚得民心，受到所任地方父老乡亲的尊敬与热爱。因宰相也称“侍中”，在相州、大名任职时都称他“自家侍中”。遇有人争气斗殴，就会有人劝解说：“不要再给自家侍中找麻烦了。”争气斗殴的人也就自行停止。 还判相州 熙宁六年还判相州 2年中，韩琦连上8道奏折，直到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神宗才同意他还判相州（今河南安阳），但仍带职行事。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以永兴军节度留再任，公虽留，辞所加命，复判相州。 居二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愿乞骸骨以归。’复以向所加命授之。 公虽在外，朕常玺书访以机事。使还，具言公形殆，非复在执政日。朕方念公深，遂不能起，可胜恸哉！”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熙宁）六年复请相（相州）。 既至之二年，告老至三四，甚恳，每奏至，上必遣使宣谕。” 《宋史·列传71·韩琦》：“（熙宁）六年，还判相州。” 勤于吏职 韩琦晚年守乡郡相州时，对一州的大小事务仍亲自过问，此时他已重病缠身了。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载： “勤于吏职，簿书文檄，检察研核，莫不躬亲。 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赐守乡郡以养安，幸无亲小事。’ 公曰：‘己惮劳烦，吏民当有受弊者。且俸禄日万钱，不事事，吾何安哉！’” 对外立场日趋妥协——“七项奏折” 但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日趋软弱妥协。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契丹遣使言沿边地界，诏问策画。 公慨然曰：‘君父遇我甚厚，有韫不言是不忠也。生平于常人犹不敢不尽，况吾君乎？姑尽此心,以报吾君。事吾君之心尽，则所以报先帝也。吾宁以言得罪，犹愈于老疾濒死之年以不言负天下责。’ 遂条上数千言，既又力谢事。上加恩慰抚。” 《宋史·列传71·韩琦》： “契丹（辽）来求代（代州，山西代县）北地，帝手诏访琦，（熙宁七年，1074年）琦奏言： ‘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似不以大敌为恤。彼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意，故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 高丽臣属北方（辽），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谓将以图我。一也。 强取吐蕃之地（河湟地区）以建熙河，契丹闻之，必谓行将及我。二也。 遍植榆柳于西山（太行山以西，山后），冀其成长以制蕃骑。三也。 创团保甲（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四也。 （黄河以北）诸州筑城凿池。五也。 置都作院（兵工厂），颁弓刀新式，大作战车。六也。 置河北（黄河以北）三十七将。七也。 契丹素为敌国，因事起疑，不得不然。 臣昔年论青苗钱事，言者辄肆厚诬，非陛下之明，几及大戮。自此，闻新法日下，不敢复言。今亲被诏问，事系安危，言及而隐，死有余罪。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迨置市易务，而小商细民，无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监司督责，以刻为明。今农怨于甽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为陛下始谋者大误也。 臣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具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疏上，会安石再入相，悉以所争地与契丹，东西七百里，论者惜之。” 相州“醉白堂” 在私第后园建“醉白堂” 韩琦曾在私第后园建1间“池上堂”，旋改称“醉白堂”。 韩琦一生仰慕白居易，诗文中多次引用白居易的名句。但由于他一生对朝廷的朴忠，使他并没有完全效仿白居易不问世事、一味沉溺于铺张享乐。他除了继续关心朝政，不断对国家重大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对自己的晚年生活也采取了另一种更为朴素淡泊的方式。 自撰诗以记 “池上堂”初成，因忆白居易《池上篇》，韩琦也自撰诗1首以记。曰： “戆老新成‘池上堂’，因忆乐天《池上篇》。乐天先识勇退早，凛凛万世清风传。（注：“戆老”：韩琦晚号“安阳戆叟”） 苏轼《醉白堂记》 “池上堂”（后改称“醉白堂”）初建成，曾请苏轼写一篇记文，未果。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韩琦去世，其长子韩忠彦为达父之遗愿，复请苏轼作者作文。苏轼为作《醉白堂记》（《四库全书》、《全宋文·卷1967》均收录）。 苏轼《醉白堂记》曰： “故魏国·忠献·韩公（韩琦封“魏国公”，谥“忠献”），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商·伊尹、西周·周公旦）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 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涂，岂其所欲哉！ 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指仁宗、英宗、神宗3帝），安天下矣，浩然将归老于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也；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孰有孰无，则后世之论，有不可欺者矣。 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谟，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为圣，白圭自以为禹，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由此观之，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 （注： 昔公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 《忆江南·安阳好》词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韩琦“后罢相，出镇安阳，复作《安阳好》词十章。” 《忆江南·安阳好》之一曰： “安阳好，形势魏西州。曼衍山川环故国，升平歌吹沸高楼。和气镇飞浮。? 之二曰： “安阳好，戟户使君宫。白昼锦衣清宴处，铁楹丹榭画图中。壁记旧三公。 卒 熙宁八年六月卒于相州 自熙宁七年（1074年）秋起，韩琦屡请求致仕，均未获准。 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韩琦换节永兴军，因病重，未任。六月廿四日，韩琦薨于相州，年68岁。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熈宁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勋之臣、永兴军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魏国公、判相州韩琦薨。” “公薨前夕，有大星殒于廏中，枥马皆鸣。 享年六十八岁。”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熙宁）八年，复改永兴军节度、使行京兆尹，不从其所请，而公巳疾革矣。 六月二十三日，大星堕于州园‘昼锦堂’侧，枥马皆跃，郡中惊，相语家人，不敢以告。公素明性理，虽笃，安卧不乱。以其月二十四日终于州治之正寝。” 《宋史·列传71·韩琦》： “八年，换节永兴军，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 前一夕，大星陨于治所，枥马皆惊。” 《宋史·卷15·本纪第15》：“（熙宁八年）六月……戊午（廿八日），太师魏国公·韩琦薨。” 葬安阳皇甫屯 神宗发兵为韩琦筑墓，亲撰墓碑，文首称韩琦“两朝顾命，定策元勋”。韩琦葬今河南安阳市殷都区皇甫屯村西家族墓地。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其年十一月庚申，发两河卒以一品卤簿葬公相州安阳县农安村之原。” 韩琦墓形体巨大，由墓道、砖封门、挡土墙、门楼、甬道、墓室、地宫等组成。 现代发掘时见： 墓顶有3条木梁。 甬道侧壁与墓道壁颜色不一，显示该墓建成后至少开启过1次。 石门已被推倒残为几截。 墓室平面呈圆形，正中有一石砌地宫，分为南北两室，有四石柱，总深9米。 身后 韩琦讣迅至京，神宗辍朝3日，在禁苑为韩琦恸哭举哀，诏赠尚书令，赐谥“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又即日赐其家银3千两、绢3千匹。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讣来京师，朕尽然追恸若不胜，诏辍视朝三日，赠尚书令，配享英宗庙庭。 七月癸酉成服于苑中，哭之恸，又勑入内都知利州观察使张茂则往护丧事，于是其孤忠彦上公勋德之状于有司，已而集议尚书省，皆以谓谥公‘忠献’无以易。 朕念既葬而墓隧之碑未立，尝考《大雅》‘蒸民’之诗，虽美宣王之德，而实大山甫之功，肇其所生，兴其所施，及乎进止，威仪衣服车马之盛，莫不与民咏歌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谓至矣。 盖臣之致功者，大则君之享福也，隆然则可无述。今观公之大节，所以始，所以终，宜有金石刻之，以著信于后世，而锡训于子孙，非朕其谁为之？”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礼官李清臣曰 清臣少亲魏国·韩公，颇闻其终始大略行事如前。 公之讣至也，天子即日下诏，以公配享英宗庙庭，又命清臣持中牟器币驰驿祭，及使者赙金帛、贵臣往还护事，相错道中，道路皆叹息感恸。 祭事毕，清臣又以私礼哭其堂，入吊其孤，则北方父老亦有远千里来哭庭下者。 暨趋太常，太常僚吏皆曰：‘七月日癸酉，上为公素服哭苑中，举音过常数，左右皆助恻惨，恩章追悼如此。’ 清臣又尝窃读其家所被诰乃真赠尚书令，不为兼官，以赠于人臣，贵莫比此，独自韩公始，虽太宗褒赠赵韩王·普亦不能过也。退而思曰：‘上仁圣，顾念耆老，恩礼至矣，然非公其孰宜之？’” 《宋史·列传71·韩琦》： “帝发哀苑中，哭之恸。辍朝三日，赐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两河卒为治冢，篆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赠尚书令，谥曰‘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常令其子若孙一人官于相，以护丘墓。 故事，三省长官，惟尚书令为尤重，赠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单赠。后又诏，虽当追策，不复更加师保，盖贵之也。” 宋徽宗时，“追论琦定策勋”，加赠“魏郡王”。 宝庆二年（1226年），宋理宗图画24功臣神像于“昭勋阁”，韩琦位列其中。 眷属 韩琦有6子：长忠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仪国公”；妻出自宰相吕夷简家族。次端彦（亦作“正彦”），妻为宰相王曾的孙女。三良彦，早卒。四纯彦，进士，妻为知枢密院事孙固之女。五粹彦，恩荫出身，妻为资政殿学士陈荐之女。六喜彦（或作“嘉彦”），宋神宗第三女齐国公主的夫婿，拜驸马都尉。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男六人：忠彦，太常丞，直龙图阁。端彦，右赞善大夫。纯彦、粹彦、嘉彦，皆大理评事，其一人早卒。 孙男六人。”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夫人崔氏,工部侍郎立之女,先公而亡,累封‘魏国夫人’。 六男:长忠彦,秘书丞、秘阁校理；次端彦，大理寺丞；次良彦，秘书省校书郎，早卒；次纯彦、粹彦，并大理评事；次喜彦，幼未仕。 女子五人：长适大理寺丞王景修，三人不育，次在室。 孙六人：曰治，大理评事；曰戢，太常寺太祝；曰澡，曰洽，曰浩，曰诚，并幼。” 《宋史·列传71·韩琦》： “子五人：忠彦、端彦、纯彦、粹彦、嘉彦。 端彦，右赞善大夫。 纯彦，官至徽猷阁直学士。 粹彦，为吏部侍郎，终龙图阁学士。 嘉彦，尚神宗女齐国公主，拜驸马都尉，终瀛海军承宣使。” 著述 著述颇多 韩琦著述颇多，但多有散佚。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天姿简俭，于图画博奕凡声伎之娱无所嗜，独喜观书史，昼夜不倦，记览博洽，所为文章明白简重有气，如仁宗、英宗哀册文、诸应制及辩论碑志，天下传爱之。余暇学翰墨，得颜鲁公楷法。家聚书万余卷，悉经签题点勘，列屋贮之，目曰‘万籍堂’。 所著《安阳籍类》五十卷、《二府忠议》五卷、《谏垣存稿》三卷、《陜西奏议》二十卷、《手编家传集》六十卷，藏于家,余未及纪次残稿尚多。” 还有《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等。 韩琦还工于书法，尤善正书。明·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书“师颜鲁公（颜真卿）而颇露芒角”。传世墨迹有楷书书札卷《信宿帖》、《旬日帖》等。 《安阳集》 韩琦卒后，后人将其诗文遗作编为《安阳集》，又名《韩魏公集》，但并非韩琦著作的全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52·集部5·安阳集》： “《安阳集》五十卷（内府藏本），宋·韩琦撰。琦事迹具《宋史》本传。 琦历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而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 吕祖谦编《文鉴》，录其文十首。其中如《论减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时事》、《论青苗》诸篇，皆正论凛然，足觇其大节。 诗句多不事彫镂，自然高雅。‘黄花晚节’一联，久为世所传诵。而其他随时抒兴，亦多寄托遥深。江少虞《事实类苑》称：‘琦作《喜雪》一联云：「危石盖深盐虎陷，老枝擎重玉龙寒。」人谓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固未免涉于附会，非琦本旨。至于司马光《诗话》称：‘琦罢相守北京，新进多凌侮之，琦为诗云：「风定晓枝蝴蜨闹，雨匀春圃桔槔闲。」时人推其微婉。’强至《韩忠献遗事》称：‘琦在相台，作《喜雨》诗断句云：「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似无。」人谓此真做出相业。’则实能得其寓意。盖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风雅之遗，固不徒以风云月露为工矣。 《名臣言行录》载：‘司马光辞枢副时，琦有书与文彦博。’《东莱诗话》载：‘是时亦有二书与光。’吴师道《礼部诗话》载：‘琦手书《早夏》三诗，备萧散闲適之趣。’皆《安阳集》所无。 又陆游《渭南集》有《韩忠献帖跋》，称‘西夏犯边，琦当御戎重任，后入辅帷幄，陈谟画策，驾驭人才，观此帖可见。’今集中亦未载入。盖编次犹有所脱遗也。 此集之后，旧附家传十卷，别录、遗事各一卷。检验《通考》三书，本各自为目，乃后人汇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别著录于史部，从其类焉。” 历史版本 《安阳集》在宋代曾多次刊行,但今皆不存。 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本子为明·正德九年（1514年）张士隆刻本《安阳集》50卷，后附《家传》10卷、《别录》3卷、《遗事》1卷。 张士隆刻本影响很大，明·万历（1573—1620年）张应登“书锦堂”刻本、清·康熙（1662—1722年）徐树敏“晚香书屋”刻本、乾隆（1736—1795年）黄邦宁刻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均属于张士隆刻本系列。 张士隆刻本明代安氏校正本，是与张刻本同时代的刻本，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张刻本，后来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收入。 在《安阳集》的版刻流传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安阳集》50卷、附《家传》10卷、《别录》3卷、《遗事》1卷本，以及《安阳集》50卷本、《韩魏公集》38卷本、《韩魏公集》20卷本4个系统刻本. 2000年《安阳集编年笺注》 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资助项目，由李之亮、徐正英笺注，?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出版《安阳集编年笺注》（上、下册）。 本书正文共分50卷：卷1～20“诗”，有古风54首、律诗637首；卷21“记”；卷22“序”；卷23“杂文”；卷24～32“表状”； 卷33～36“奏状（札子附）”；卷37～38“书启”；卷39“书状”； 卷40“制词”； 卷41“册文”； 卷42～44“祭文”；卷45“挽辞”；卷46～50“墓志”。 另有附录7章： 附录1：“韩琦诗文补编”，共9卷。附录2：“传记行状”。 附录3：“韩魏公家传”。 附录4：“韩魏公别录”。 附录5：“韩魏公遗事”。附录6：“韩忠献公年谱”。 附录7：“书忠献王章表后”。 “万籍堂”藏书楼 韩琦在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聚书1万余卷，皆经其精心挑选和点校，排列整齐地收藏在各个屋子里，在当时河朔士大夫家中，号称藏书的丰富无一能比。与欧阳修“六一堂”、司马光“读书堂”，均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是当时藏书界的佼佼者。 韩琦的读书和藏书传统，也被其子孙所继承，其子韩忠彦在韩琦藏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000余卷书籍，进一步扩大藏书的规模。 评价 宋神宗评 宋神宗·赵顼有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 北宋·神宗《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 “公天资忠孝，嶷然如山立；至论大事，决大疑，而辞气雍容，不见其有忧喜之容也。方天下以为忧，公独能蹈危机、进沈断，上以尊强宗庙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髙而不矜，位大而不骄，禄富而不侈，自宋兴以来功臣未能远过也。 公为宰相十年，盖进人多矣，然未尝以官职私所亲，例得恩泽，先推与其旁支，逮朝廷录遗其子犹有未命者。” “维公奉诏立皇子为皇太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政事比姚崇，其言不几乎。朕既述公以文，遂篆其首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勲之碑’。夫岂特慰公之知，亦将为天下臣子之劝。 铭曰： ‘岳祇嶫峨，黙降灵气；匪申匪甫，而相予治。 北宋·欧阳修评 欧阳修曰： “盖衍（杜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范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 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公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欧阳修还称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评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 “公器量过人，性浑厚，不为田畛峭壁巉堑，功盖天下，位冠人臣，不见其喜，任莫大之，责蹈不测之祸，身危于累卵，不见其忧，怡然未尝为事物迁动。 平生无伪饰，其语言，其行事，进立于朝与士大夫语，退息于室与家人言，一出于诚。人或从公数十年，记公言行相与，反复考究，表里皆合，无一不相应。其所措置，规模宏大，髙远外视如甚略已，而详观之中，则细故微物莫不各有区处，故有志必成。 平居与人接，礼下之问劳慰，存气语和，易容人过失，不以为已忤，小大无所较计。及朝廷事，则守其所当争，极于义理而后止，毅然不夺。 喜用有名之士，或不识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自知所进荐也。不私所亲以官，而怨家仇人其才果可用，必用之。守扬州日，转运使李参沮州事，在陜西尝救有罪将李纬寛之，而纬子师中不知，犹讼于朝。孙沔为御史，以西事诋公甚力，及为宰相，悉置不报。显进之三人者，皆愧悔，深自恨。 重恩义，好乐士大夫，奬与后进，赒人之急，视用财物如瓦砾糠粺，不以慁其意。既立，则捐巳服用玩好，或脱取家人簪珥与之。士归趋之无远近，公不厌，踈戚及交旧之孙子寒寠无所托以为生者，常十数家。 少善尹师鲁，师鲁亡，割俸俾其家，为直其冤于朝，仍奏录其子。 【按：尹洙，字师鲁，北宋·河南洛阳人。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累官至太子中允。坐范仲淹指责宰相吕夷简事，贬外。值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奏为经略判官，深得经略使韩琦认可。好水川之战后，徙通判濠州、秦州，迁知泾州，累迁右司谏、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部署。坐修水洛城与边臣异议，徙知晋州、潞州，后累迁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学士。为其部吏诬讼“以公使钱贷部将”，出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再贬监均州酒税。庆历六年（1046年），尹洙病重，时范仲淹任邓州，奏请尹洙来邓州养病。在邓州，请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各作文字以告慰自己。临终，尹洙将渭州的2个儿子托孤范仲淹。庆历七年（1047年）卒，年46。欧阳修撰《墓志铭》，韩琦撰墓表；欧阳修还为其文集写序。】 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无所异，嫁孤女十余人，养育诸侄比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终，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养，奉茔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访得之，买田其旁，植梧槚，召人守视之。 贵显五十年，身为将相，累更大赐予；及其殁也，卒无羡钱，室无奇玩，赖天子赐金帛、官出塟资，丧事得以无乏。 姿貌英特，美须髯，骨骼清耸，眉目森秀，图绘传天下，人以谓如髙山大岳，望之气象雄杰，而包蓄细微，普施雷雨，藏匿宝怪，盖自然也。每朝服冠盖而出，民老幼倚舂弛担，輙夹路观，伫立咨嗟。 平时家居，虽祁寒盛暑倦剧，对僮使亦摄衣危坐无怠容；遇事，遽卒而意不乱，冗剧而才有余。万兵侍帐，百吏遶前，处之安静，裕如也。已而剖决皆就条理，勤于吏职，簿书、文檄、检察、研核莫不躬亲。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赐守乡郡以养安，幸无亲小事。’公曰：‘已惮劳烦吏民，当有受弊者，且俸禄日万钱不事事，吾何安哉！’ 公尤知命。毎诫其子曰：‘穷达祸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丧所志，慎守勿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尝有因缘凭借，而每遭人主为知已。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与神明而已矣，焉可诬哉！’其自守如此。 所亲重范文正公（范仲淹谥“文正”）、今富郑公（富弼封“郑国公”）最笃。及论事于上前，系国家利害，各正色辨折，不相借假，退不失其欢。 公既解相印，今仆射王丞相（王安石）素负天下重名，少许可尝遗公书，谓过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为古人所未尝，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为名言。 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谥“文忠”）亦曰：‘进退之际，从容有余，徳业两全，谤谗自止，过周公远矣。’ 当时所降制书，亦多以伊、周、裴度拟公焉。” 北宋·李清臣《韩忠献公琦行状》又曰： “礼官李清臣曰…… 公尝为宰相十年，仁宗待遇冠群臣，委之以政，而天下不见其有所专也；天下莫不遂其生鼔舞歌颂一德，而不知其功出宰相也。及履艰危、定策奉诏之臣，立皇子、皇太子者各一；受遗诏立天子者再；尊宗庙，强社稷，功及生人，而进退从容，不见有颜色之异也。 当其可忧，人莫不忧，朝廷以公为安危，人情视公为去就，公于是时一却足，大事倾动矣。公屹然山立，决大疑，解大忧，至天下卒无事。 今天子纂绍皇统，以文武仁孝惠养天下，日问安进膳两宫，康乐虽祖宗贶施、天地降福，圣徳集于上躬，然考其功绪基源，则定策之臣功为大，故曰恩礼于公为宜。” 北宋·苏轼《祭魏国·韩令公文》评 从杭州通判刚到密州任知府的苏轼，得知韩琦去世的消息，作《祭魏国·韩令公文》，缅怀恩师“施及不肖，待以国士”的师生情谊，并评韩琦曰： “妙龄秀发，秉笔入侍。 “堂堂魏公，河岳之神。四十余年，其德日新。 北宋·司马光评 司马光有曰：“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短也。” 北宋·文彦博评 文彦博有曰：“自至和（1054—1056年）以来，中外之臣献言甚众，臣等虽尝有请，弗果行。其后韩琦等讫就大事，盖琦功也。” 《韩魏公集·序》评 《韩魏公集·序》称：“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 北宋·王岩叟《韩魏公别录》评 北宋·王岩叟《韩魏公别录》： 称韩琦有曰：“知其为小人，便以小人处之，更不须较也。” 评韩琦论“小人”曰： “一当以诚。但知其为小人，则浅与之接耳。凡人至于小人欺己处，不觉则已，觉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独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 “凡人语及其所不平，则气必动，色必变，辞必厉。惟公不然，更说到小人忘恩背义、欲倾己处，辞气和平，如说寻常事也。” 【按：王岩叟（1043—1093年），字彦霖，北宋·大名清平人（今山东省临清市）。18岁三元及第。初历栾城主簿、泾州推官。熙宁（1068—1077年）间韩琦留守北京（今开封），时岩叟闲居北门，韩琦荐辟国子监，又辟幕府，复随之居相州3年，至韩琦卒葬乃去。后累至定州知府。哲宗即位后，历监察御史、左司谏兼权给事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继任中书省中书舍人，元祐六年（1091年）任枢密院直学士签书院事，官至枢密都承旨兼任开封府知府。年51岁卒。】 南宋·王十朋评 南宋·王十朋《御试策试》有曰：“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观国朝故事》又曰：“昔在康定（1040—1041年）初，元昊叛西陲。朝廷起韩（韩琦）、范（范仲淹），节制阃外师。二公人中龙，才略超等夷。”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十朋》） 南宋·叶适《水心集》评 南宋·叶适《水心集》有曰： “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 “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叶适》） 南宋·王明清《挥尘录》评 南宋·王明清《挥尘录》有曰：“本朝曹武惠（曹彬谥“武惠”）配享太祖，武穆（曹玮谥“武穆”）配享仁宗；韩忠献（韩琦谥“忠献”）配享英宗，文定（韩忠彦谥“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无也。”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评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有曰：“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国家之美事也。” 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评 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 “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 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吕中》） 《宋史》本传评 《宋史·列传71·韩琦》： “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 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 嘉佑（1056—1063年）、治平（1064—1067年）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是时，朝廷多故，琦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或谏曰：‘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琦叹曰：‘是何言也。今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 在魏都久，辽使每过，移牒必书名，曰：‘以韩公在此故也。’忠彦使辽，辽主问知其貌类父，即命工图之，其见重于外国也如此。 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 在相位时，王安石有盛名，或以为可用，琦独不然之。 及守相（相州），陛辞，神宗曰：‘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上不答。 其镇大名也，魏人为立生祠。相人爱之如父母，有斗讼，传相劝止，曰：‘勿挠吾侍中也。’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云。 徽宗追论琦定策勋，赠‘魏郡王’。” “论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岂不信哉！忠彦世济其美，继登相位，宜矣。” 元·袁桷《刘敏叔画八君子图赞》评 元·袁桷《刘敏叔画八君子图赞》有曰： “堂堂魏王，龙章凤质。天实生之，以佐王室。 元·贡师泰《经训堂记》评 元·贡师泰《经训堂记》有曰：“韩氏自魏国·忠献王以经学致位将相，功业日盛。” 明·李东阳《定州韩魏公祠堂记》评 明·李东阳《定州韩魏公祠堂记》有曰：“魏公治州镇，德教旁洽，政令毕举。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嫌隙，交集乎其前。担负调干，不动声气而天下定。” 明·归有光评 明·归有光《士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有曰：“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 《河南策问对二道》有曰： “韩（韩琦）、富（富弼）二公，与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 魏公（韩琦）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评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有曰：“问宋臣，曰：李文靖（李沆谥“文靖”）之远、王沂公（王曾封“沂国公”）之公、韩魏公（韩琦封“魏国公”）之重、范文正公（范仲淹谥“文正”）之廓、司马文正公（司马光谥“文正”）之笃，庶几尔。” 明·谢肇淛《五杂俎》评 明·谢肇淛《五杂俎》有曰： “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封“沂国公”）、李文正（李昉谥“文正”）、司马温公（司马光卒后追封为“温国公”）之相业，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赵忠定（赵汝愚谥“忠定”）之应变，韩魏公（韩琦封“魏国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程颢世称“明道先生”）、朱晦庵（朱熹号“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苏子瞻（苏轼字“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洪皓谥“忠宣”）、文信国（文天祥封“信国公”）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明·陈子龙《兵家言·序》评 陈子龙《兵家言·序》有曰：“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 明末清初·王夫之《宋论》评 明·王夫之《宋论》有曰： “（韩公）内无可援引之后妃，下无可居闲之宦寺，则即有奸邪，亦不能挟以为名而相忮害。为仁由己，岂袭义者之所可与于斯乎？” “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赋，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 “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 清·朱轼《史传三编》评 清·朱轼《史传三编》有曰： “宋自李迪既贬、王曾没后，在位者率多因循固宠，罔顾国家之虑。及至元昊发难，契丹败盟。大敌在外，而草窃潜兴。师徒不振，而征敛日繁。当是之时，宋事几殆，非琦（韩琦）与范（范仲淹）、富（富弼）共起而安定之，虽吕夷简之智，亦安所施哉？ 迨嘉祐、治平之间，遭遇仁、英二帝，独相者七八年。兴贤举能，修政立事。教养之风，法三代之遗意。向使继其后者，绍休遗绪，升平可致……躬定大策，遭时之难。志不舍命，卒能调和两宫，安宁社稷，自古未尝有也。始于筦库，终于罢相，历郡事无巨细，动为世法，故详录焉。”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曰：“琦历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 现代综评 在韩琦为相的10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他守成多于创业。 但这与北宋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关，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祠祀 配享 北宋，韩琦卒后，配享英宗庙庭。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韩琦与历代功臣40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清·咸丰（1851－1861年）初，韩琦配享北京“孔庙”。 安阳“韩魏公祠” 韩魏公祠，又名“韩王庙”、“韩忠献公庙”、“魏公祠”，位于安阳（古称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老城内东南营街东段北侧（今文峰区文化路）。 “韩王庙”现有大门、仪门、大殿、前后厢房4座。在东、西配房内设有韩琦生平展、石刻展。 2013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沿革 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诏韩琦复知相州；就任未满3个月，徙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韩琦去后，熙宁（1068年）间相州人于其故居“昼锦堂”旧址上为立生祠。（参见上文“知相州·建“昼锦堂”） 金·贞佑（1213—1217年，即南宋·嘉定六～十年）间，韩琦生祠毁于兵火。 元·大德二年（1298年），相州人于生祠原址重建立像，改称“韩魏公祠”。 明、清两代均曾修葺。 大门 “韩魏公祠”大门面阔3间，中间1间出入，两侧开窗。 门楣上悬“韩魏公祠”匾额。门联：“亦将亦相，不羞世圃秋容淡；又文又武，且翰黄花晚节香。” 庭院 进了大门，是一个不大的庭院，院中立有2块石碑，碑文已经剥蚀不清，大概是明、清时期重修“韩魏公祠”时立的记事碑。 大殿 进了二门是大殿，系清·康熙三年（1664年）推官毛际可主持重修。 大殿前带月台。 大殿为单檐悬山顶绿琉璃瓦覆盖，琉璃瓦沿边和中心点缀；面宽3间，长10.8米，深9.6米，高7米，山墙厚0.5米，有4根上角石柱，柱高3.15米，额有花卉彩绘。大殿仍保持元代大梁顺弯就势的梁架结构，草栿造，斗拱为双下昂五彩斗拱。 殿内塑有韩王（韩琦）像和童男童女两侍人像。 殿上挂有光绪帝所题“适时济物”和慈禧太后所题“器博道闳”，系“庚子事变”（光绪廿六年，1900年）后，光绪廿七年（1901年）两宫由西安回銮，路过安阳时题写。 东、西厢房各3间，长8米，深4米，高5米。 碑亭 祠内有“碑亭”。 “碑亭”内立有《昼锦堂记》、《荣事堂记》、《醉白堂记》、《重修宋·忠献王昼锦堂记碑亭记》4块古碑。为保护古碑，管理部门在“碑亭”四周建有砖墙，将4块石碑全部封闭在里面。 其最著名者为《昼锦堂记》碑。原碑刻于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由相州知州赵良规所镌立，高2.73米，宽1.21米，厚0.27米。碑文为楷书，18行，每行39字，由北宋·大文学家、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撰文，端明殿大学士、尚书礼部侍郎、大书法家蔡襄书丹，尚书刑部郎中、知制诰邵必则篆额，世称“三绝碑”。 元代重镌立，并在碑阴刻有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撰文的“北京韩魏公祠堂记”，因亦称之为“四绝碑”。（参见下文“祠祀·大名府“韩魏公祠”·元丰七年司马光撰《韩魏公祠记》”） 大名府“韩魏公祠” 魏县人为立生祠于“熙宁禅院” 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年底，韩琦自相州徙判大名府、充河北安抚使，兼北京留守。熙宁六年（1073年）还判相州（今河南安阳）。 韩琦既去，大名府魏县人为韩琦立生祠于“熙宁禅院”。（魏县，北宋属河北东路大名府。今属河邯郸市，东与大名县相连，南临安阳县。） 北宋·王岩叟《韩魏公别录》载：“魏人立生祠于‘熙宁佛寺’，仪形宛然。每公诞辰，士女焚香于堂，小民献技于庭者，终日不绝。”熙宁八年（1075年）韩琦在故里相州离世，“魏人之来赴者甚多，而就哭于祠下者尤众。” 元丰七年司马光撰《韩魏公祠记》 韩琦离世9年后的元丰七年（1084年），66岁的司马光在洛阳修完《资治通鉴》，大名百姓特意赶到西京，请司马光作《韩魏公祠记》，镌碑立在“韩魏公祠”中。 司马光《韩魏公祠记》在自谦之后，曰：“顾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谂之，故不敢辞。” 司马光《韩魏公祠记》对韩琦评价曰： “爱民如爱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悯其劳忘己之劳，未几，居者以安，流者以还，饥者以充，乏者以足，群心以和，岁则屡丰。” “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时者，魏人固知之矣。至于德及海内功施后世者，亦尝知之乎？…… 呜呼！公与狄梁公皆有惠政于魏，故魏人祠之，然其为远近所尊慕年时，虽远而不毁，非有大功于社稷、为神祇所相佑能如是乎。况梁公之功显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隐天下，或未尽知也。然则魏公不又贤乎？宜其与梁公之祠并立于魏，享祀无穷。” 今大名魏县的“韩魏公祠”及司马光《韩魏公祠记》碑早已无存。而到元代，司马光《韩魏公祠记》转刻在安阳“韩魏公祠”《昼锦堂记》碑之阴，立于“碑亭”中。（参见上文“祠祀·安阳“韩魏公祠”·碑亭”） 明代，大名人民又把韩琦奉入“五贤祠”，与唐·狄仁杰，宋·寇准、文彦博、欧阳修一同祭祀。 定州“韩魏公祠”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定州军州事韩绛在“文庙”西为韩琦立庙塑像，是为“韩魏公祠”。（位今河北保定定州市） 元·刘因在定州“韩魏公祠”前，以《韩魏公祠》为题，写诗吟诵： “定州古北门，作镇多英奇。如何郡学傍，独有韩公碑。 明·李东阳作《定州韩魏公祠堂记》，曰： “定州之有‘韩魏公祠’，旧矣。盖公帅于庆历（1041—1048年），卒于熙宁（1068—1077年）。至元丰（1078—1085年）间，州始建祠于学之西偏，塑公像而神事之。韩康伯、吕申公继帅，每释奠孔子庙毕，必率僚属弟子置祝设币，奠诸祠下。后数年，知安喜县（定州附郭县）冲规询公遗事三十条，绘于祠之庑间。公子忠彦继帅，遂成之。元祐（1086—1094年）间，从学正吕通等二千人奏以庙额，载诸祀典。逮于胜国，亦颇因之。 岁久祠坏，有司莫能治。 成化甲辰（成化廿年，1484年），知州裴侯泰建于孔子庙东，为堂四楹，高亢疏达，夐出前度，以岁春秋修祀事。学正吴经等遣诸生走京师请予记。 初，公为帅时，定州兵恃功作怨，欲噪于城下，公用军法勒习诛其尤无良者。士死战，则赙恤其家。京师遣卒戍保州，道路喧扰，公悉留不遣，以素教者代之行。岁凶河决，公责隄防材用，司农又出金币使民均售。民愈急，公给廪振乏，且分舍��粥活饥。民七百万。于是训兵劝农，置学建师，而定乃大治。当时西北多事，始诏魏公镇定，并用儒师。定之帅，领定、保、深、祁四州，广信、安渠、顺安、求宁四县，而定实居之。民之德公者尤深，故虽阅代历世，而君子以泽终不可喧也。然则堂而祠之，以附于御灾捍患，勤事定国之典，亦恶可少哉！ 噫！才之在天下何其难也！干力宣化之能，授之大任，辄挠?折鼎，而不能举庙廊经济之器，而亲民社、领钱谷，其于烛照数计之细，或有遗焉。故黄霸在颖川，治行最天下，而名以相损。蒋琬为广都，不治，诸葛武侯以为非百里才。魏公治州镇，德教滂洽，政令毕举，及佐天子安社稷，危疑嫌隙交集乎其前，担负调干，不动声气而天下定。《诗》不云乎：‘左之左之，君子有之；右之右之，君子宜之。’非公之贤，其孰能与于此？ 天下之名贤硕辅，必关乎气运。宋固多贤，程子独称公为间气，是其灵在天下，固有不随死而亡者。英（宋英宗）庙之配，昭勋之像，特一代之著耳。若其所统之故地，所驭之遗民，感慕尊奉，出乎其心者，公之歆飨昭格，亦能已于兹邪？ 公尝知魏州，魏亦有祠，司马文正公（司马光谥“文正”）为记，称狄梁之祠，记出李邕、冯宿以为愧。东阳何人，而敢为公役乎？裴侯勤民，有惠在州，景仰先哲，乃于心之同然者，是不可以不记。” 清·钱大昕也以《韩魏公祠》为题作诗2首： “宋家贤宰辅，屈指首韩公。将相三朝寄，安危一体同。 “两朝定策数安阳，晚节黄花独自香。何事裕陵亲政日，翻将国事付獾郎。” 泉州 忠献堂 传韩琦出生于泉州郡舍，后韩琦显，卒谥“忠献”，郡人石刻韩国华、韩琦像祀府中，名府治之堂曰“忠献”。（见上文《泉州人名录·韩琦·身世·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出生于泉州·出生地点·泉州郡舍说》） 生韩古庙 生韩古庙，又称“生韩宫”，位泉州晋江县云山铺（今福建医大附属二院鲤城院区）。明·万历（1573－1620年）间建，设韩琦像神牌以祀。今废。（详见上文“身世·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出生于泉州·出生地点·云山铺说”）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泉州治圃，南宋·淳熙（1174—1189年）间韩国华5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时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后废。 《泉州府志》载：“韩中令、忠献父子祠，祀韩琦及父国华。”并载有南宋·王十朋题诗和南宋·梁克家、明·李光缙、黄凤翔等人写的祠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j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十朋、梁克家、李光缙、黄凤翔》） 五贤祠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废后，改祀韩国华、韩琦父子于府治北泉州府城隍庙东侧“五贤祠”。（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儒道释寺庙·城隍庙·泉州府城隍庙》、《泉州专祠·五贤祠》）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4·学校志·名宦祠·附名宦专祠之祭·五贤祠》：“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指晋江县城隍庙）左，祀·宋郡守韩公国华、子魏国公·琦，赠仆射王公易、子沂国公·曾、朱文公熹。祠旁即‘小山丛竹’。” 附：韩国华、韩琦像赞题跋石刻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明·刘纯仁重刻的《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两石刻，今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 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写真赞》，系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欧阳修所撰，蔡襄书碑。（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襄》） 《韩琦写真赞》，系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南宋·乾道七年泉州知府汪大猷始刻】 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敷文阁待制、知泉州汪大猷，将其家藏韩国华、韩琦父子画像刻石于学宫“名宦祠”之右。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汪大猷》） 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为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北宋·著名文学家、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撰于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著名书法家、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书碑。（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襄》） 《韩琦写真赞》，为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所撰。碑面上韩琦遗像武冠珥蝉，有垂绅缙笏之度。 【明·万历廿卅年泉州知府刘纯仁重刻】 明·万历廿年（1592年），汪道亨由户部郎中出知泉州府，万历廿二年（1594年）主持修葺府“文庙”，倡议重刻韩氏父子像碑，“时初转臬司，行李久率，未果也。”（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汪道亨》） 万历廿三年（1595年），泉州府推官刘纯仁重刻韩氏父子画像并题跋，泉州知府程朝京为书像赞；刘、程的题跋和像赞均增刻碑中。泉州府学训导冯梦龙负责重刻韩氏父子像碑。（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程朝京》） 陈棨仁《闽中金石略》云：“魏公像泉有二石，此为明·刘纯仁以‘名宦祠’宋石重开者。” 【清·道光十五年泉州太守陈铣翻镌】 清·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泉州太守陈铣翻镌《宋忠献·魏国公遗像》。 陈棨仁《闽中金石略》云：“道光乙未，泉守陈氏铣复以刘本翻镌，有铣跋及周凯隶题‘宋忠献魏国公遗像’九字。” 杨清江编《泉州南建筑博物馆藏碑刻选》记，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泉守陈铣复刻《宋·忠献·魏国公遗像》，现置泉州开元寺檀樾祠。 先贤祠、名宦祠 韩国华、韩琦父子又奉祀于泉州府文庙明伦堂东“先贤祠”，后改名“名宦祠”。（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学校·泉州府文庙》） 附：宋·强至《韩忠献公遗事》 宋·强至《韩忠献公遗事》： “公自定武入为枢密使，时仁宗嗣位未立，公请置内学教宗子，建储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仁宗倦勤甚，势渐逼，更不暇置内学。每进对罢，即论‘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预立，以系天下心’。语日益深切，前后不可胜数。仁宗终无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顾公谓：‘朕亦有意多时。’时有二宗子尝育宫中，公乘其意动，急叩之，谓：‘二宗子陛下必亦自能见其孰聪明？知否可属大计？’仁宗以英宗为言，公即将顺以彼一人便若幽厉语更不及英宗（此句似有脱漏），乞降圣旨札子权判宗正司。后两府通签御札，张升太尉见之，惧，深罪公何不素议。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系社稷，陛下不可错。上徐曰：‘此事与相公经商量来。’升下殿至中书，又诘公，公曰：‘此甚入思虑来不错。’升退，公笑曰：‘若与之素议，岂不坏了事？’后英宗畏避不就职几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弥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视朝，慈寿（“慈寿宫”，指曹太后）摄政。疾每甚，即独召公责曰：‘相公自看取！’公谓不须如此，但服下涎药自无事。公尝药以进，英宗怒以药覆公，公徐进药而退。慈寿一日又独召公入，英宗疾甚，直视二王，谓公曰：‘何不立长君？此辈做不得，相公错也。’公退立，俱无言。慈寿一日又谓公：‘人皆谓错。’公曰：‘不错。’慈寿怒曰：‘文字满前后，虽大臣亦有言者。’公力开陈以为不然。卒能翼清，躬复大位，皆公力也。 英宗寝疾时，公一日进对罢，谓慈寿曰：‘上疾，须太后护视，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寿怒曰：‘相公是何等语！’当时同列皆谓太峻，退至中书，往往责公。公曰：‘诸君不思耳！两宫素相疑，彼又内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于权位，摇于阉官女谒之言，或有不测何以禁之？’众服其远识。后觇宫中，果调护日益加。上后疾愈，慈寿不肯还政，公每进对罢，即历陈前代母后之戒，惧位不可，久居必有祸，必尝观知之。后曰：‘妇人岂知观史！’慈寿色勃声励，前后以十数。他日复谓：‘若复辟后，礼数必有加不敢损，如不然，臣独当责。’慈寿曰：‘此言何足据？’慈寿一日忽谓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养疾，相公乃如此！’公乘机力陈：‘上前日出祈雨，应，万姓亦皆知上无恙，天人如此，不可不还政。’次日遂批出还政。英宗既临朝，公请加慈寿礼数，英宗曰：‘相公休奖纵母后。’公曰：‘慈寿也，始深不肯放，下臣诱以利害，动以祸福，仅能复辟。彼遗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鸡子之轻。’英宗尚迟疑，富公（富弼）在其旁飏言曰：‘何啻太山！’议遂决。即遂建‘庆寿宫’，岁时称圣躬万福，出入加仪卫焉。 人有以使永昭陵后。公不退为问者，曰：‘是时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寿怀二三时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珰小封亲札，谕英宗狂惑等事。问相公如何？公报曰：‘若言语无节，慈寿既云未定叠，未定叠人言何足怪！’他日复遣使见逼甚，公曰：‘只乞与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辈果不敢当，皆云候韩琦回。公是时既使回，且正内变矣。一日奏对罢，直论‘以为太后既无亲出子，上幸养在宫中久，先帝有诏与子，其于子母不为不顺，若更怀犹豫听谗佞，祸乱必由此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无子，不得不自认业。’慈寿由此语塞，不复出口。琦是时岂暇自顾进退之分！ 未几，英宗上仙，今上即位。一日遂恳辞位，上流涕，谓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尽持四方士人见责不退书开陈，以谓清议不容如此，岂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语。请益坚，他日忽宣谕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虚冢席以待。故除两镇，有‘衮衣待还’之语。公复进见，谓制语太过，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许，遂之相复移雍。上使谕之，只候西帅回召。既而召见，琦是时已知不可为，坚请还相，次改北门，事由此分矣。 仁庙疾，欲立英宗。时允弼最尊属，心颇不平，且有语。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亲王皆入后殿。国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亲王贺，次六军，次见百官。公是时先独召允弼入，称先帝晏驾，皇子即位，大王贺。允弼问：‘皇子谓谁？’曰：‘某人。’允弼曰：‘岂有团练使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诏。’允弼曰：‘乌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无礼！’左右甲士皆至，遂贺。次召诸亲王见，六军百官中外晏然。 英宗立数日，百官朝晡临两府，立殿两庑，上垂帘。英宗忽疾作，厉声大呼，谓杀某二府。愕视不知所处，公独投杖褰帘而入，见上乃疾作，非有他变。宫人壁后遁去，不敢前，公乃扶上呼左右翼入。时曾公（曾公亮）已下皆汗浃背，以事出不意也。 英宗初晏驾，急召上未至。英宗复手动，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远权知变如此。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谋变者，或告于公。公曰：‘事不成不过族耳，吾不惧也。’既而卒无事。 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奇出，可与有为。乃考寻中书祖宗御批，得百余番，俱缺落不完，补缀仅能识其字画，皆经国长算之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书之类编成十余轴。一日袖进，英宗一见之不斍，避御坐，是时同列皆谓公有不言教万乘事业。后上仙，公哭之恸，曰：‘何事不可为。’ 今上初即位，慈寿一日送密札与公，谕及高后与上不奉事，意有为孀妇作主之语，仍敕中贵俟报。公但曰：‘领圣旨。’一日，入札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临后上殿，意他公莫与。既见，谓：‘官家不得惊，有一文字须进呈，说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寿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属之亲，加意承奉，便自无事。’上曰：‘谨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宫中密烧之，若泄则谗间遂开，卒难以合。’上唯唯。后二宫相欢，人莫能窥其迹。 仁宗灵驾欲到永昭陵葬，且有日。道路妄传皇堂栋损，有司惊骇不知所出，公至郑始闻。时诸使见公钩公旨，皆欲不问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损，当易之。若违葬期侈所费，此责犹可当，亦无可奈何；若苟且掩之，后有坏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当责！’一坐为之叹息，服其不苟处事，必尽识且及远。既到，皇堂栋乃不损。 太宗、真宗尝猎于大名之郊，赋诗数十篇，贾魏公[贾昌朝，字子明，北宋真定府获鹿县（今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人。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事，封“魏国公”]时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诗藏置于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请打石本以进，公沉念，谓其诗有卫（卫青）、霍（霍去病）为鹰犬及有复山后之意，恐益启之，遂止。后子华守北门，首献焉。 有问公以郭达，众人皆谓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专，须还他主人。若用人，是则将顺，非则开陈，何谓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质在西府，公谓：‘质固得，但二府论道经邦地，使一黥卒处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业为中外所伏，一旦居此，议论卒纷然而去，爱之适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则用郭达，某之以郭达粗胜质。’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见诬，以引往年之厮役。又曰：‘此事唯赵少师知之。’是时同议以为太躐（“躐”：义“过”，指“越级上升”）等，当近下安排名目，遂有‘同签书’之号。 公尝言：‘范公一日见王沂公，谓宰相当显拔人物，为朝廷用，自丞相当国，明公门下未见一人。沂公曰：「司谏不思耶！若恩尽归己，怨将谁归？」范公恍若自失，退语公曰：「真宰相器。」’ 公论近世宰相，独许裴 晋公，本朝惟师服王沂公。又尝云：‘若晋公点检著亦有未是处，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晋公何事，恨未闻之。 或问公威克、厥爱、允济如潞公，临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后济者，亦是也。’然有不须威而能济者，观公意，岂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人谓雕鹗，百鸟望而畏之；鸾凤百鸟望而爱之。其服则一，其品固相远矣。 公尝谓：‘大臣以李固、杜乔为本，其弊犹恐为胡广、赵介；以胡、赵自处，其弊可知也。’此可以见公出处大节之本。 公尝谓：‘处事不可有心，有心则不自然，不自然则扰。太原士风习射，故民间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时，不禁亦不驱，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备于其间。后宋相继政，颇著心处之，下令籍为部伍，仍须用角弓。太原人素贫，只用木弓，自此有卖牛置弓者，人始骚然矣。此盖出于有胜心也。’ 公尝言：‘真庙议配享，清议皆与，沂公不与，申公诚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顷时丁（丁谓）、寇（寇准）立朝，天下闻一善事，皆归之莱公（寇准爵“莱国公”），未必尽莱公也。闻一不善，皆归之晋公（丁谓爵“晋国公”），未必尽出晋公也，盖天下善恶事归焉。人之修身（养心）、诚意，不可不慎。’公谓沂公为相，论其事则无可数者，论其人则天下信之，为贤宰相，其品何如！ 公谓申公为相，以进贤自任，恩归于己，时士皆出其笼络。独欧、范、尹旋收旋失之，终不受其笼络。公谓挺然忠义奋不顾身，师鲁之所存也；身安而后国家，可保消息盈虚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问二公孰贤？公曰：‘立一节则师鲁可也，考其终身，不免终亦无所济。若成就大事以济天下，则希文可也。’ 公谓论性之极不可变。君子慎言恐废其学，然学者要在随其性以修，至于成德，皆可入圣。若不揆性而远求，恐其反丧本，终亦无所至，不可不知。 公谓务容小人，善恶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欧、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党亦起及其极；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诸公斥逐，独公安焉。一日王君贶见公，谓稚圭不如拔出，彼党向这下来。公曰：‘琦惟义是从，不知有党。’君贶不悦而去。后扶持诸公复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如此。 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一日求质于公，公指数事为非：其一，太祖时尝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潜伺鬟方酣寝，刺杀之。公曰：‘此岂可为后世法？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清识。 公执政台谏，有言诉不当理，或涉浮薄害风教者，皆密封之，终不示人。吕诲、赵瞻濮园得罪，御批与广南别驾，公力陈与善地，以来言者，人谓公性根有仁义。公平日论时望诸公，皆不以经纶许之，谓才器须周可当四面，入粗入细乃经纶事业，今皆只可当一面才也。 公在相台作《久旱喜雨》诗，上句言‘云动风行雷雨作’，解之事断句云：‘须□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似无。’人谓此真做出相业也。 公在北门，重阳燕诸漕于后园，有一诗一联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公居常谓保初节易、保晚节难，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诗一联云：‘危石盖深盐虎陷，老松擎重玉龙寒。’人谓公身虽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为诗用意深，非详味之莫见其指，皆此类。 刘御药好收古画，多求诸公。跋尾数策上有金书，字悉上笔，余三策，公卿多题于后。刘到北门宣公，出画策，谓独未得公数字为恨。公题云：‘观画之术无他，惟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绝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即下矣。持吾说以观刘氏之画，其可逃乎哉！安阳蠢叟病中题。’（时公坚请宣相，上使刘问）人谓此术不独可观画，亦可观人物也。诸公题皆论一时，公独兼之。 有问彦升材品于公者，公曰：‘戆直而且忠于人，然过涉灭顶，非伊分上所有。’或问之为其胆力薄，公平日谓：‘成大事在胆，未尝以胆许人，往往自许也。’ 或问君实、晦叔天下所属望，他时入用何如？公曰：‘才偏规模小。’问晦叔平日，曰：‘今日乃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诚，往往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观其人如何，随分数放之耳。’谓公待人诚则皆诚，但有深浅以明济之也，岂可以为小人不待以诚耶？皆叹以为不可及。 公平日奖进人物极博，至心许者不过一二人，多是与人长、忘人短而用之。人谓太滥，其实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门，一属官小有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谓公真许之。他日或问，公曰：‘某人但爱任术，所为不惇笃。’大中其弊。 公为陕西招讨时，师鲁与英公不相与。师鲁于公处即论英公事，英公于公处亦论师鲁，公皆纳之不言，遂无事。不然不静矣。 公论：‘为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变为难。计日计月而为之者，甚多矣。’ 公语：‘小人害君子，如蜂虿之毒，物违之正。使不能加诸人，可谓善处矣。’ 公云：‘临事若虑得失，当札定脚做。更不移，成败则任他，如此方可成务。’又云：‘孤忠每赖神明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诚自信如此。 孔嗣宗任河北宪司农，召议役法，别公请言，不答，请益坚。公曰：‘故旧不当无言，此行但为河北说，得些众人不敢道底意思足矣。’嗣宗临上马，又曰：‘富贵易得，名节难保。’嗣宗归，不怿者数日，终不能自已。吴长文子璟素以坚挺有器节称，公亦称之，及幕府有阙门下，有以璟为言者。公曰：“此人气虽壮，然包蓄不深，发必暴且不中节，当以此败。’置而不言。不逾年，璟败，皆如其言。 赵君锡被召，别公请教，公曰：‘平日之学正为今日，此若不错，余不错矣。’终不语及他事。又请云：‘若上问某事，以何对？’公曰：‘此则在廷评自处。’ 李清臣平日于公前多论释氏，贵定力，谓无定则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后朝廷降斥异论者，李进取颇持两端，公因书开之曰：‘比来台阁斥逐纷纷，吾亲得不少加定力乎？’公之善喻人如此。 公言狄青作定副帅，一日宴公，惟刘易先生与焉。易性素疏讦，时优人以儒为戏，易勃然谓‘黥卒敢如此’！诟骂武襄（狄青谥“武襄”）不绝口，至掷樽俎以起。公是时观武襄气殊自若不少动，笑语温然。次日武襄首造刘易谢之，公于是时已知其有量。 李师中为布衣，父坐镇戎退阵当斩。公驰至镇戎，以贼众我寡非诸将罪，且欲戮其为首一人。师中父在贷中，方请于朝，会师中赴南宫试，遂上书论。公募民为兵，往应，贼大扰，乞斩公以谢陕西。既不行，后有疑公心，执政有请勿害师中者。公笑曰：‘彼是时以子救父，岂可加罪？’人闻之，咸服其公恕，然而师中终未之信。后擢为两制，师中方愧服，且深谢之。 公兄为泰倅（“倅”：副职），孙元规（孙沔字元规）为司理，当荐之；公遂拜元规书问，未尝逾时不讲。后公为西帅，兵败，元规领言责，深议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帅，少责即复，自此元规慊公，书问遂绝。公一日以书问元规：‘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尝荐而后见攻，此乃韩厥之举；若某当言责亦不为，元规隐此何待？某之不广，愿公勿疑。’元规亦疑之，终不讲书。公秉政，颇以公有害己心。后起废为庆帅，元规过阙，乃泣见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公之德量也。’（按：韩厥：姬姓，韩氏，名厥，亦称韩献子，为春秋·晋国·公族，晋国卿大夫。） 公与娄澈有旧，数到大名干公，公待之厚。或以澈为公言者，但曰：‘人材难全。’ 公以恩及人，无求德心，故所及者广，所感亦深。平日非不知人之欺，终不别白，能受其欺。贱官因事争于前，每及己之误，即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已为是。若禀事，尝讦触非而却之，异日复禀，终不以前日芥蒂置于心，亦惟是从之。 公因论退，日处去就之难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闻新执政用一人，叹曰：‘放上则易，放下则难。’公尝戒人不可以任性，当临事有所裁处，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王曾谥“文正”）母弟傲不可训，一日逼冬至，祠家庙，列百壶于家堂前，弟皆击破之，家人惶骇。文正忽自外入，见酒流满路不可行，公无一言，但摄衣步入堂。其后，弟忽感悟，复为善，终亦不言。 公因语章相（章惇）在北门颇姑息三军。公曰：‘御军自有中道，严固不可，爱亦不可。若当其罪，虽日杀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言富公（富弼）为郓倅，沂公作安抚使，一日谓富公曰：‘即日当某位。’富曰：‘不敢当。’沂公曰：‘然进则易，退时难。’公言：‘仁庙御批「朕曰：韩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议人望之所归，凡所议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协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与公，今尚存也。’ 公在相（相州），举答诏文字与孙贲。贲谓臣不密则失身，莫且当孙顺。公曰：‘事至此，忠臣义士亦不顾。若顾之，言不可出口矣。’ 公谓：‘小人不可求远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当求其处之之理，知其为小人。以小人处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则自小矣。人有非毁，但当反己是不是，己是，则是在我，而非在彼，乌用计其如何。’ 公言：‘始学行己当如金玉，不受微尘之污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无容矣。’ 公谓：‘忠义之心人皆有之，惟其执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世人。’ 彦博（文彦博）在西京府，人有以魏公进退讽潞公（文彦博封“潞国公”）者，潞公曰：‘彦博岂可以望韩公！韩公地位别，某则有些粗材，蒙朝廷擢备两府耳。’人颇与潞公自知之明也。所以欧公（欧阳修）平日少许人，惟服韩公。尝因事发叹曰：‘累百欧阳修不足望韩公。’ 公谓欧（欧阳修）与曾（王曾）同在两府，欧性素褊，曾则龌龊，每议事，至厉声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问，俟其气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公谓：‘大凡使人为善，须就其性中做；性中若无，虽强之终不能从。’ 公谓：‘刘家今虽少淹，异日反正，当作第一、第二等人，然更且固穷保名节。’ 公曰：‘勇且习石曼卿（石延年，字曼卿、安仁，号芙蓉仙人，宋州宋城县人（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直方外之士。’ 定（定州）卒恶米陈，执筹不请。公为帅，驰入仓，郡卒前诉。公怀中出一裹，曰：‘某亦请此米，朝廷置此米一斗价八镮，今虽陈下，亦不失四镮，适皆自汝扇摇。’公命戮数卒于前，公嶷然不动，一军股栗。公平日恂恂如不能为，临事制变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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